简介
“现代人小丛书”的作者是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或问题出发，向公众提供面对后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基本知识和批判性思考。
画地为牢 莱辛回望20世纪，回顾她这一生，看到的是一系列大型群众事件、情绪的舞动、狂热的党派热情连绵起伏。这些事情的不断上演使我们无法理性思考。 在本书中，莱辛阐述了作为人类的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如何频繁地受到人类野蛮本能的控制？心理学的进展和科技的进步又如何被专家们利用，变成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诡计？我们如何沦为群体意识的囚徒，一再重复党同伐异的历史？ 透过分享她的生命经验、政治生活、思想历程，以及对于社会的敏锐观察，结合最新的心理学实验、有趣的历史掌故，莱辛为这个分裂的时代绘制了一幅肖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世界和自身的可能性。
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 20世纪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导致“历史的终结”。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本书作者珍妮弗•韦尔什立足国际局势最新变化，回应并反驳了福山的这一著名论点。韦尔什指出，21世纪的世界并未如福山所预言的一般，成为自由民主的开放世界；战争与难民、政治与经济的国际角力、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本书促使读者重新审视自由民主的历史，并引导读者思考以下问题：如果历史正在回归，它具有怎样的当下特色？人们正如何使用历史？自由民主是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我们应如何促进自由民主的发展？
技术的真相 技术是什么？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技术的进步是否让世界更加美好？在本书中，厄休拉•富兰克林为我们揭开了技术的真实面貌。在富兰克林看来，技术远不是齿轮与传输器的总和，而是一个系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改变了我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还强迫我们重新定义力量与责任的概念。与传统上的技术解放人类的观念不同，富兰克林认为技术从未像它允诺的那样解放劳动力，而且很可能将我们引向一个命运未卜的未来。通过将技术视作一种实践、一种催化剂、一种媒介，以及最重要的，一种体制，富兰克林全方位地展示了我们生活中的技术，以及技术带来的服从文化。
无意识的文明 法团主义曾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基础而臭名昭著，但它并未随着法西斯的溃败而灰飞烟灭。本书作者提醒我们，我们仍生活在一个法团主义社会中，民主政体仅仅是其软装饰，合法性与专家或利益群体同在：在数以万计的公共和私有的法人团体中，我们作为一个顺从者而存在，卸下对社会的责任，跳入顺从者所喜爱的无意识状态，去拥抱每种意识形态都会提供的被动的必然性。 从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经济领域，索尔全方位勾勒了一种落入法团主义之手而不自知的文明：权力的语言如何被设计来阻止交流？个体的合法性怎样被否定和破坏？市场、技术、全球化和金融如何被牢牢掌握在管理阶层手中？技术官僚管理和技术官僚投机把我们拖入了怎样的危机？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索尔使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操控保持警醒，并提供了一种抵制从众性、被动性和必然性的可能。
部分摘录：
曾经有一位受人尊敬、十分富有的农民，他有全国上下养得最好的畜群，大陆南边的农民都来向他讨经验。这故事发生在南罗得西亚，也就是现在的津巴布韦，我长大的地方。时间是在“二战”后不久。
我与这位农民及他的家人相熟。他祖上是苏格兰人，所以决定从苏格兰引进一种十分特别的公牛。当时科学还未发展到能将配种小牛犊打包从一个大陆寄到另一个大陆的地步。这小野兽没过多久就运来了，当然是通过空运，它受到了由农民、亲友和专家组成的迎接委员会的欢迎。为了它，农民花费了一万英镑。我不清楚现在的情况如何，但在当时，这对一个农民来说是一笔极大的开销。小公牛得到了一个专门为它打造的牛棚，它是一头结实的、令人惊叹的动物，表现得十分活跃。据说，它喜欢被人挠后脑勺的部位，但挠痒者得离它一定的距离，站在围栏外拿一根长棍挠。它有专属的牛倌，一个大概12岁的黑人男孩。一切都很顺利，很明显这头公牛将成为一整群达到要求的牛犊的父亲。它一直能吸引游客前来观赏，这些游客会在周日的下午开车过来，站在牛栏外，对着这头惊人的野兽啧啧称奇，毕竟它看起来强健无比却又十分温顺。但是不久后，这头公牛毫无征兆、难以理解地杀死了它的牛倌，那个黑人男孩。
人们举行了一场类似法庭审判的活动。男孩的家属要求赔偿。他们得到了赔偿，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农民决定屠宰这头公牛。事情传开了，许多人到他跟前来为这头无与伦比的野兽求情。毕竟，公牛是会突然发狂的，这是天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小牛倌事先也被警告过，一定是他没有小心看管。很明显，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杀了它，所有的努力，所有潜在的可能，更别提已经花费的资金，都付诸东流了——何苦呢？
正像我说的，这位农民可不是什么无知者和土包子。此外，他和他那一类人——居于统治地位的白人小群体——一样花大量时间责骂生活在他周边的黑人，认为他们原始、落后，信仰异教，诸如此类。
但他所做的事——因为一头动物犯下恶行而判处它死刑——却能回溯到人类历史的远古时期。太过久远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它的源头究竟在哪儿，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始于我们尚不能完全区分人类与动物的时候。
朋友和其他农民婉转提出的建议都被农民的一句话简单回绝了，“我知道如何分辨善恶，谢谢你”。
我还想讲另外一个事件。在“二战”快结束时，有一棵树被人们判处了死刑。这棵树与贝当将军有联系，后者曾是法兰西的拯救者，后来却成了法兰西的叛徒。贝当被捕时，这棵树也以通敌卖国罪被庄严地宣判并处死。
我常会思考这些事件：它们代表了那些似乎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淡去意义的事情。无论何时，当事情进展平稳——我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活动——一种可憎的原始主义就突然涌现出来，人们回到野蛮状态。
这就是我想在本书前五篇文章中谈论的东西：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我们有多频繁、多深入地受到自己野蛮过去的控制。有时，我们似乎毫无出路，我们急速地收集关于自身的知识——太急速了以至于没有完全吸收——不仅是关于作为个体的自己，还有群体、国家，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自己。
在这样的时代，光是活着就够让人恐惧了，我们甚至无法将人类视作怀有理智的生物。从天到地，我们看到的都是残忍和愚蠢，直到这世上再也瞧不见其他事物，只有——我们已无法制止的无所不在的野蛮状态。然而，尽管我认为确实存在一种普遍的恶化，但恰恰是因为世事之骇人已使我们过于沉迷，以致忽略——或者说没太注意——一种同样强大的反向力量，简而言之，就是理智、正常与文明的力量。
当然，我知道当我说出这些词语时，一定会有人低声咕哝：“啥？这女人一定疯了，才会在我们身处的这一团乱麻中看到好的东西。”
我认为，恰恰只有在评估我们自身行为的过程中，才能找到这种正常，就像我们审视那个处死动物以令其赎罪的农民，或者那些审判并处死一棵树的人。我们有这样的武器来对抗这些巨大而强盛的原始本能：从另一个视角来观察我们自己。其中的一些视角非常古老——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古老。“应该用理智来掌控人类事务”的要求一点都不新鲜。举个例子，在做另一个研究的过程中，我偶然读到了一本印度古书，它有2000年的历史了，是一本关于理智管理国家的指导手册。其中的指导出色、明智而充满理性，与我们今时今日所能想到的别无二致；即便拿我们现在的公正标准来看，在这本书的指导过程中，公正也从不缺席。我之所以提起这本书，是因为它虽然看上去难以想象地古老，它都说自己是一系列讲述同类主题的古籍中最新的一本——顺便说一下，这本书叫“治国安邦术”（Athásàstra），由一个名为考底利耶（Kautilya）的人所著，很可惜的是除了在专门的图书馆以外，你很难接触到这本书。
说起来，这绝不是一件让人感到乐观的事，相反，它让人感到前路暗淡，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我们都知道如何完美地管理一个国家，却毫无建树；但是，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则更为精细复杂，更为深远，比古代人所知的多得多，比这几千年来人们所知的总和还要多——而这也是我说此番话的重点。
如果我们将自身所知付诸实践……但这正是问题所在。
我认为，当后人回望我们，他们对一件事的执念会超过其他任何事，那就是——我们对自身的认知的确超过往昔，但其中没有多少知识被运用到实际情境中。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大爆炸的确发生了，但这些信息的出现正是由于我们客观审视自己的能力仍处于“幼儿时期”。这与我们的行为模式相关。这些成问题的科学有时被称为行为科学（behavioural sciences），它们主要探讨我们在群体中以及作为个体是如何运作的，而非我们喜欢怎样去思考我们的行为和运作，后者往往更讨喜。这些科学在观察人类自身的行为时试图做到如同在观察另外一个物种。这些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正是我们能超然于自身、冷静地审视自己的结果。如此这般的信息有千万种，大学、研究所和富有天赋的普通人莫不通此道理，但我们掌控自身的方式仍未改变。
我们的左手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我们的右手在想什么。
这就是我认为现阶段的我们身上能被看到的最独特的东西。而后来者定会对此感到惊讶，正如我们对先人的盲目无知与冥顽不灵感到讶异一样。
我花了不少时间来想我们的后来者到底会怎么看待我们。这并不是一个无聊的兴趣，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尝试，试图强化“他者之眼”（other eye），用它来评判我们自己。任何一个稍微读过一点历史的人都会明白这样一种激昂而强大的信念：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总是会觉得上一个世纪荒诞又离奇。我们从未像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那样看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经历的都是大众情感和社会条件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我们几乎不可能与这一影响相分离。通常，大众情感都是那些最高尚的、最优秀的和最美妙的情感；但在一年之间，五年之间，十年之间，五十年之间，人们会开始问，“他们怎能相信那玩意儿？”因为，套用一句俗话，终要发生的事件也终会把上述大众情感“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我的同代人经历了多个充满暴力的反转，我只说说其中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苏联被希特勒入侵并成为民主国家的盟友时，这个国家在大众心中颇受优待。斯大林被亲切地称为乔叔叔（Uncle Joe），就好像是普通人的好朋友，苏联成了一片充满勇气和自由精神的土地，共产主义则是苏联公共意志的有趣显现——我们甚至应该向他们学习这一套。这一切持续了四年，然后突然——好像就是一夜之间——事情完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前面提到的态度全都变成错的，是背叛祖国的，是对所有人的威胁。那些前阵子还谈论乔叔叔的人，就好像啥都没发生过似的，突然说起了“冷战”的那一套话语。一种极端的、感情用事且十分愚蠢的、由战争供养的必需品，被另一种极端的、不可理喻且仍是十分愚蠢的必需品所取代。
经历过这样一种反转，哪怕一次就足够让你永远对大众心理持批评态度。
我认为，作家天然就更容易从大众情感和社会情境中脱身。那些持续审视与观察的人成了他们所审视与观察之事物的批评者。瞧瞧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笔下的那些乌托邦吧，摩尔的《乌托邦》（Utopia）、康帕内拉的《太阳城》（City of the Sun），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巴特勒的《乌有之乡》［Erewhon，书名就是“无处”（Nowhere）的变位词］，以及所有由科学与太空科幻小说作家——我认为二者源于同一传统——为我们可能的未来所谱就的不同蓝图。这一切当然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因为你无法在真空中写出一个乌托邦。
我以为，小说家能为其他公民做出多种表率，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使我们像别人看待我们那样来看待自身。
当然，在极权社会，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作家不被政府信任。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这种职责，亦即批评的职责，是不被允许的。
我顺便也在一般意义上把每个国家的作家视为一个整体，几乎视为一种“有机组织”，这一有机组织经由社会而演变，成为检验社会的一种手段。它因时代不同而各有差异，并不断变化。可以预测的是，其最近一次的演变是朝向太空与科学幻想的，因为人类正对太空研究“着了迷”，而且从历史上来说，我们直到最近才掌握了“科学”这一能力。这一有机组织必然需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它并不能产生自我意识，自觉为一种有机体、一个整体，但我认为不久后它便会发展到这一步。世界正成为一个整体，而这能让我们所有人将许多不同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社会所共有的部分。如果你把作家群体看作一个阶级、一种层次、一条线索，举世皆然，各有变化，但又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它便与由奖项之类的东西所培植出的疯狂竞争毫无关系。我认为，无论哪里的作家皆是彼此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受社会影响而演变出的职责的一部分。
作家、书本、小说，本应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我不认为人们对作家、文学的态度能够反映这样的作用，至少现在还没有。
小说应该和人类学著作摆在同一层书架上，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这样说过，他是一位人类学家。作家对人类的境况持续发表意见，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主题。文学正是我们实现用“他者之眼”——这种分离式的自我观察——来审视自身的有效途径之一，历史则是另一种途径。然而，年轻人越来越不这样看待文学和历史，不把它们看作不可或缺的生存工具……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