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国家的视角》 美国著名学者斯科特的经典著作，饱受读者和学界欢迎和好评的译著，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这部著作中，斯科特以其独特的人类学视角和方法揭示了国家在面对自然和社会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上而下重新设计的逻辑，所阐发的见解发人深思，它对那些忽视项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忽视地方传统的国家发展规划进行了清晰而独到的分析，对各个国家的社会改革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 本书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发达国家是如何真正变富的，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本书是韩裔英国教授张夏准博士的代表作，论据充分，资料翔实，对于中国改革30年后思考发展战略有重要参考价值。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切实际地幻想得到发达国家的真诚帮助，而发达国家则处处遏止发展中国家登上发达的台阶。 《权力及其逻辑》 政治关乎权力与抉择。谁若想理解乃至掌握政治，就必须知晓权力背后的逻辑。对每个人来说，只要不做隐遁避世的自我放逐者，权力就与你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本书作者有着20 余年在欧洲政治咨询领域广泛而深入的经验，熟悉权力运作的竞技场，对权力的实践有着敏锐和深刻的洞察。本书以哲学的高度，围绕权力的本质、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权力的行使，对西方政治实践中的“权力”从基础理论到具体策略和工具做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阐释，为读者提供一个诚实、客观，且全面了解西方权力理念及具体操作的观察视角。 《经济情操论》 在对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充满智慧的重构中，艾玛·罗斯柴尔德重新阐释了伟大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真正的经济和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影响。作为经济史、政治思想史的一个基准，她的书揭示了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根源以及这一思想和一个喧嚣世界中的政治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系。 《贪吃女王：维多利亚的饮食与王室秘辛》 在英国大幅扩张领土的维多利亚时期，维多利亚女王的饮食与英国国势紧密关联。作者以个人日记、当代畅销书、王宫工作人员的工作札记，甚至禁书等为基础，展现食物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关联，以及王室饮食如何影响英国，甚至世界历史。 《古埃及女性：从生命女神伊西斯到末代女法老》 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中，法国著名古埃及史学家克里斯蒂安·雅克讲述了若干声名赫赫的人物，例如哈特谢普苏特、纳芙蒂蒂、克利奥帕特拉等女法老，还呈现了很多普通古埃及女性的故事，她们的名字虽然不为人熟知，却同样闪耀着自由的光芒。在克里斯蒂安·雅克极富才华和热情的讲述下，所有女性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是伊西斯女神的后代。伊西斯是古埃及最重要、最强大的神，掌握着死而复生的秘密，因此古埃及女性才有了超越时代的地位。即便是现在，这本书依然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 《敢于不同》 《敢于不同》是基于作者对50位精英人物的访谈写成，旨在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一生中能够取得比其他人大得多的成就。本书带领读者回顾了过去150年的文化和商业历史，从淘金时代的加州到战时的柏林和现代硅谷，从沃尔特?迪士尼到阿尔瓦立德王子，从洛克菲勒到奥马哈的巴菲特……本书要呈现的是成功人士的与众不同之处：对目标百分之百专注，视问题为契机而非绊脚石，愈挫愈勇，信心昂扬，以诚实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敬等。 《成功说》 《成功说》是一本鼓舞人心的纲要性的书，里面收录了百余条格言，以及结合实践对其展开的评论。本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人性化的编撰和评论。它鼓励读者不必追求完美，只需亲自动手，在实践中不断进步与提高，最终必会取得成功。这本书不是专业的学术文献，也非狂热的自我激励手册。相反，它采用一种自我批判的态度探询这些名言金句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从这些经典智慧中获益？哪些价值观可以真正带来影响？ 《特斯拉模式》 本书详细研究了特斯拉的商业模式，以及如何将其应用到其他公司现有的制造和生产策略中，深入分析了特斯拉主义的七大原则，回答了当今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企业应该采用哪种发展战略、生产模式、管理与组织系统？如何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找到持续增长点？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其他行业与组织是如何运用特斯拉模式的……在本书中，作者通过深度揭秘、现场走访，提供了金佰利、赛威传动、通用电气、博世集团等案例，并结合其他企业家的亲身经历，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我们将对特斯拉模式的定义、应用以及未来生产方式的转型有更多理解与思考。 《幽灵帝国拜占庭：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传奇旅程》 2014年，理查德·菲德勒带着儿子乔伊完成了一次伊斯坦布尔之旅。着迷于拜占庭帝国光辉灿烂又丰饶复杂的历史，围绕着传奇城市君士坦丁堡，菲德勒在旅途结束之后写下此书。于是，读者得以窥见拜占庭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故事，包括文明的冲撞，帝国的陷落，基督教的兴起，复仇、贪欲和谋杀。随动荡故事同时展开的，则是父子间关系的悄然转化。历史、回忆与感受相互交织，犹如教堂墙壁镶嵌的马赛克图画，异彩纷呈。拜占庭帝国的盛衰，与君士坦丁堡这座大城的沧桑变迁，均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古罗马的日常生活：奇闻和秘史》 从公元115年的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开始，阿尔贝托?安吉拉（Alberto Angela）引领读者在古罗马城进行一次非凡的探险之旅。此时罗马帝国正处于权力的顶峰。帝都罗马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都会。从富丽的多穆斯到拥挤的公寓大楼，从嘈杂的罗马集市到宏伟的帝都浴场，巴西利卡中的唇枪舌剑，斗兽场里殊死拼杀，罗马人的酒会、游戏、习俗、禁忌，甚至隐秘性事，等等，均呈现在作者笔下。 《创造以色列历史的70天》 2018年是以色列建国70周年(1948年5月14日，联合国投票承认以色列建国)。在本书中，萨洛蒙·马尔卡回顾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70个日子。他以这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以色列这个自建国之日起就饱受战争侵扰的国家，其历史上或引人注目或意义非凡的关键日期。以色列的政治、外交、国际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艺术、社会、工业、生态学……都被作者重新审视。 《试毒小组：20世纪之交一位化学家全力以赴的食品安全征战》 在《试毒小组》一书中，黛博拉·布卢姆为读者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为争取食品安全立法，为完善食品监管，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公民利益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这些斗争的发起者和引领者是站在消费者一边的化学家哈维?威利。为了测验添加剂的危害性，威利招募志愿者，在农业部化学局进行人体试验，因此被称作“试毒小组”，正是通过以威利为首的各界人士的不断努力，1906年，美国首部《纯净食品药品法》才得以诞生。
部分摘录：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被公认为幼稚产业保护论之父。他认为，面对更发达的西方国家，落后国家如果不采取政府干预政策，特别是关税保护政策，就无法发展幼稚产业（也称新兴产业）。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6]（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首次出版于1841年。
李斯特在该书的开头部分用了很长的篇幅论述历史。事实上，他把这本435页的书中的115页用来回顾当时主要的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他调查的对象包括威尼斯（以及其他意大利城邦）、汉萨同盟城市（以汉堡和吕贝克为代表）、荷兰、英国、葡萄牙、法国、德国和美国等。
该书记述的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与我们已知的（或我们认为知道的）大相径庭。[7]特别是李斯特对英美两国（被视为自由经济政策的发源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尤其能给当代读者带来冲击。
李斯特指出，事实上英国是第一个对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加以完善的国家。在他看来，这正是大部分国家走向繁荣的背后原则。他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不相信幼稚产业保护论的人先学习一下英国工业发展的历史”[8]。书中，他对英国通向工业发展的成功之路做了如下总结：
大君主国（英国等）在通过自由贸易政策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就意识到，只有把制造业、商业和农业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最高程度的文明、国力和财富。它们认识到，新兴的本土制造业根本不可能与其他国家（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历史悠久的同行业在自由竞争中获得胜利……因此，它们便寻求通过采取限制政策、特惠待遇和奖励补贴等措施，把其他国家的财富、人才和企业精神引入它们本土。[9]
英国工业发展历程的这一特征与主流观点完全相悖。后者把英国描述成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勇敢地与主张国家计划与政府干预经济的欧洲大陆国家进行斗争，并最终通过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上的成就来证明其政策优越性的国家。
李斯特接着指出，自由贸易对于工业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来说是有利的（这正是他极力主张在德国城邦之间建立关税同盟的原因）。但对于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与当时很多主张赶上英国的人们一样，李斯特也认为自由贸易对英国有利，但对不那么发达的国家不利。当然，他承认自由贸易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商，但这是以损害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为代价换来的，久而久之，将严重危害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因此，在他看来，当时的英国政客和经济学家们大力鼓吹自由贸易政策的优越性，尽管披着“世界主义学说”的外衣，实则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值得详细引用：
一个人在到达伟大的顶峰之后，会采取一种常见的聪明手段，即把自己攀高时的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Adam Smith）倡导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与他同时代的伟大的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及其在英国政府里的后继者们的世界主义倾向的秘密也在这里。
任何国家通过保护性关税政策和海运限制政策等，使本国的制造业和海运业发展到别国无法与其自由竞争的程度。它们所能采取的最聪明的手段莫过于把它在发展过程中使用的梯子扔掉，转而向其他国家鼓吹自由贸易的优越性，并以过来人的后悔语气讲述自己是如何在错误的道路中摸索前进，现在终于第一次成功地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10]
至于美国，李斯特认为，这个国家一开始就被亚当·斯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这两位伟大的经济理论家错误地判定为“一个像波兰的国家”，意思是美国注定要依赖农业。[11]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就曾严厉警告美国不能有任何保护幼稚产业的企图：
如果美国人通过联合或其他激烈手段阻止进口欧洲制成品，以此让国人自己垄断同类商品的生产，并使资金流向这些本土企业，结果不但不能增加美国年产品的价值，反而会妨碍其年产品价值的增加，并最终阻碍美国取得真正的繁荣和强盛。[12]
在经历了两代人之后，当李斯特撰写他的著作时，许多欧洲人仍然对亚当·斯密的观点坚信不疑。李斯特指出，幸运的是，美国人坚决反对亚当·斯密的分析，赞同“常识”和“对国家需要的直觉判断”，继续保护他们的新兴产业，并最终在1816年获得了巨大成功。[13]
李斯特的观察后来得到了高度证实。在他写下那些话之后的一个世纪，美国始终是保护主义的最热忱的实践者，并在那个时期之后成为世界工业领袖（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李斯特关于“踢开梯子”的评论被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证明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世界工业霸主地位完全确立。美国与19世纪的英国一样大肆鼓吹自由贸易，尽管实际上它是通过采用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严重的保护主义才取得这种优势地位的。
这些是重要的历史事实。我们将在下一章对它们进行详细阐述。然而，现在笔者想让读者关注李斯特的方法论，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
这个方法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并不局限于通过收集和整理历史资料以期待某种模式自动出现。相反，它涉及寻找反复出现的历史模式，构建理论来对这些模式进行解释，并用这些理论来解决当代问题。当然，解决当代问题，还需要考虑到技术、制度和政治环境变化等因素。
这种方法是具体和归纳式的，与目前主流的抽象和演绎式的新古典主义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方法其实是德国历史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大陆国家的主要经济学流派）采用的主要方法，可以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4]和安德鲁·肖恩菲尔德（Andrew Shonfield）的英文著作中看到。[15]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6]、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人们对他有争议）。韦伯现在多被视为一个社会学家，实际上他曾当过弗莱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7]
现在很少有人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其实就已经远超出了欧洲大陆。然而，它对后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产生了深刻影响。马歇尔对德国历史学派所做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它“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自我认知水平，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及其背后神圣原则的演进过程”[18]。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这个学派的影响。[19]美国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虽然最终摆脱了该学派的影响，另立门户，但他在1837年曾赴德国学习，师从德国历史学派的罗雪尔和克尼斯两位重要代表人物。[20]当今美国最具分量的青年经济学家奖项就是以约翰·贝茨·克拉克的名字命名的。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是当时美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曾师从克尼斯。伊利后来还通过自己的学生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影响了美国制度学派。[21]伊利是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的创始人之一，直到今天，该学会年会上最大的公开讲演仍是以伊利的名字命名的，尽管现在的学会成员中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后殖民国家的发展成为主要问题以后，这种历史研究方法被很多“发展经济学”的创立者们成功地运用。[22]比如，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沃尔特·罗斯特（Walt Rostow）和西蒙·库兹列茨（Simon Kuznets）等基于他们掌握的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的丰富知识，来阐述他们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23]俄裔美籍经济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也很有影响力。他借鉴欧洲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指出，随着技术规模的不断扩大，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制度手段，来促进工业融资。格申克龙的著作为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在发展经济学上的开创性著作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支持。美国世界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发展经济学上的经典作品中广泛提到了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同时大量引用了格申克龙的观点。[24]
20世纪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一些论文集，专门论述当今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学习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25]到1969年，主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之一（虽然是一位旧时期、更温和的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ins）为主流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写了一篇题为《从历史角度看待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的文章。[26]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几十年里，甚至连与历史研究方法最相关的两个经济学领域，即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历史学，也受到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支配，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坚决反对这种归纳法。这种现象导致的不幸后果是，当代关于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的讨论都呈现出特有的非历史性特征。
关于经济发展的著作必然包含基于理论的建议（比如自由贸易对所有国家有利），也会广泛引用当代的经验（比如关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文章）。然而，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讨论当今发达国家（NDCs）历史经验的文章。当然，也有一些零散的历史文献，但它们往往基于对历史经验的高度程式化描述，而且往往只提到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的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的历史经验被奉为当今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范例。然而，这些对英美两国历史经验的讨论是有选择性的，且带有极强的误导性，本书后半部分对此有更清楚的分析。
不幸的结果是，除了极少数例外的情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历史研究方法很少应用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27]因此，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运用历史研究方法来批判当下流行的关于“好政策”和“好制度”的论断。说到这里，也许读者会误认为，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把政策问题作为素材，来论证一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但事实上，这并不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历史来讨论和解决当今问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当今在大家都讨论“好政策”和“好制度”的时代背景下，采用这种方法是尤为必要的。
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当今的大多数发达国家正在经历工业革命，本书的重点自然是放在这一时期，即大致从拿破仑战争结束（181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会扩大时间范围进行讨论。以英国为例，鉴于其在经济政策和制度发展领域的领先地位，我们对英国历史的研究，值得追溯到14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18世纪的普鲁士成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例。普鲁士的官僚制度改革和以国家为主导的工业促进了新政策的发展。其他值得探讨的特殊情况还包括日本和法国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通过激进的制度改革，实现了经济的强劲增长。
本书力图涵盖尽可能多的国家的例子。虽然这种大范围举例的方法能够增强本书结论的说服力，但必然招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历史学家们的批评，对此笔者非常欢迎。因为笔者不仅希望能够激励发展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他们理论的历史基础，而且希望经济历史学家能够认识到他们著作的理论意义。如果本书能够成功地引发读者对书中下文一般性和特殊性内容的讨论，那么笔者的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
除了那些“更重要”的、更为大家所熟知的国家（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本书还力图涵盖这些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例子，这样一来，笔者可以借鉴更多的历史经验。然而，由于关于其他国家的英文研究很少，因此笔者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也比较有限。虽然笔者试图通过懂得这些国家语言的研究助手来克服语言障碍，但这也是有限的。此外，应该指出的是，对那些被公认为比较知名的国家的研究还是有很大价值的，特别是因为我们了解到的这些国家的历史有的是虚构的，而且人们对它们存在误解。
笔者在本书中对政策和制度的区分免不了存在武断的情况。通常，人们认为政策富于变化，而制度趋于稳定。举例来说，提高某些产业的关税是一项“政策”，而关税本身则被视为一种“制度”。然而，这种简单的区分很快就被打破了。比如说，专利法应该是一种“制度”，但是一个国家可以采取不承认专利的“政策”，就像瑞士和荷兰直到20世纪初所做的那样。同样，当我们研究竞争法时，既可以把它视为公司治理制度的一部分，也可以把它看作产业政策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