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 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本书利用极为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广州贸易在18～19世纪上半叶的日常运作。它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专注于实践和程序，而不是官方政策和协议，重新审视了贸易的成功和失败。作者揭开了所有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从引水、买办、通事，到大班、行商和海关官员。本书最后对广州贸易体制的反思极为深刻。全书论证透彻严密，翻译语言精练流畅，可读性强，是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 《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本书以“消费主义”为核心概念，探讨百货公司在近代中国的意义，特别思考这种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如何借由创造全新的消费经验，传播现代消费主义。五光十色的百货公司不仅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展示橱窗，也是我们理解城市文化的一把钥匙。如果说，近代上海的传奇建立在以消费主义为基础的人、物关系上，而百货公司正是人、物互动的实践场域，既充满了魅惑与欲望，也承载着矛盾和争议。 《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 为了探究文化移转时可能发生的诸多现象以及其背后的历史动力，本书以“异国事物的转译”为题进行探讨，且另辟蹊径将考察重心由文化的复制与移植，移至其间“看似相同、实则有异”的暧昧转变，希望借由近代中国的案例，探索不同文化互动时的若干原则。全书主要以当时鼎盛的英帝国与力图振作的中国为载体，以中西往来频繁的上海为地理空间，借检视具有丰富文化意涵的跑马、跑狗、回力球赛这三项西式运动，来分析文化移转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
部分摘录：
如果马可·波罗现在访问上海两个星期后回到西方，并试着向人述说这座现代城市的奇闻异事，一定有更多人怀疑这些故事的可靠性。人们大概很难相信，上海在最近25年已发展成世界性的大都会。纽约人一定讶异地发现，上海港口的吞吐量不亚于其他大商埠，曼哈顿居民更会惊艳于上海的建筑奇迹：它的高楼大厦，以及足以与梅西（Macy’s）、金伯兄弟（Gimbel Brothers）和伦敦的赛弗吉（Selfridge’s）相媲美的百货公司。[1]
188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没听说过“百货公司”。事实上，当时全球只有法国、美国、英国等工业先进国家出现了这种巨型的零售商业组织，就算在时尚之都巴黎，百货公司也才发展了十多年。不过在接下来的70年间，百货公司开始成为都会象征，占据了全球各大都市的中心区。从纽约的曼哈顿到巴黎的香榭大道，从伦敦的牛津街到东京的日本桥，百货公司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中国也不例外，从1883年上海出现第一家百货公司以来，这种富丽堂皇的巨型商店均坐落于车水马龙的南京路上，不断吸引过往行人的目光，尤其到了1920、1930年代，闪烁着五彩霓虹灯的百货公司几乎就是夜上海的代表。
不过，带着浓厚异国情调的百货公司是如何进入中国的？研究中国百货业的学者往往把眼光放在中国商人如何引介这种新的商业技术，忽略了中国境内百货公司发展的多元路线，尤其是英商在上海百货业所扮演的角色。[2]本章从英商及华商的角度，分别探讨百货公司在中国兴起的过程，不但凸显华洋百货公司间的竞争关系，也说明城市文化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世纪初以来，香港、广州、汉口、天津等城市均设有百货公司，但这个行业主要集中在上海。1930到1940年代向实业部（后来改制为经济部）商业司办理登记的“百货公司”共61家，其中以上海占28家为最多，重庆有8家居次，南京5家，北平4家，其余省市3家以下。[3]此处所统计者仅限于向中国政府注册的商店，向英、美注册的“挂洋旗”公司不在此列，因此低估百货公司的实际数目，然而从这些数字仍可以看出百货公司集中于上海。这些商店虽名为“百货公司”，以其规模小，资本额仅在数千元至数万元之谱，充其量只能算是“杂货店”或“小百货店”。商人争相以“百货公司”之名注册，显然相信这是吸引人的店号；而上海“百货公司”多于其他地方，足证这种商店在上海有其特殊地位。本书所研究的百货公司资本额高达数百万元，员工可多至千人，这类大型商店亦以上海最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百货公司之都”非上海莫属。时人甚至有“到北京逛博物馆和公园，到上海逛百货公司”的说法。[4]在述说华洋百货商人筚路蓝缕、开创事业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上海提供什么样的土壤孕育百货公司。
上海：中国百货公司的摇篮 上海之所以适于百货公司的发展，与其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最重要的是城市人口的急速膨胀，为百货公司提供坚实的消费主力。1866年，上海县人口为543110人，1909年增至1291084人。[5]同时期公共租界人口增加更为快速，从1865年的92884人，增至1910年的501544人，增长约4.4倍。[6]到了1934年，上海人口已超过350万；[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海人口达540万，成为世界第五大都市，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东京。[8]人口增加最主要的来源是大量的外来移民，不但来自全国各省，也来自世界各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外来移民一直占上海人口八成左右。人口快速增加，意味着商品需求量也大大提高。早在明清时期，上海即为商业繁盛、市场交易活络的市镇。时至近代，农业人口比例更为降低。根据1930年上海市公安局的报告，该市的农业人口不到10%，[9]绝大部分的居民依赖市场取得物资度日。大都市所具备的消费潜力，是百货公司业主看中上海的关键因素。
当然，并非所有的城市居民都是百货公司的消费者。带有浓厚奢华意味的百货公司主要把目标锁定富人阶级，而上海正是富人聚集的地方。柯博文（Parks Coble）指出，1932～1933年，全国有2435家现代工厂，1200家设在上海。至于制造业的总投资额、现代机器的使用及劳动力数量等方面，上海亦几占全国之半。[10]除了这些到上海淘金成功的工商巨子外，上海还聚集了一批官僚富绅，他们或因躲避战祸，或因一时政坛失意，到上海追求“舒适的流放”。清末民初的达官闻人如李鸿章、盛宣怀、康有为等，不是在上海坐拥多处宅院，就是在上海赡养余年；国民党高级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上海拥有周末度假别墅，在上海金屋藏娇的也比比皆是。[11]富人阶级的购买力，是近代上海百货业的重要支柱。
除了富人阶级之外，新兴的中产阶级也是百货公司的目标。一般认为，中产阶级是近代社会分化的产物，不过对于它的定义却仍莫衷一是。特别是对于这个从西欧社会所发展出来的概念，究竟适不适用于近代中国新兴社会阶层的形成，仍然是个问号。这使得中国史家倾向以职业来描述中产阶级，例如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和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关注的对象是商人阶层，前者以买办、新式企业家为核心，后者则扩及城市里的小商人。[12]徐小群把焦点放在“自由职业者”，包括律师、会计师、医师、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等。[13]晚近岩间一弘则以“新中间层”一词，描绘上海新式企业或机关的职员。[14]上述研究表明，中产阶级是个成分复杂的群体。从阶级意识的观点来看，这些人甚至没有一致的阶级利益，也难以发展出阶级认同，因此是否可以统摄为一个阶级尚待进一步论证。然而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看，这些人都是百货公司的顾客群。即便一般公司职员无法经常性地在百货公司消费，通过广告以及促销活动的参与，仍然分享了奢侈消费的意识形态及生活经验。
消费人口增加还只是上海百货公司兴起的表面因素，消费意愿才是百货业昌盛的关键。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上海一直被形容为崇尚奢侈的销金窟，报纸文人不断感叹，“在他处则欲俭尚易，在上海则欲俭甚难”；“今则上海各业中人于勤俭二字全无体会”；“夫上海之人非特上等者不能俭，即降而于东洋车夫亦且不知俭”。[15]一般而言，奢侈之风的兴起与商品经济的成熟密切相关。商品化程度愈高，商品供给愈多，愈鼓励消费，也就愈容易形成奢侈风气。这一点在近代早期的中国及欧洲均已得到证实。[16]上海开埠以后，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转运站。1860～1890年代，上海一口的对外贸易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进口货值更是超过了60%，其中67%～74%的货物运往其他口岸。也就是说，中国每年进口的货物1/4～1/3留在上海。[17]上海流通的商品数量居全国之冠，它成为中国的消费之都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充沛的货物供应之外，上海亦形成一种以消费作为评判贵贱的社会价值，这种观念进一步刺激城市居民的消费意愿。诚如许多学者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增加许多新的消费内容，消费心态也为之转变。平民，特别是商人阶级通过模仿上层社会的消费方式，主张新的身份认同，社会亦以消费能力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进而发展出炫耀性消费的风尚。[18]1870年代，一位客寓春申19年的作者观察到上海人挥霍消费的表现：一耻衣服之不华也，一耻不乘肩舆也，一耻狎么二妓也，一耻肴馔之不贵也，一耻坐双轮小车也，一耻无项戴也，一耻戏园末座也。[19]这“七耻”凸显上海人讲究排场、注重外表，甚至是打肿脸充胖子的消费性格，引来“外若繁华，中多拮据，外似有余，中多不足”之讥。[20]不过，这种竞相奢侈消费的社会氛围也为专走高档路线的百货公司奠定基础。
前述的人口、市场、消费心态等因素，可以说是全球百货公司兴起的共同特征，而上海则为之提供了另一项独特的背景，即租界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前，上海与其他中国城市一样，其商业活动主要集中于县城，城外则以小东门至大南门沿黄浦江一带及新闸沿吴淞江（又称苏州河）一地，市面较为繁盛（图1-1）。前者邻近旧城厢，为沿黄浦江码头入城的必经之道，商号及各业会馆、公所云集，如泉漳会馆、潮州会馆、宁波会馆、油麻公所、烟业公所、南货公所、火腿公所、信业公所等均设于此地。[21]后者则因吴淞江运输便利，与苏州、无锡、杭州、嘉兴等地船运往来频繁，为上海通往其他城市的吞吐口。[22]至于后来成为近代上海标志的外滩，当时只是渺无人烟的一片荒地。一位法国人是这样描绘开埠初期的黄浦滩：
它那平庸的外貌具有一种令人可怕的单调乏味的气氛。土地上没有一点儿树木，有一半淹在水里，差不多全部种了庄稼。不计其数的污水沟和小河纵横交错，到处是坟墩，低矮肮脏的茅屋，其实只是竹子和干泥搭成的破棚子。[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