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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套装24册)-电子书下载

人文社科 3个月前 (07-15) 171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梳理中华学术百年发展脉络的大型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梳理中华现代学术演进脉络,以展现传统文化之新变,追寻现代文化之根基。
本书系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本书目录: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精装本)) 艺境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古史辨自序(套装全2册)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康德的知识学 论逻辑经验主义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文化与人生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佛道散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认识论 科学与玄学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批评史(套装全2册)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精装本)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棉纺织史稿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东汉的豪族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通鉴胡注表微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妇女生活史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安阳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藏族宗教史之实施研究(中华现代名著丛书)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六辑) 晚照楼论文集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六辑)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封建社会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六辑) 论逻辑经验主义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汉魏六朝诗论丛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部分摘录:
百年前的世界趋势
我们要知道近百年内中国政治上发生大变化的由来,非将百年前世界的新趋势和中国内部的情形,作一度简略的比较观察不可。因为一切历史事变都是难于斩然截断的。但此处所谓百年前,我们不能追溯得太远,只能从一八四〇年追溯到一七四〇年顷,约当中国的乾隆、嘉庆两代。这个时期,在中国是清朝的最盛时期(但已有衰兆),在西方是政治、经济思想及国际情势发生极大变化的时期。
最重要的推动力是英国的瓦特(Watt)所发明的蒸汽机。瓦特生于一七三八年,殁于一八九一年。蒸汽机的发明在一七六四年,初应用于矿山的吸水器,渐至应用于各工厂,到一八〇七年,美国的福尔敦(Fulton)更应用它创造蒸汽船。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约数年,即一七六八年,英国还有一个发明纺织机的阿克莱特(Arkwright)开始创设纺织公司。这是所谓工商业革命的开始。
就政治思想方面说,此时期中,法国有三大名人:一个是孟德斯鸠(一六八九—一七五五年),研究各种政制,发表所谓《法意》的名著;一个是福禄特尔(一六九四—一七七〇年),发表许多文学作品,攻击贵族、僧侣等上流社会;一个是卢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发表有名的《民约论》。这都是促起政治社会产生变化的推动力。就经济思想上说,在英国有一亚丹·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年)发表所谓《原富》的名著,成为近代经济学的鼻祖;在法国有一个圭斯尼(Quesnay,一六九四—一七七四年),为重农学派的倡导者。这都是鼓吹经济上自由主义的。有了这些经济上及思想上不断的新发展,于是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都不能维持原来的形势,并且变动的波澜将由西方而及于全世界。
再就此时代西方的国际形势及政治实际上的变动观察。自东西航路发见后,殖民地的争夺已遍于东西两半球。十七世纪西班牙在海外的优越势力到了十八世纪,渐渐地移于英国(十七世纪新世界殖民事业,西班牙领地最大,法兰西、葡萄牙次之,英吉利最小)。十八世纪的初期,欧洲各国的政治,法国已完成强固的中央集权,英国且由君主的中央集权进于国会内阁政治,其他各国的政治组织散漫微弱,远不及英法。在欧洲本部的政争,英与法常处于敌对的地位,因此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英法两国也常常彼此对抗。当十八世纪的中期,英法两国在东半球的印度和西半球的美洲都有剧烈的战争。两国在印度的势力起初本不相下,印度人并且多倾向法国的方面;一七四一年后,英法在欧洲因为奥国皇位继承问题发生战争,于是两国在印度也开始争夺,从一七四三年起,连年战争不断,到一七五六年,欧洲又发生所谓“七年战争”,英法又成劲敌,两国在印度的争夺更凶。结果英以东印度公司社员克莱夫的奋斗,卒于一七六〇年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摧毁,从此印度成为英国的囊中物。到一七八四,年由英政府发布条例,将监督权由东印度公司移归政府,树立英国雄飞于东方的基础。英法两国在北美洲的势力,当十八世纪的初期也是法国优于英国。两国在北美洲的争夺,约与在印度的争夺同时,最烈的战争也是在欧洲“七年战争”时。一七五九年,英国攻陷魁北克,次年遂占领加拿大,于是英国在北美洲也独据优势。
自英法两国殖民地争夺的胜负决定后,于是更要发生世界的大政变了:一为英国殖民地北美十三州的独立,一为法国的大革命。英国的热心争夺殖民地,起初是想由母国垄断殖民地的利益,北美的殖民就有些不平;自经累年的对外战争以来,国库的负担增加,因于一七六五年课税于北美殖民地;殖民地以在国会无发言权,坚不承认;英政府想用兵力强制;到一七七五年,十三州就联合树起独立的旗帜来了。独立的战争自一七七五至一七八三共经八年。欧洲大陆各国都有点嫉视英国海上的势力(尤其是法国),对于独立军予以种种援助,英政府卒归失败;到一七八七年,十三州制定了一种联邦新宪法,正式成立一个联邦共和国,开近代民主共和国的先声。北美联邦共和国成立后仅二年(一七八九年),法国的大革命发生了。法国也因为在不断的战争中,国库弄得很空虚,又加以王室和贵族的奢侈滥费,弄得财政没有方法整理;社会上的人士受了福禄特尔、卢梭一辈人学说的熏染,加以北美独立战争的刺激,于是以召集三级全体议会为导线,引出大革命的活剧;到一七九二年,由国民公会将国王路易十六处以死刑,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再经过几年的混乱,政权落入拿破仑第一之手,到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称帝了。当法国革命初起时,欧洲各国的君主贵族政府群起恐慌,想用兵力来扑灭法国的革命势力,但是完全失败;及拿破仑专政,一手举自由旗,一手提指挥刀,横行全欧,把欧洲大陆的封建残余尸骸踏入泥涂;除了极北的俄国和隔离于海上的英国外,大都皆被拿破仑所慑服。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由俄败归,兵力衰退,英、俄、普、奥各国乘势合力攻法,始于一八一四—一八一五两年,把拿破仑打败,将他流放于圣希列拉岛;由维也纳会议恢复欧洲的和平秩序。
一八一五年后,欧洲的和平秩序虽然恢复了,法国也再由拿破仑的帝政反于包本王统的王政了,算是反动势力的伸张时期。但是法国的王政已非从前的王政,路易第十八须用宪法来敷衍国民。其他各国的国民虽然连一纸宪法都不曾取得,但是自由民权的思想已潜伏在各国人民的脑识里,不能拔除了。到了一八三〇年,法国又发生所谓“七月革命”,更换了一个新王统,由包本王家的支裔俄连公爵路易·菲立普取查尔十世而代之。这次革命的意义,就是以新兴工商业的中流阶级势力战胜反动的贵族、僧侣传统势力。法国的“七月革命”,对于欧洲其他各国,虽未发生绝大的波动,但也多少受了一点影响;其中受影响而发生最良好的结果的,要算是英国一八三二年国会改革案的成立(即中国道光十二年,鸦片问题将要发生了)。英国的政治在一八三二年以前虽已成为国会的内阁政治,但国会为旧贵族、地主的优越势力所宰制;经一八三二年的改革后,新兴工商业的中流阶级势力始得及于国会。自此,英国的国会内阁政治比从前的精神更不相同,向外发展的力量比从前更形充实,欧洲大陆各国的国民隔岸羡慕,有望尘莫及之感。但是有了那种蒸汽机和其他思想学术上不断的新发展作推进器,民权自由的势力不久也要弥漫全欧,终非那神圣同盟的力量所能遏止。
上面所述是百年前世界新趋势的大概。
二 百年前中国内部的情形
中国在十八世纪是清政府文治武功极盛的时代(乾隆帝即位于一七三六年,禅位于一七九六年,他在位的时期正值英法争雄于欧陆和印度、北美殖民地;北美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也是当他在位的后期;法国的大革命起于他在位的末期。嘉庆帝时代则为拿破仑第一称雄时代。蒸汽机的发明在乾隆二十九年,到了嘉庆十二年,已应用它造成汽船了)。就中国的学术思想说,此时也算是放了一点光彩。清代最有名的汉学中坚人物,所谓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及其子引之)皆会萃于此时(戴为乾隆时举人,曾任四库全书馆纂修;段为戴之弟子,亦乾隆时进士;王念孙为乾隆时进士;引之则嘉庆时进士也)。他们治学的方法也是一种极有科学精神的方法;可惜他们的科学精神全用在故纸堆中,他们的工作还只能比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工作,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未能发生若何的影响。其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戴震,算是很能注意于实用方面(戴氏曾著有《勾股割圜记》等书),但终为旧时代所谓“王政”的观念所拘,未能突入近代自然科学的核心。戴氏的哲学理论也很与西方边沁派的功用主义相接近,但当时一般人多只注意他的考证,罕有人注意他的哲学上的理论的,因此盛极一时的所谓汉学,全没有与西方同时代新文化潮流相抵抗的效能(咸同时代,中国人且有“天下不乱于长发贼而乱于汉学”的诬说。平心而论,谓天下乱于汉学固属诬说,谓汉学没有抵抗西方文化潮流的能力则属事实)。并且在乾隆奖励学术的用心,与其说是启道民智,毋宁说是想把优秀人士的聪明才力锢蔽于故纸堆中。帝开四库全书馆,与明太祖用八股文来锢蔽民智差不多是同样的手段。他一面开四库全书馆,一面颁布禁书令,凡明末清初有关于满汉民族消长的著述皆称为逆书,一律销毁;由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销毁所谓逆书凡二十四次,被销毁之书达五百三十八种,共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犹恐未能禁绝,到五十三年尚严谕陆续搜禁。乾隆五十八年(即一七九三年),英国派来中国的特使马甘尼(Macartney)归述所见,说中国的科学知识远不如他国;说招待他的赵大人看见他从衣袋中取小盒自来火擦之而燃,大为惊异;说他在热河与各大臣会见时,于欧洲各种发明物中特述氢气球一事,劝中国备置一球于北京,并劝中国宜聘用西方各种专门技师,传授各项专门学术,各大臣皆不注意他的劝告;说乾隆帝虽意气盛旺,自负心极强,诸事不欲落人后,但实际所见不远,还不及康熙帝的通达,只知道防止汉民族的活动,不知启导民智。我们看马甘尼所述,便知道当清代文教极盛的朝廷已为西方人所轻视了。
再就政治的组织上说,此时可称为名实相符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本是从秦汉以来几千年相承不替的,不过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我们要懂得清代后期政治势力的变化,不妨在此处将清代几种主要的政府机关,略略加以分别的说明如次。
(一)内阁与军机处 清代中央政府的重心最初在内阁,到了雍正、乾隆时代,完全移于军机处。但是清代所谓内阁与现世君主立宪国的所谓内阁完全不同,内阁的阁员称某殿(如保和、文华、武英等)或某阁(如文渊、东阁、体仁之类)大学士,满汉各二人乃至六人不定;以外又有协办大学士、内阁学士等。大学士的职权在清初,除了接受各处章奏上之皇帝、替皇帝撰拟谕旨并批答奏牍外,还参与重要机务。经康、雍、乾三朝屡次用兵平乱,产生军机处。军机处本是专管军机秘密事情的,后来因为作军机大臣的人就是作内阁大学士的人(如乾隆时之鄂尔泰),内阁大学士的权就被军机处吸收去了。乾隆中期以后,内阁大学士不过是赏给有功大臣一种特别荣贵的头衔罢了,他的职掌除了谕旨奏牍的收发,几于别无所事了。军机大臣也是没有一定的员额(起初没有满汉并立的规定,但事实上总是满人。洪杨之役以来,渐有汉人充军机大臣的),随皇帝的意旨于皇族内阁大学士或各部尚书中选充,与皇帝最亲近。他的职权,凡政务的裁决、官吏的任免黜陟、用兵时的军事方略,无不参与。但有两点最宜注意的:(1)无论内阁或军机处,都没有特别独高的首长,首长就是皇帝;(2)无论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都没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发命令的权,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发命令的只有皇帝——就是上谕或谕旨。
(二)六部 清代的中央行政机关在预备立宪以前,只有吏、礼、户、兵、刑、工六部,这是沿袭前代的旧制。各部的主要人员从清初就定为满汉二人并立(对于重要的各部,有时特派皇族为管部大臣)。各部通常的长官称尚书,次官称左右侍郎,通称曰堂官。但是有最可注意的二点:(甲)六部虽为中央行政机关,对于各省的政务可以核议准驳,但各部的长官却没有向地方长官(督抚)直接发命令的权(要向督抚发命令就要以皇帝的谕旨行之);(乙)尚书与侍郎各有单独的上奏权,尚书与侍郎意见不合时,除了两方相互奏请皇帝裁决以外,别无办法。然则就中央与各省言,六部不能算作总辖全国的行政首长;就尚书与侍郎言,各部并没有统率全机关的唯一首长,无论对地方或对本机关,最后的解决也只有问皇帝。
(三)都察院 都察院是清代的总监察机关。它的主要职员有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所属有给事中二十人,监察御史四十四人。给事中监察京内官府,分为各科;监察御史监察地方官府,分为各道(给事中及监察御史总称之为科道官)。这些科道官虽然因处理事务上及地域上设有分界,但是他们的监察权在性质上并无限制:无论什么阶级的官,他们都可以参劾,无论什么性质的事,他们都可以举发或反对;大小官府的陈奏,他们固然可以指摘,就是皇帝的谕旨,他们也可以拒驳;不能上奏的小官,可由他们代奏,百姓有冤抑,也可由他们代伸。总括一句,国家政务的全部无不受他们的监察。但是有几点应该注意的:(甲)这种监察权的行使,不是用都察院的机关全体去行使,是用都察院各员的官衔单独去行使,从都御史到所属各科道官,各人都有单独的参劾上奏权,并不要经过全体机关的取决;(乙)这种监察官的选任,并不必要有政治或行政经验的人,也不是一种有特别保障的终身官,随时可以改任或升迁,一旦作了普通官,同样的要受他人监察,有特别权势的人可以暗中干涉他们的进退;(丙)这种监察官自身的责任问题,全以皇帝一人的意旨为断,皇帝喜欢容纳直言的,对于他们的诬劾诬说,也不问他们的责任,倘若触犯了皇帝的私好偏爱,就是参劾的确实,也要受谴责。
(四)各省督抚 清代的总督、巡抚也是沿袭明代的旧制(在明初皆非常设之官,但是后来总督、巡抚的职权性质都渐次变了)。总督大约是兼辖两省(晚清的东三省总督兼辖三省),但也有单辖一省的。辖两省的所属有两个巡抚,总督初无直辖地;辖一省的则以总督兼授巡抚衔,其下不别设巡抚。原来总督、巡抚的职权本不相同,依雍正即位时的上谕说:“总监地辖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协和将吏,辑绥军民,乃为称职;巡抚则凡一省之事,察吏安民转漕裕饷,皆统摄之。”乾隆时修的《大清会典》上也说:“总督统辖文武,诘治军民,巡抚统理教养刑政。”但是,后来督抚的职权都有变化(变化大都起于洪杨之役,此后总督、巡抚的职权渐次无有差别)。督、抚不受内阁、军机处和六部的直接命令,上面已经说过,但是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就是总督还兼一个右督御史衔,巡抚还兼一个右副都御史衔,都有单独的参劾权及上奏权;总督固然可以参劾巡抚,巡抚也可以参劾在他上面的总督;他们是地方的行政长官,也都是全体政务的监察官;督、抚意见不合时,也和六部的尚书和侍郎一样,除了相互奏请皇帝裁决以外,别无办法。所以在形式上督、抚仿佛有上下从属的关系,实际上还只有皇帝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
就上面所说明的几种机关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个结论:(1)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没有一个机关可以宰制别一个机关;(2)无论甲机关与乙机关,就一个机关内部的甲人员与乙人员,都有互相监视、互相牵制的意味,要想保持权位,除非取得皇帝的信用,博得皇帝的欢心。所以说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了。但是这种完密的君主专制的组织须得君主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方能运用如意;若遇着一个庸主,必使机关的全部失去它的重心;乾隆帝确是能运用这种机关的人。所以在乾隆时代的政治,可称为名实相符的君主专制政治。自嘉庆帝以后,“一蟹不如一蟹”,加以外力渐次侵入,于是这种最完密的君主专制政治的组织渐有“捉襟见肘”之势了。
上面是专就政治的机关上观察。再就乾嘉时代的政治实质说,乾隆帝确是很厉精图治的,在位六十年,年纪已满八十五岁,始禅位于嘉庆帝,对于重要的政务,嘉庆帝还是须禀命而行。当乾隆帝年逾八十时,他自诩为古来罕有的皇帝,自作《御制十全记》,叙述他十全的功绩。所谓十全,就是当他在位期中,平定准噶尔两次,平定回部一次,平定金川两次,平定台湾一次,降缅甸、安南各一次,受廓尔喀之降二次,合之为十大武功。但是他的武功虽盛,终究掩盖不了他内治的弱点。他信任一个贪黩不堪的和珅达二十年,援引许多贪黩的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郝硕、伍拉纳之徒,赃款累累,动辄数百万,在他尚未禅位的时候,已经屡次发生赃贿的大狱;这些赃贿案实际都是由和珅在内隐为驱迫而成。但是乾隆帝至死不知道这些赃案的根源所在,他的监察人员也终究不敢触动到这个根源上。直到乾隆帝死后,嘉庆帝方把和珅处以死刑,抄没他的家产共计一百零九号,约值八万万两(当时查抄其家产金额列为一百零九号,内中已估价者仅二十六号,约占金额四分之一,计银二二三八九五一六〇两,故其金额约为八万万两云)。当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因为当时中国国库岁入额并不甚大(每岁不过七千万两上下),和珅二十年宰相所蓄的八万万超过了国库岁入十年的总额。因为有这么一个贪黩的宰相在内,驱使一班贪黩的地方大吏在外搜刮,无所不至,于是民力凋敝,到嘉庆帝一即位,地方的乱事就起来了。在乾隆六十年,已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到嘉庆元年,白莲教之乱起,蔓延及于五省,经过八九年的长时间,耗去军费二万万两,才告平定;同时,海寇蔡牵等以安南为窟穴,侵扰两广、闽、浙各处,到嘉庆十五年才平定;天理教的李文成、林清等扰乱山东直隶,至于震动畿辅宫禁之地;到嘉庆末道光初,边境又有回部张格尔的乱事,官军大举征伐,经过七年的长时间,才告平定。这些乱事大都是在乾隆后期已经酝酿潜伏着,到嘉庆时才陆续爆发的。所以,乾隆帝的十全大功可以说就是嘉庆以后的民乱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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