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梳理中华学术百年发展脉络的大型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梳理中华现代学术演进脉络，以展现传统文化之新变，追寻现代文化之根基。
本书系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本书目录：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精装本)) 艺境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古史辨自序(套装全2册)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康德的知识学 论逻辑经验主义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文化与人生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佛道散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认识论 科学与玄学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批评史(套装全2册)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精装本）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棉纺织史稿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东汉的豪族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通鉴胡注表微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妇女生活史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安阳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藏族宗教史之实施研究(中华现代名著丛书)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六辑) 晚照楼论文集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六辑)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封建社会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六辑) 论逻辑经验主义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汉魏六朝诗论丛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部分摘录：
百年前的世界趋势
我们要知道近百年内中国政治上发生大变化的由来，非将百年前世界的新趋势和中国内部的情形，作一度简略的比较观察不可。因为一切历史事变都是难于斩然截断的。但此处所谓百年前，我们不能追溯得太远，只能从一八四〇年追溯到一七四〇年顷，约当中国的乾隆、嘉庆两代。这个时期，在中国是清朝的最盛时期（但已有衰兆），在西方是政治、经济思想及国际情势发生极大变化的时期。
最重要的推动力是英国的瓦特（Watt）所发明的蒸汽机。瓦特生于一七三八年，殁于一八九一年。蒸汽机的发明在一七六四年，初应用于矿山的吸水器，渐至应用于各工厂，到一八〇七年，美国的福尔敦（Fulton）更应用它创造蒸汽船。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约数年，即一七六八年，英国还有一个发明纺织机的阿克莱特（Arkwright）开始创设纺织公司。这是所谓工商业革命的开始。
就政治思想方面说，此时期中，法国有三大名人：一个是孟德斯鸠（一六八九—一七五五年），研究各种政制，发表所谓《法意》的名著；一个是福禄特尔（一六九四—一七七〇年），发表许多文学作品，攻击贵族、僧侣等上流社会；一个是卢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发表有名的《民约论》。这都是促起政治社会产生变化的推动力。就经济思想上说，在英国有一亚丹·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年）发表所谓《原富》的名著，成为近代经济学的鼻祖；在法国有一个圭斯尼（Quesnay，一六九四—一七七四年），为重农学派的倡导者。这都是鼓吹经济上自由主义的。有了这些经济上及思想上不断的新发展，于是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都不能维持原来的形势，并且变动的波澜将由西方而及于全世界。
再就此时代西方的国际形势及政治实际上的变动观察。自东西航路发见后，殖民地的争夺已遍于东西两半球。十七世纪西班牙在海外的优越势力到了十八世纪，渐渐地移于英国（十七世纪新世界殖民事业，西班牙领地最大，法兰西、葡萄牙次之，英吉利最小）。十八世纪的初期，欧洲各国的政治，法国已完成强固的中央集权，英国且由君主的中央集权进于国会内阁政治，其他各国的政治组织散漫微弱，远不及英法。在欧洲本部的政争，英与法常处于敌对的地位，因此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英法两国也常常彼此对抗。当十八世纪的中期，英法两国在东半球的印度和西半球的美洲都有剧烈的战争。两国在印度的势力起初本不相下，印度人并且多倾向法国的方面；一七四一年后，英法在欧洲因为奥国皇位继承问题发生战争，于是两国在印度也开始争夺，从一七四三年起，连年战争不断，到一七五六年，欧洲又发生所谓“七年战争”，英法又成劲敌，两国在印度的争夺更凶。结果英以东印度公司社员克莱夫的奋斗，卒于一七六〇年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摧毁，从此印度成为英国的囊中物。到一七八四，年由英政府发布条例，将监督权由东印度公司移归政府，树立英国雄飞于东方的基础。英法两国在北美洲的势力，当十八世纪的初期也是法国优于英国。两国在北美洲的争夺，约与在印度的争夺同时，最烈的战争也是在欧洲“七年战争”时。一七五九年，英国攻陷魁北克，次年遂占领加拿大，于是英国在北美洲也独据优势。
自英法两国殖民地争夺的胜负决定后，于是更要发生世界的大政变了：一为英国殖民地北美十三州的独立，一为法国的大革命。英国的热心争夺殖民地，起初是想由母国垄断殖民地的利益，北美的殖民就有些不平；自经累年的对外战争以来，国库的负担增加，因于一七六五年课税于北美殖民地；殖民地以在国会无发言权，坚不承认；英政府想用兵力强制；到一七七五年，十三州就联合树起独立的旗帜来了。独立的战争自一七七五至一七八三共经八年。欧洲大陆各国都有点嫉视英国海上的势力（尤其是法国），对于独立军予以种种援助，英政府卒归失败；到一七八七年，十三州制定了一种联邦新宪法，正式成立一个联邦共和国，开近代民主共和国的先声。北美联邦共和国成立后仅二年（一七八九年），法国的大革命发生了。法国也因为在不断的战争中，国库弄得很空虚，又加以王室和贵族的奢侈滥费，弄得财政没有方法整理；社会上的人士受了福禄特尔、卢梭一辈人学说的熏染，加以北美独立战争的刺激，于是以召集三级全体议会为导线，引出大革命的活剧；到一七九二年，由国民公会将国王路易十六处以死刑，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再经过几年的混乱，政权落入拿破仑第一之手，到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称帝了。当法国革命初起时，欧洲各国的君主贵族政府群起恐慌，想用兵力来扑灭法国的革命势力，但是完全失败；及拿破仑专政，一手举自由旗，一手提指挥刀，横行全欧，把欧洲大陆的封建残余尸骸踏入泥涂；除了极北的俄国和隔离于海上的英国外，大都皆被拿破仑所慑服。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由俄败归，兵力衰退，英、俄、普、奥各国乘势合力攻法，始于一八一四—一八一五两年，把拿破仑打败，将他流放于圣希列拉岛；由维也纳会议恢复欧洲的和平秩序。
一八一五年后，欧洲的和平秩序虽然恢复了，法国也再由拿破仑的帝政反于包本王统的王政了，算是反动势力的伸张时期。但是法国的王政已非从前的王政，路易第十八须用宪法来敷衍国民。其他各国的国民虽然连一纸宪法都不曾取得，但是自由民权的思想已潜伏在各国人民的脑识里，不能拔除了。到了一八三〇年，法国又发生所谓“七月革命”，更换了一个新王统，由包本王家的支裔俄连公爵路易·菲立普取查尔十世而代之。这次革命的意义，就是以新兴工商业的中流阶级势力战胜反动的贵族、僧侣传统势力。法国的“七月革命”，对于欧洲其他各国，虽未发生绝大的波动，但也多少受了一点影响；其中受影响而发生最良好的结果的，要算是英国一八三二年国会改革案的成立（即中国道光十二年，鸦片问题将要发生了）。英国的政治在一八三二年以前虽已成为国会的内阁政治，但国会为旧贵族、地主的优越势力所宰制；经一八三二年的改革后，新兴工商业的中流阶级势力始得及于国会。自此，英国的国会内阁政治比从前的精神更不相同，向外发展的力量比从前更形充实，欧洲大陆各国的国民隔岸羡慕，有望尘莫及之感。但是有了那种蒸汽机和其他思想学术上不断的新发展作推进器，民权自由的势力不久也要弥漫全欧，终非那神圣同盟的力量所能遏止。
上面所述是百年前世界新趋势的大概。
二 百年前中国内部的情形
中国在十八世纪是清政府文治武功极盛的时代（乾隆帝即位于一七三六年，禅位于一七九六年，他在位的时期正值英法争雄于欧陆和印度、北美殖民地；北美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也是当他在位的后期；法国的大革命起于他在位的末期。嘉庆帝时代则为拿破仑第一称雄时代。蒸汽机的发明在乾隆二十九年，到了嘉庆十二年，已应用它造成汽船了）。就中国的学术思想说，此时也算是放了一点光彩。清代最有名的汉学中坚人物，所谓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及其子引之）皆会萃于此时（戴为乾隆时举人，曾任四库全书馆纂修；段为戴之弟子，亦乾隆时进士；王念孙为乾隆时进士；引之则嘉庆时进士也）。他们治学的方法也是一种极有科学精神的方法；可惜他们的科学精神全用在故纸堆中，他们的工作还只能比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工作，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未能发生若何的影响。其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戴震，算是很能注意于实用方面（戴氏曾著有《勾股割圜记》等书），但终为旧时代所谓“王政”的观念所拘，未能突入近代自然科学的核心。戴氏的哲学理论也很与西方边沁派的功用主义相接近，但当时一般人多只注意他的考证，罕有人注意他的哲学上的理论的，因此盛极一时的所谓汉学，全没有与西方同时代新文化潮流相抵抗的效能（咸同时代，中国人且有“天下不乱于长发贼而乱于汉学”的诬说。平心而论，谓天下乱于汉学固属诬说，谓汉学没有抵抗西方文化潮流的能力则属事实）。并且在乾隆奖励学术的用心，与其说是启道民智，毋宁说是想把优秀人士的聪明才力锢蔽于故纸堆中。帝开四库全书馆，与明太祖用八股文来锢蔽民智差不多是同样的手段。他一面开四库全书馆，一面颁布禁书令，凡明末清初有关于满汉民族消长的著述皆称为逆书，一律销毁；由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销毁所谓逆书凡二十四次，被销毁之书达五百三十八种，共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犹恐未能禁绝，到五十三年尚严谕陆续搜禁。乾隆五十八年（即一七九三年），英国派来中国的特使马甘尼（Macartney）归述所见，说中国的科学知识远不如他国；说招待他的赵大人看见他从衣袋中取小盒自来火擦之而燃，大为惊异；说他在热河与各大臣会见时，于欧洲各种发明物中特述氢气球一事，劝中国备置一球于北京，并劝中国宜聘用西方各种专门技师，传授各项专门学术，各大臣皆不注意他的劝告；说乾隆帝虽意气盛旺，自负心极强，诸事不欲落人后，但实际所见不远，还不及康熙帝的通达，只知道防止汉民族的活动，不知启导民智。我们看马甘尼所述，便知道当清代文教极盛的朝廷已为西方人所轻视了。
再就政治的组织上说，此时可称为名实相符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本是从秦汉以来几千年相承不替的，不过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我们要懂得清代后期政治势力的变化，不妨在此处将清代几种主要的政府机关，略略加以分别的说明如次。
（一）内阁与军机处 清代中央政府的重心最初在内阁，到了雍正、乾隆时代，完全移于军机处。但是清代所谓内阁与现世君主立宪国的所谓内阁完全不同，内阁的阁员称某殿（如保和、文华、武英等）或某阁（如文渊、东阁、体仁之类）大学士，满汉各二人乃至六人不定；以外又有协办大学士、内阁学士等。大学士的职权在清初，除了接受各处章奏上之皇帝、替皇帝撰拟谕旨并批答奏牍外，还参与重要机务。经康、雍、乾三朝屡次用兵平乱，产生军机处。军机处本是专管军机秘密事情的，后来因为作军机大臣的人就是作内阁大学士的人（如乾隆时之鄂尔泰），内阁大学士的权就被军机处吸收去了。乾隆中期以后，内阁大学士不过是赏给有功大臣一种特别荣贵的头衔罢了，他的职掌除了谕旨奏牍的收发，几于别无所事了。军机大臣也是没有一定的员额（起初没有满汉并立的规定，但事实上总是满人。洪杨之役以来，渐有汉人充军机大臣的），随皇帝的意旨于皇族内阁大学士或各部尚书中选充，与皇帝最亲近。他的职权，凡政务的裁决、官吏的任免黜陟、用兵时的军事方略，无不参与。但有两点最宜注意的：（1）无论内阁或军机处，都没有特别独高的首长，首长就是皇帝；（2）无论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都没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发命令的权，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发命令的只有皇帝——就是上谕或谕旨。
（二）六部 清代的中央行政机关在预备立宪以前，只有吏、礼、户、兵、刑、工六部，这是沿袭前代的旧制。各部的主要人员从清初就定为满汉二人并立（对于重要的各部，有时特派皇族为管部大臣）。各部通常的长官称尚书，次官称左右侍郎，通称曰堂官。但是有最可注意的二点：（甲）六部虽为中央行政机关，对于各省的政务可以核议准驳，但各部的长官却没有向地方长官（督抚）直接发命令的权（要向督抚发命令就要以皇帝的谕旨行之）；（乙）尚书与侍郎各有单独的上奏权，尚书与侍郎意见不合时，除了两方相互奏请皇帝裁决以外，别无办法。然则就中央与各省言，六部不能算作总辖全国的行政首长；就尚书与侍郎言，各部并没有统率全机关的唯一首长，无论对地方或对本机关，最后的解决也只有问皇帝。
（三）都察院 都察院是清代的总监察机关。它的主要职员有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所属有给事中二十人，监察御史四十四人。给事中监察京内官府，分为各科；监察御史监察地方官府，分为各道（给事中及监察御史总称之为科道官）。这些科道官虽然因处理事务上及地域上设有分界，但是他们的监察权在性质上并无限制：无论什么阶级的官，他们都可以参劾，无论什么性质的事，他们都可以举发或反对；大小官府的陈奏，他们固然可以指摘，就是皇帝的谕旨，他们也可以拒驳；不能上奏的小官，可由他们代奏，百姓有冤抑，也可由他们代伸。总括一句，国家政务的全部无不受他们的监察。但是有几点应该注意的：（甲）这种监察权的行使，不是用都察院的机关全体去行使，是用都察院各员的官衔单独去行使，从都御史到所属各科道官，各人都有单独的参劾上奏权，并不要经过全体机关的取决；（乙）这种监察官的选任，并不必要有政治或行政经验的人，也不是一种有特别保障的终身官，随时可以改任或升迁，一旦作了普通官，同样的要受他人监察，有特别权势的人可以暗中干涉他们的进退；（丙）这种监察官自身的责任问题，全以皇帝一人的意旨为断，皇帝喜欢容纳直言的，对于他们的诬劾诬说，也不问他们的责任，倘若触犯了皇帝的私好偏爱，就是参劾的确实，也要受谴责。
（四）各省督抚 清代的总督、巡抚也是沿袭明代的旧制（在明初皆非常设之官，但是后来总督、巡抚的职权性质都渐次变了）。总督大约是兼辖两省（晚清的东三省总督兼辖三省），但也有单辖一省的。辖两省的所属有两个巡抚，总督初无直辖地；辖一省的则以总督兼授巡抚衔，其下不别设巡抚。原来总督、巡抚的职权本不相同，依雍正即位时的上谕说：“总监地辖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协和将吏，辑绥军民，乃为称职；巡抚则凡一省之事，察吏安民转漕裕饷，皆统摄之。”乾隆时修的《大清会典》上也说：“总督统辖文武，诘治军民，巡抚统理教养刑政。”但是，后来督抚的职权都有变化（变化大都起于洪杨之役，此后总督、巡抚的职权渐次无有差别）。督、抚不受内阁、军机处和六部的直接命令，上面已经说过，但是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就是总督还兼一个右督御史衔，巡抚还兼一个右副都御史衔，都有单独的参劾权及上奏权；总督固然可以参劾巡抚，巡抚也可以参劾在他上面的总督；他们是地方的行政长官，也都是全体政务的监察官；督、抚意见不合时，也和六部的尚书和侍郎一样，除了相互奏请皇帝裁决以外，别无办法。所以在形式上督、抚仿佛有上下从属的关系，实际上还只有皇帝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
就上面所说明的几种机关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个结论：（1）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没有一个机关可以宰制别一个机关；（2）无论甲机关与乙机关，就一个机关内部的甲人员与乙人员，都有互相监视、互相牵制的意味，要想保持权位，除非取得皇帝的信用，博得皇帝的欢心。所以说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了。但是这种完密的君主专制的组织须得君主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方能运用如意；若遇着一个庸主，必使机关的全部失去它的重心；乾隆帝确是能运用这种机关的人。所以在乾隆时代的政治，可称为名实相符的君主专制政治。自嘉庆帝以后，“一蟹不如一蟹”，加以外力渐次侵入，于是这种最完密的君主专制政治的组织渐有“捉襟见肘”之势了。
上面是专就政治的机关上观察。再就乾嘉时代的政治实质说，乾隆帝确是很厉精图治的，在位六十年，年纪已满八十五岁，始禅位于嘉庆帝，对于重要的政务，嘉庆帝还是须禀命而行。当乾隆帝年逾八十时，他自诩为古来罕有的皇帝，自作《御制十全记》，叙述他十全的功绩。所谓十全，就是当他在位期中，平定准噶尔两次，平定回部一次，平定金川两次，平定台湾一次，降缅甸、安南各一次，受廓尔喀之降二次，合之为十大武功。但是他的武功虽盛，终究掩盖不了他内治的弱点。他信任一个贪黩不堪的和珅达二十年，援引许多贪黩的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郝硕、伍拉纳之徒，赃款累累，动辄数百万，在他尚未禅位的时候，已经屡次发生赃贿的大狱；这些赃贿案实际都是由和珅在内隐为驱迫而成。但是乾隆帝至死不知道这些赃案的根源所在，他的监察人员也终究不敢触动到这个根源上。直到乾隆帝死后，嘉庆帝方把和珅处以死刑，抄没他的家产共计一百零九号，约值八万万两（当时查抄其家产金额列为一百零九号，内中已估价者仅二十六号，约占金额四分之一，计银二二三八九五一六〇两，故其金额约为八万万两云）。当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因为当时中国国库岁入额并不甚大（每岁不过七千万两上下），和珅二十年宰相所蓄的八万万超过了国库岁入十年的总额。因为有这么一个贪黩的宰相在内，驱使一班贪黩的地方大吏在外搜刮，无所不至，于是民力凋敝，到嘉庆帝一即位，地方的乱事就起来了。在乾隆六十年，已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到嘉庆元年，白莲教之乱起，蔓延及于五省，经过八九年的长时间，耗去军费二万万两，才告平定；同时，海寇蔡牵等以安南为窟穴，侵扰两广、闽、浙各处，到嘉庆十五年才平定；天理教的李文成、林清等扰乱山东直隶，至于震动畿辅宫禁之地；到嘉庆末道光初，边境又有回部张格尔的乱事，官军大举征伐，经过七年的长时间，才告平定。这些乱事大都是在乾隆后期已经酝酿潜伏着，到嘉庆时才陆续爆发的。所以，乾隆帝的十全大功可以说就是嘉庆以后的民乱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