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父母的语言：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 人类的大脑是唯一在出生后还具有可塑性的器官，尤其是在三岁前。三岁前，大脑会发育到成熟期的80%左右，这三年里，使大脑建立神经连接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语言，具体来说，是父母的语言。父母语言对孩子的意义，可能比任何昂贵的早教班都更加深远。推荐父母将这本书买来看看，参考这本书的方法，用“语言”帮孩子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这本书会指导父母如何在和孩子的对话中，“塑造”孩子的大脑。
《母爱的羁绊》： 中国的家庭系统正在遭遇严重的冲击，特别是在孩子教育方面，我们面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父母来自一个遭受过多剥夺的时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内心里留下隐而未察的缺乏与创伤，以至于他们后来会不自觉地在孩子（往往又是唯一的孩子）身上寻求补偿：一方面，他们对孩子过度保护和溺爱；另一方面，他们会在学业上对孩子过高期待与强求。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又强化了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以至于许多父母在孩子教育上采用极端强制的方式，用自己的经验去代替孩子的经验，用自己的“真理”压制孩子的思考，这些都挫伤了孩子的生命潜能，压抑了孩子的自我成长。在中国，关心孩子成长的母亲，需要读这本书。这本书可以帮助女性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母亲（或女儿），也帮助治疗师了解求助者。不仅帮助我们了解自己，还帮助我们重塑自我。
《被忽视的孩子：如何克服童年的情感忽视》： 本书是首部提出并深度解读“情感忽视”概念的心理自助书。情感忽视是一种来自童年的隐形力量，是你童年缺失的东西。它难以察觉，却对你的一生有深远影响。童年是房子的地基，成年人是整栋房子。由于儿时情感上没有得到足够的照料，和父母的情感连接有所缺失，许多成年人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但在内心深处，那种与父母、其他人以及世界产生联结的情感根基缺失了，他们一直纠结在悲伤、焦虑或是生命的虚无感中。作者是童年情感忽视领域的开创者，拥有20年开展情感忽视咨询与研究的丰富经验。本书运用大量案例、练习和技巧，帮助你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童年的缺失和伤痕，了解情绪的价值，陪伴你进行重建自我的工作，逐步掌握童年未能培养起来的技能，走出空虚感，找到内心本来存在的对自己的善意和内在平静。本书也会帮助为人父母者避免将自己的童年情感忽视问题传递给孩子，变成一个知晓情绪的父母，抚育出能意识到情绪、能与他人有情绪共鸣的孩子。本书还有专门一章为咨询师提供了有效工具，帮助遭受过童年情感忽视的来访者。
《超越原生家庭》（原书第4版）： 对每个人来说，原生家庭（即我们出生和成长的家庭）中的生活经历对我们的一生往往具有极大的影响。这种经历的影响和作用并非仅限于我们的童年时期。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对待他人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整个世界观，都是由原生家庭的环境塑造的。在原生家庭中习得的各种观念也会伴随我们一生。本书的目的是帮助读者找到应对自己原生家庭影响的新办法，即帮助读者学会完全不同的新途径，摆脱过去原生家庭遗留的问题，从而让读者在自己的新家庭中过得更加幸福快乐。如果你在合适的框架（这个框架就是你原生家庭的环境）中审视自己过去遗留的问题，那么你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也许会变得更加积极向上。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即使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不会感到太多的挫败感，从而可以更好地创造自己理想的生活。
《性格的陷阱：如何修补童年形成的性格缺陷》： 本书提出了其中 11 种长期的、自我伤害的人格模式，书中将其称为“性格陷阱”。这本书把非常复杂的原材料变得简单易懂。读者将非常容易理解性格陷阱的概念，并能快速地辨别出自己身上的性格陷阱。作者从其真实的临床经验中提取的丰富案例材料，也有助于读者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认清性格陷阱。此外，作者在书中展现的技术，对于帮助人们实现改变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他们使用多元整合的方法，既保留了认知疗法实操性强、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特点，也融入了行为疗法、精神分析和体验性疗法的技术。
《儿童教育心理学》： 就围绕如何帮助儿童形成正常、健康的人格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着重强调要用正确的方法帮助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信、勇敢、不畏困难的品质，以及与他人合作的意识和能力。一句话，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才是教育孩子的首要目的。出版 80多年来，在欧洲特别是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今的中国，对于为人父母者或者老师，或者所有关心或从事儿童教育工作的人，它也具有极大的启迪。
《妈妈及生命的意义》： 中作者再度扮演大无畏心灵探险者的角色，引导病人和他自己迈向生命的转变。《妈妈及生命的意义》以六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展开，真实与虚构交错，记录了他自己和病人应对人生最深刻挑战的经过，探索了心理治疗的奥秘及核心。他的生花妙笔和敏锐观察，让我们得以窥见治疗师的理智和心灵，也让我们看到难以忘怀的人物：“死亡顾问”葆拉、因偷听而使治疗意外好转的梅娜、令亚隆渴望投入其怀抱求她抚慰的梅格诺莉亚、义愤填膺但表面冷冰冰的艾琳，她们都迫使亚隆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人生，并且学到难忘的一课；还有他的妈妈一个颐指气使、脾气火暴的妈妈，她的爱与非难几乎使儿子窒息，她在他的梦中漫游，蹂躏他的思绪。
部分摘录：
父母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语言。不论他们来自哪个民族、不论他们使用怎样的词汇、不论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他们的语言对开发孩子大脑潜能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如果脱离语言，孩子大脑发育将会受阻。听力正常但语言环境不佳的孩子，与天生耳聋且未接收大量语言符号的孩子无异。如果不对这两类孩子进行干预，那么他们则很可能会终生保持沉默，这样的打击对孩子来说是致命的。当然，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听力正常的孩子还是植入了人工耳蜗的孩子）生活在语言符号丰富的环境中，那么他的大脑发育一定可以得到促进和提高。
我的故事
一名负责儿童人工耳蜗植入的外科医生写了一本关于父母语言影响的书，我个人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在大众的心目中，外科医生是不善言谈的。他们擅长的不是嘴上的，而是手上的：外科医生不但能在手术室里用灵巧的双手完美地为患者缝合伤口，还能准确诊断出患者的病情并及时给出手术方案。对一个医生来说，没有什么比完成一台漂亮的手术更令人开心愉快的了。
人工耳蜗植入术可以帮助耳聋患儿重获听觉。耳蜗由一条骨蜗螺旋管环绕蜗轴旋转两圈半而成，这个器官就是听觉神经开始的地方。如果耳蜗受损，那么声音传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人工耳蜗的植入可绕过损伤的内耳毛细胞，直接刺激听觉神经，将听觉信号送到大脑。最终，聋儿能听能说，他们不管从学习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都能很好地融入社会。我认为人工耳蜗植入术对完全丧失听力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福音。
正是大脑赋予了我无穷的想象力。大脑有别于耳朵这样的器官，它似乎神秘莫测，掌管着生活中的一切未知之处。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我就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亲手解决患者所遇到的棘手问题。
然而，我在医学院经历的第一次神经外科手术——脑膜瘤切除术却并不那么顺利。当天由神经外科主任R博士操刀切除病人脑部的这个良性脑膜瘤。因为我当时正跟着R博士编写一本教材，“脑膜瘤切除术”就是其中一个章节，所以他叫我到手术室亲眼看看这个手术，还给我布置了一个清洗的任务。
进了手术室，R博士就示意我往手术台上看。我看到手术台上躺着一个人，被剃了光头，头皮沾满消毒用的黄色必妥碘和刀口渗出来的鲜红的血。这个人的颅骨被切开了一个口子，里面灰色的凝胶状的大脑正在有节奏地跳动着，好像随时可能从里面蹦出来一样。病人整个身体被一块长长的蓝色无菌布遮住，看上去像在做魔术表演一样。
看着手术台上的病人，我突然想到自己脑袋里怦怦跳动的大脑。难道就是这一团黏糊糊的东西在掌管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真的是这样吗？我开始手脚发软，伴着手术室耀眼的灯光，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R博士在说着什么，可是我几乎什么都听不到了……最终，我被几个在场的护士从地上扶到椅子上。是的，你猜对了，我晕倒了。很难堪吧！
20世纪80年代在神经外科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的脑子被医生动过，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那个时候，但凡接受了脑外科手术的人，即使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了，身体状况也远不如从前了。当然，随着医疗条件的提高，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情况已经越来越好了。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想再从事与脑外科相关的工作了。之前在手术室不太好的经历让我想换一种方式来和大脑打交道。耳朵，就是其中一种我选择的方式。罗德勒斯克是我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当研究员期间的导师，他的业务能力非常强。在他的指导下，我掌握了人工耳蜗植入术的要领。
人工耳蜗植入术在我看来是最优雅的外科手术之一，整个手术仅依靠高功率显微镜就能完成。显微镜内部有一个小巧且精密的装置，转向非常灵活，能把耳道放大很多倍。手术时，不需要开灯，显微镜的光便足以把整个耳道看得一清二楚。医生和患者通过这道光彼此间默默地交流着。我认识的很多外科医生喜欢放着音乐做手术，而我却喜欢安静地做手术，所以整个手术室只听得到我手里的电钻嗞嗞作响，这就是我的“背景音乐”。
我成为头颈外科医生，负责小儿耳蜗移植术，是很偶然的。因为医疗界的两件重大事件给先天性聋儿带来了佳音。
199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建议新生儿在出院前接受听力筛查，旨在尽早发现有听力障碍的婴儿，指出所有有听力障碍的婴儿都应该在3个月前被发现，6个月前予以干预。这项关于公共健康的倡议是非常明智的。曾经，家长和儿科医生最初发现孩子有听力障碍，不会说话时，总习惯自我安慰道：“这孩子只是说话晚而已。”或者“她的哥哥话多，她话少而已。”可事实上，他们早已双耳失聪。如果到孩子三岁才被确诊为耳聋，那么最佳治疗时机早已错过。听力筛查有助于先天性耳聋的婴儿在三个月内被发现并及时得到救助。由此可见，孩子初期听力筛查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与此同时，人工耳蜗植入术应运而生，这可以称得上是神经医学发展史上的奇迹。人工耳蜗让数百万聋儿重获听力的梦想成为可能，他们的命运将就此改变。
人工耳蜗植入
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很任性。一旦患上脑性瘫痪、中风或者遭受脊髓损伤和踢足球引起的头部外伤，遇到这类脑和神经受损，医生往往认为“改善就是最好的治疗了，不要奢望治愈”。听力丧失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医生能够做到的就是“改善”而已。其实，还大有可为。
198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第一例成人单电极耳蜗进入临床移植，该耳蜗具有声音探测和声音识别的功能。随后，1990年，具有复杂处理功能的多电极儿童人工耳蜗问世，这几乎和新生儿听力筛查推广发生在同一时间。当先天性聋儿的大脑正好发育到能够处理语言信息时，患儿植入人工耳蜗就能重回有声世界。
人工耳蜗的问世和新生儿听力筛查这两件历史性大事件出现的时机刚刚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长到三岁时，脑部发育已完成85%，脑神经细胞多达数千亿个，此时的大脑正为思考和学习做准备。科学研究证实，脑部发育与幼儿的语言环境息息相关。不是说大脑在孩子三岁以后就停止发育了，而是三岁以前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婴幼儿的听力丧失也被称为“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突发状况”，这将阻碍他们的正常生长发育。
由此可见，早期的听力筛查对孩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确诊为耳聋，则需要尽快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术，如果错过这个最佳时机，等孩子大了才去诊断，即使植入了人工耳蜗，康复效果微乎其微。虽然，人工耳蜗确实属于高科技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孩子成长的任何时期都能完全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一次成功的人工耳蜗植入术需要利用“脑神经可塑性”，即大脑在新的刺激下发育。虽然就语言学习来说，大脑神经的可塑性在每一个年龄段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出生起到孩子三四岁，这个时期是一个关键期，一定不容错过。有两种情况除外，一是后天耳聋，之前曾经尝试过学习说话，大脑已经具备了处理语言的能力；二是先天耳聋，但没在关键期内做人工耳蜗植入，这样最好的情况是听得到声音，但几乎不明白意思。
然而，后来我了解到，即使在最佳时间植入了人工耳蜗，也有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导致康复效果不佳。
进展缓慢让我受益
我是在芝加哥大学做人工耳蜗植入的研究项目，该学校位于芝加哥南部，这个地区经常会爆发一些因居民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引起的示威活动。在做项目研究前，我发现这个地区的聋儿家庭承受着来自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聋儿和家人之间的交流也可谓困难重重。这对我和研究团队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与机遇。这次经历也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和职业规划。
20世纪60年代末期，是人权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母亲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名社会工作者。有一年年底，母亲被派去秘鲁做一个在利马贫民窟建立未成年人庇护所的研究项目，她也带着我一起过去了。一次她编了一个铝制背篓让我坐进去，然后背着我翻山越岭，当地的居民好奇地看着我们，他们或许从没有见过别的外国人这样做过。后来，妈妈告诉我，她做的远不及她学到的多。对没有机会学习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潜力是无穷的。我后来面对自己的患者也有同样的感受。在研究项目开展初期，我几乎对人工耳蜗植入一无所知，这是我最大的障碍。
事实上，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人工耳蜗植入项目开展得很缓慢。我以为患者会排着长队前来咨询，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如在商场大甩卖般纷至沓来。但正是这样缓慢的进展让我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关键问题。
来咨询的患儿实在屈指可数，人少我就有充足的精力给他们父母般的关爱，我留意着他们每天的点滴变化，嘴角扬起的第一丝微笑或人生迈出的第一个步子。每每看到这些，我由衷地感到骄傲。人工耳蜗植入后要进入“激活”状态，即启动患儿的耳蜗装置，每次这样的重要时刻，我都会亲自到场。当患儿听到声音时，我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欣喜若狂，然而，当患儿的植入术完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我会非常悲伤难过。
人工耳蜗植入后出现的问题也不少，比如声音的延迟反馈；患儿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时毫无反应；说话或者读书时发音迟缓。更让人费解的是，起初情况很相似的几个小孩，做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很偶然地走进了先天性聋儿的世界。
曾经我把观察患儿们看作一项科学研究，从不会把它看作一件有趣的事情。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术界人士都认为，有足够大的数据支撑的科学研究才足以支持或者反驳某个立场，才有所谓的说服力，才是“真科学”。但我慢慢地意识到若不顾及自己在研究中的个人感受，一味追求所谓的大数据，反而会让我们忽略一些重要的发现。
扎克和米歇尔
扎克是我的第二个耳蜗植入患者，米歇尔是第四个。这两个孩子都是先天性耳聋，他们在很多方面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相同的智力、父母都深爱着他们、希望他们早日回到有声世界，也都接受过高端仪器的治疗。先天条件相同、手术相同，却有着不同的术后效果。
我从扎克和米歇尔身上学到的东西是任何一本医学教材里都不曾提到过的。在了解到手术有其局限性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一股从未感受过且对我们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潜在力量。
扎克
扎克被父母带到我们的研究小组的时候，只是一个8个月大的小人儿，头发少得勉强可以看到几根。他很爱笑，蔚蓝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得知小扎克双耳失聪，父母感到非常震惊。在他们的家族里只有一个远亲有听力障碍，他在60岁的时候已经戴上了助听器。除此以外再无旁人患过耳聋。姐姐艾玛比扎克大两岁，听力正常，是个酷爱讲话的姐姐。扎克的父母身边也没有耳聋的朋友，所以他们想到来我们研究小组寻求帮助。
扎克的父母受过良好教育，始终表现得沉着冷静且意志坚决。他们知道需要做一些选择，他们没有过多犹豫直接告诉了我们他们的想法：希望扎克有一天能听能说。扎克在确诊后的第一时间就戴上了助听器。尽管有的家长总是不停地督促孩子坚持戴助听器，可扎克很乖，总是很自觉地自己戴好，两只小耳朵耷拉着，活像经飓风洗礼过的棕榈叶子。
扎克父母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很积极。最初，他们请了一个治疗师到家里来用仪器帮助扎克提高语言能力。他们甚至开始学习手语，因为他们希望有一天扎克可以自如地与人交流。最终，扎克和父母靠着手语实现了彼此的交流。
扎克的父母从一开始就知道通过植入人工耳蜗，孩子就有重获听力的可能。时机是扎克的问题所在。其实扎克在婴儿时期已经通过听性脑干反应测试对听力进行了评估，测试结果显示“无反应”。电流通过听性脑干反应区域时，在屏幕上没有显示出神经受刺激后反映出来的峰值，这就说明大脑对声音无反应。扎克的助听器测试也同样受挫。因为他的听力损失非常严重，所以即使声音在90分贝（类似摩托车比赛时的轰鸣声）时，大脑无法捕捉到声音，助听器也没什么反应。尽管如此，扎克的父母丝毫没有放弃，仍然让扎克戴着无声的助听器，他们希望奇迹出现在扎克身上，相信助听器总有一天会管用。于是他们决定响应FDA的倡议，着手准备人工耳蜗植入申请，在等待获批的这一年这对父母又做了什么呢？
他们仍然很积极，扎克的妈妈从一开始就知道助听器不管用，为此她一直在想别的办法。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妈妈让扎克趴在自己胸前，她一边唱着催眠曲，一边把扎克的小手放到自己的喉部，让他感受到声音通过喉咙时的振动。后来，她把扎克带到我这里来了，毫无疑问她的目的就是希望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术。扎克的父母决定把他恢复听觉的那一天，定为他的“听觉生日”。
耳蜗植入只是第一步，要想真正过上“听觉生日”还必须把耳蜗装置激活。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时刻，母亲不停地对着孩子说：“宝贝，你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吗？妈妈非常爱你。”如果激活成功，宝贝的脸上会出现很吃惊的表情，紧接着妈妈开始微笑、大笑、大哭。这个场景的确让人非常感动。你也可以去网上搜索“人工耳蜗激活”，你一定会感动得流泪。
待扎克真正的“听觉生日”到来时，他和父母显得异常冷静和放松，以至于忘了拍下这难忘的瞬间，这是扎克的妈妈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