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西方哲学史》 《拜占庭帝国史;全两卷》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纯粹理性批判》 《从一到无穷大;科学中的事实与猜测》 《道德情操论》 《君主论》 《老子今注今译》 《理想国》 《联邦党人文集》 《论法的精神;上下册》 《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 《权力意志;上下卷》 《人性论;全二册》 《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观;外一种;心灵与物质》 《我的世界观》 《乌托邦》 《物理学的进化》 《物种起源》 《西方科学的起源》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政府论》 《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部分摘录：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紧密相连的。而拜占庭文献在意大利几乎无人知晓，人们也似乎没有发现有乐于了解它的明显迹象。这种忽视中世纪希腊文学的态度，由于人们为寻找希腊文手稿对东方的频繁访问，以及对希腊语言的全面研究而逐渐地发生了变化。但是，在14、15世纪，对于拜占庭文献的兴趣还仅仅是偶然的，比起对古典世界的兴趣来，则相形见绌了。
然而，到了16世纪，对拜占庭的历史和文献的兴趣，有了较显著的改变。在这个世纪里，拜占庭作家的许多著作（尽管重要性不尽相同，也未经精心选择）在欧洲的各个地区出版了：在德意志由希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在荷兰由慕尔西乌斯（Meursius）、在意大利是由两名希腊人——阿莱曼努斯（Alemannus）和阿拉提乌斯（Allatius）出版的。
法兰西的贡献
对拜占庭时期的真正科学的研究是17世纪于法兰西开始的。在路易十四的光辉时期（这一时期法兰西文学成了全欧洲的典范），拜占庭学识在法兰西得到了高度重视，国王、大臣、主教和民间的个人，竞相建立图书馆和收集原稿，学者们得到各种优待，受到重视。
17世纪早期，路易十三就将教会助祭阿迦佩图斯（Deacon Agapetus）给查士丁尼的教言由希腊原文译成法文。红衣主教马扎林（Mazarin）是一个书籍爱好者和孜孜不倦的史料原稿的收集者，他建立了一个收藏了许多希腊著作的丰富的图书馆。他死后，这一收藏转归巴黎的王室图书馆（今天的国家图书馆），该图书馆是16世纪由弗兰西斯一世建立的；路易十四的著名大臣科尔贝（Colbert）也是王室图书馆的馆长，他不仅持续为图书馆增添文学宝藏，而且去国外收集手稿。18世纪，法兰西国王将科尔贝个人的丰富藏品收在王室图书馆中，其中有大量希腊文原稿。红衣主教黎塞留为了以令人满意的式样出版著名作者的著作而在巴黎创建了王室印刷所（卢弗尔印刷所）。这个印刷所使用的所谓的“王室希腊文”字体，以美观著称。1648年，在路易十四和科尔贝庇护下的这家王室印刷所，出版了第一部拜占庭历史学家著作集。到1711年，已出版了这一套选集的对开本共34卷。这一编辑工作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哪一版本能完全替代它。当第一卷在法兰西出版时，法国的编辑兼学者莱比（Labbé，Labbaeus）对所有的拜占庭史爱好者发出了倡议，他强调了拜占庭这个东方希腊帝国历史的重要性，指出，它的“历史事件之多是这样令人惊讶，它的多样性是这样有吸引力，持续时间之长是这样值得关注”。他要求欧洲学者们搜寻并发表湮没在图书馆尘埃中的历史文献，并承诺，这些人将得到“比金石更不朽的声望”，注5以此来鼓舞所有的合作者。4
杜康之。——著名的杜康之（Du Cange，1610—1688年）是法国17世纪第一流的学者，他的为数众多的各类著作，至今还保持着活力和重要意义。杜康之是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古钱学家和艺术编辑，是这些领域的精通者，是永不疲倦的、严格的学者。他于1610年生于法国的亚眠，后来被父亲送到耶稣会士学院。在奥尔良和巴黎做了若干年律师之后，他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城市，结了婚，成了10个孩子的父亲。1668年，由于黑死病蔓延，他离开亚眠，定居巴黎，直至1688年10月23日去世。令人惊奇的是，他在45岁之前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在亚眠以外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在其一生的后33年，他却完成了自己的巨著。他的学术著作之多，若非他亲手写的原稿仍然保留至今，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的传记作者写道：“18世纪的这位学者是在一条前所未有的全神贯注的道路上撰述的：‘他结婚50年，又是多子女家庭的父亲。为何竟能如此读书、如此思考、如此著述呢？’”注6杜康之在拜占庭史方面的杰作是《法兰克诸王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Histoire de l’empire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s empereurs français），该书在杜康之去世前经过修订，但该修订版直到19世纪才出版；《拜占庭家族》（De families byzantinis），包括了丰富的家谱资料；以及《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 Christiana），含有至1453年为止的详细而精确的君士坦丁堡方志资料。后两部著作，后在同一部书《拜占庭历史的注解与补证》（Historia Byzantina duplici commentario illustrata）中出版。在杜康之去世前三个月，他发表了两卷本（对开本）《中世纪希腊文词典》（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graecitatis），按照俄罗斯拜占庭学者V.G.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ievsky）所说：“这部著作是无可比拟的巨著，编辑这样一部书说不定需要动用一群专业学者。”注7直到今天，这部词典仍然是所有从事拜占庭史及一般中世纪研究的学者们必不可少的资料。除了这些创造性的著作之外，杜康之还发表了许多著名拜占庭历史学家著作的标准版本。这些版本因为有了地道的专业注释而特别重要。杜康之的另一部巨著《中世纪拉丁文词典》（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is）对于拜占庭学研究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杜康之健康状况一直良好，但1688年6月突然病倒，同年10月去世，终年79岁。临终之际，家属及朋友都在身边。他被葬在圣热万教堂。他的墓穴已无踪迹,但现在巴黎的一条狭窄而偏僻的街道仍叫“杜康之街”注8。5
其他法国著作家。——杜康之不是法国拜占庭研究领域的唯一著作家。就在同一时代，马比荣（Mabillon，1632—1707年）写下了他不朽的著作《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创立了全新的资料文献及敕书的学问。18世纪早期，蒙弗孔（Montfauson，1655—1741年）所写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希腊古文书学》（Greek Paleography）问世，至今仍然不失其价值。这一时期也出版了在巴黎居住和写作的拉古萨的本笃派修士班都里（Banduri, 1670—1743）的多卷本著作。他于1711年发表了《东方帝国》（Imperium Orientale）一书，其中包含拜占庭时期的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志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丰富资料。几乎与此著作同时，是多明我派修士勒坤（Le Quien，1661—1733年）所进行的深入研究，他的《基督教东方》（Orient christianus）一书，是特别着重于研究基督教东派教会的丰富的历史资料集。注9因而，直到18世纪中叶，法国毋庸置疑地成了研究拜占庭的领导中心，这一时期的许多法文著作一直颇有价值。6
18世纪和拿破仑一世的时代
18世纪，法国的情况有了变化。“理性时代”的特征，表现为对过去的否定，对宗教的怀疑，对教权与君主专制的激烈批评。这时再也找不到对拜占庭帝国感兴趣的事物了。中世纪的历史，被人们想象为“野蛮的、不文明”时期的历史，是黑暗和愚昧的根源。18世纪一些最先进的思想家没有对这一时期进行任何研究，就对中世纪希腊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伏尔泰批评了罗马历史上的帝政时代后，进一步指出：“这里有另一部历史，比塔西佗时代以来的罗马历史更为荒谬；这就是拜占庭的历史。这是一部毫无价值的集合，除了雄辩术和神迹奇事外，它一无所有。它是人类智慧的一大耻辱。”注10严肃的历史学家孟德斯鸠写道，从7世纪早期“开始的希腊帝国的历史，只有一系列的造反、暴动、背叛，余者一无所有”注11。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著作，也受到18世纪思潮的极大影响。这种对拜占庭历史否定和贬抑的态度在18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中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早期。例如，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年），在他的《历史哲学讲义》中写道：“拜占庭帝国在内部被各种欲望弄得昏天黑地，在外部则受到野蛮人的压迫，而对这些野蛮人，皇帝只能进行软弱无力的抵抗。这片领土总是处于不安全的情况下。整个帝国呈现出一幅愚蠢的令人作呕的面貌；可耻的，甚至疯狂的贪欲压抑着一切高尚的思想，皇帝因将军们的策划或廷臣们的阴谋而被废黜；皇帝被他们自己的妻子或儿子暗杀、毒害；女人们沉溺于贪欲及各种可憎的行为。这就是历史给我们描述的一幅情景；直到大约15世纪中叶（1453年），这个东方帝国的腐朽大厦才终于被强大的土耳其人大军摧毁。”注12政治家们把拜占庭作为一个无能的样板来引证。例如，拿破仑一世在“百日王朝”时，于1815年6月对议会的讲话中说道：“帮助我挽救我们的国家吧，……我们不要仿效拜占庭帝国的模式，它受各处的野蛮人所压迫，成了后代的笑柄，因为在攻城槌击破城门时，它却沉湎于无谓的内争。”注13 7
到19世纪中叶，这种对中世纪学的态度在学术界才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时期的风暴和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人对中世纪有了不同程度的重视，恢复了研究这一“野蛮的、不文明”时期的兴趣。拜占庭历史又一次成为热心学者们研究的对象。
孟德斯鸠。——18世纪前半期“理性时代”著名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Montersquieu,1689—1755年），写了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于1743年出版。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简洁、风趣和生动地叙述了始自罗马建城时期的罗马帝国的发展，最后四章专门叙述拜占庭时期，到1453年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这部作品，当然是在18世纪思想的影响下写的，显而易见，孟德斯鸠坚持了对这一时期历史的正确认识；他认为拜占庭历史是罗马历史的延续。正如他所说，他只是从6世纪后半期开始，方称罗马帝国为“希腊帝国”。他对这个帝国的历史，抱着很苛刻的态度。他坚持认为，拜占庭帝国的社会结构、宗教生活以及作战方法，是有相当多的组织上的缺陷的；他还认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腐败的制度，怎么能够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中叶。这个问题看来对作者有相当的重要性，在最后一章他专门说明了帝国延续生存的原因，解释了诸多因素。他指出，在与后来胜利的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希腊火”的发明，君士坦丁堡的商业繁荣，野蛮人在多瑙河地区的定居（他们保护着帝国反抗新的侵略），这些就是这一东方帝国得以长期生存的主要原因。他写道：“就这样，当帝国由于贫弱的政权机构而衰败下来时，都得到了不寻常的外因的帮助。”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最后的帕列奥洛格王朝使孟德斯鸠想起了莱茵河，“像小溪一样流入大洋就消失了”。
尽管孟德斯鸠的主要兴趣不在拜占庭的历史上，尽管他完全像他的同代人一样不屑于研究中世纪学，但他确实留下了发人深省的记录，甚至人们今天读起它来，还会感到颇有兴味。现代的一个研究孟德斯鸠的学者、法国的A.索雷尔（A.Sorel），称孟德斯鸠撰写的拜占庭史的各章是“大师级的叙述和标准的解释”注14。8
吉本。——18世纪也产生了英国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on,1737—1794年），他是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出生于1737年4月27日，曾在威斯敏斯特及家庭教师的关怀下，接受了初级教育。1752年，他考取了牛津的马德林学院。不久以后，他到了瑞士的洛桑，受到一个加尔文教徒注15的指导。在这里居住的五年中，他用大多数时间来学习法语，读古典文学作品和重要的历史学及哲学著作。这次长期侨居生活，在年轻的吉本思想深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瑞士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正如他后来所写的：“当时，我已不再是英国人，从16岁至21岁这一多变的青年时期，我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主观见解，都带上了外国人的特色；对英国的淡漠不清的记忆几乎全部从记忆中抹掉了；我对自己的民族语言也很不熟悉，而且，在离乡背井的情况下我似乎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无法改变的命运安排。”在洛桑，吉本“满意地见到了这一时期最非凡的人物——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伏尔泰。注16
回到伦敦，吉本发表了他于1761年用法文写的第一部著作《文献研究随笔》（Essai sur l’étude de la litérature），该书在法国和荷兰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在英国则受到冷遇。此后的两年半时间，吉本是同在英法七年战争中组织起来的汉普郡民兵一起度过的。1763年，他途经巴黎回到他热爱的洛桑。就在这年，他周游了整个意大利，访问了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吉本在罗马的访问，对于他以后的生活特别重要，因为这次访问唤起了他写一部“不朽之城”的历史的想法。“就是在罗马，”他写道，“在1764年10月15日，当我置身于卡皮托丘的废墟中，独自冥想，听到托钵僧们在朱庇特神殿上唱着晚祷词时，编写罗马城衰亡史的想法，首次涌上了我的心头。”注17吉本的原计划只是写罗马这座城市；后来，这一计划发展为写一部完整的罗马帝国史，包括西方帝国和东方帝国，写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9
第二次回到伦敦后，吉本开始积极为预期工作收集材料。这部历史的第一卷，由奥古斯都时期开始，出版于1776年。它即刻获得了成功。几天之内第一版就销售一空。据吉本说，他的“书被放在每张书桌，甚至每一张梳妆台上”注18。在继此之后的各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吉本自己的宗教观点与18世纪的精神是颇为一致的。这就引起了一阵猛烈的、主要是来自意大利天主教徒的抗议。
吉本一直有一个心愿，要在洛桑，他青年时代的学校度过他的晚年；终于，在第二次访问洛桑以后20年，吉本拥有了足以独立生活的财产。他回到了他喜爱的城市，在这里完成了他计划中的历史著作。他是这样描述完成这部多年著作的时刻的：
1787年6月27日这一天，或更确切地说，在这天夜里，11时到12时之间，我在花园中的避暑室里写了最后一页的最后几行。我搁下笔，在树冠遮盖的阳台回廊上漫步，从这里可以眺望到村野田园，湖光山色。空气是温馨的，天空是宁静的，月亮的银辉洒在湖面上，整个大自然万籁俱寂。我掩饰不住首次如释重负的喜悦之情，也许从此我还会一举成名。但是这种自豪感很快消失了，一种很自然的忧虑，在我的头脑蔓延。我想，我已经永久地与一个多年惬意的伴侣告别了，并且，无论我的这部历史作品将来的命运如何，作为历史学家的生命却一定是短促而不安定的。注19
法国革命事变的冲击，迫使吉本回到英国，1794年1月，他在英国去世。
吉本是少数在文学界和历史学界同时享有显著地位的作家之一。他的文风优雅华美，使得同时代一位历史学家把他与修昔底德和塔西佗相比。注20吉本留下了一本出色的自传，英国出版家伯克贝克·希尔（Birkbeck Hill）评介说：“它是这样简洁，以至于燃两支蜡烛的工夫就可读完；它的内容是这样有趣，而且在思想的转折及写作风格上是这样引人入胜，以至于可以读两遍三遍，仍与读头一遍一样兴味无穷。”
由于吉本受所处时代的思想影响，他在自己写作的历史中坚持这一观点：“我叙述了野蛮状态和宗教信仰的胜利。”换句话说，吉本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从第二世纪开始就是倒退运动。当然，今天看来，吉本描述基督教的章节也几乎没有什么历史的重要性。10
许多因素影响到现代人对吉本的评价。因为自他的时代，历史资料更加丰富了，历史的疑难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对历史资料的考证更有批判性，对各类史料的相互关系也有了更清楚的解释，并且新的学科，例如古钱学、铭文学、印章学和纸草学，都已被全部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此外，吉本对希腊语并不精通。关于518年以前，即到阿那斯塔修斯一世去世以前的史料，吉本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的是他的一个优秀的前辈、法国学者提耶蒙特（Tillemont）于1692年出版于布鲁塞尔的驰名一时的著作《帝政史》（Histoire des Empereures）的资料。因此，吉本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比他的历史著作中描述的其他各个时期的部分更为详细而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