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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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摘录：
哲学、认知科学和民间对理性的定义 理性在学术界是一个令人困惑又颇受误解的词，有多种定义并充满争议。哲学、经济学、决策学以及心理学等很多学科都对理性感兴趣，但各自的定义却存在差异。例如，动物行为学者声称可以测量不同动物的理性程度（Kacelnik，2006），但根据其他学科的定义，动物根本不具有理性。
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理性的定义存在学术领域间的差异性。例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2004）指出，“理性有许多定义，每个定义都有长处和弱点。理性概念的模糊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还没有哪个定义能够代替其他学科的定义。”哲学家苏珊·赫尔利和马修·努兹（Susan Hurley & Matthew Nudds，2006）同样认为，“在人类理性的研究中，不同的学科由于研究假设和目的不同，因而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理性’，有些侧重于理性行为，另一些则关注理性的过程，因此在跨学科讨论理性时往往存在争议。”跨学科的争议往往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在学科内部，如在心理学中也已衍生出了很多相似的术语，让人难以辨别。我们不打算对所有这些问题都进行评述，而只是阐述我们在这本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解释所有理性相关的概念，而是基于我们的目标来选择术语和定义，即通过一个测量理性思维的综合方法来展现理性应有的样子。
测量理性的评估工具需要一个基于实证研究，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因此本书的理性概念主要来自于决策理论和认知科学领域。不具备实证和可操作性这两个特征的定义对于构建理性思维测验是毫无价值的。此外，我们还希望这个定义能够体现出个体差异，从而使其建构能够反映人的思维和判断从不理性到高度理性变化的连续体（continuum）。与此相对照的是，许多关于理性的哲学概念都只是为了将所有的人等同起来。因此，本书通过构建一些标准来定义我们所希望研究的具有个体差异的理性。
然而，许多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将人等同看待的理性思维的哲学定义。由于这些定义深入人心，从而会使人们在理解我们的定义时产生困惑。无论一个人事先是否熟悉“理性”这个术语，我们都会敦促我们的读者不要纠结于此，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在本书中对这个词的使用，那就用“好的思维”（good thinking）这个说法吧，这么做也没有任何问题。1
本书所使用的严谨的“理性”定义
“理性”一词有严谨和宽泛两种定义。人们对理性都有常识性的理解，但如果采用宽泛的定义，非专业人士和学者常常会产生分歧。而实证科学家更倾向对理性采用严谨的定义，特别是在认知科学领域。本书主要采用的是严谨的定义。相比之下，字典中对理性的定义往往是宽泛的，相当蹩脚且不具体，例如，“与理由相一致的状态或性质”。
理性的宽泛定义来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绝对理性分类（categorical）概念，他认为人类是唯一有理性的动物。正如德苏萨（de Sousa，2007）所指出的那样，理性的对立面不是非理性，而是没有理性。亚里士多德对理性的理解是绝对化的：一个有机体的行为要么是基于理性的，要么是没有理性的。按照这种理解，人类是理性的，其他动物是没有理性的，人类在理性思维方面没有个体差异。
理性的严谨定义主要在认知科学和本书中使用。认知科学中所采用的最优判断和决策规范模型使理性的定义非绝对化，这种定义下的理性取决于思想或行为与最优模式之间的距离（Etzioni，2014）。因此，当认知科学家将一种行为称为非理性行为时，他的意思是指该行为偏离了特定规范模型所规定的最佳行为，而并不是在暗示这种行为背后没有任何思想或推理。人们对人类非理性研究的敌意，无疑源于上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当认知心理学家认为某些人出现非理性行为时，似乎就等于在说这些人不是人。因此，在民间语言中，“非理性”（irrationality）一词被认为是一种特别严重的侮辱。我们要指出的是，心理学家并没有这样使用这个词，他们对理性采用了不同的定义，在这一定义中，人都是完全的人，但理性倾向存在差异。
对于民众来说，亚里士多德对理性绝对化的定性观点会使他们将“非理性”一词理解为尖锐的讽刺。但认知科学家对理性的理解是非定性的量化观点，是从“理性”到“非理性”连续的（continuous）变化过程。当我们发现一种行为模式比最优模式差时，我们会说其“未达到最优理性”，而不是说它是没有理性的，这才是对“非理性”一词应有的理解。如果认知科学家对非理性的定义是民众的通识，认知科学界也就不必花如此大的力气为其辩护了（Bishop & Trout，2005；Cohen，1981；Kelman，2011；Stanovich，1999，2004；Stein，1996；Tetlock & Mellers，2002）。也正因为如此，本书将非常谨慎地使用“非理性”一词，我们关注的是理性反应的连续性变化，即从完全理性到理性逐渐减少的变化。
心理学家不接受定性的理性概念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定义没有为认知改善提供动力。理性的定量定义可以促进认知改善，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达到完全或最优的理性，而且理性思维倾向是可以改善的。采用认知科学对理性的定量定义，虽然可以推动认知改善，但必须要承认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理性（至少从完成各项测验的表现上看确实如此）。这和说一些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没有什么区别。理性上的差异是与智力差异相互重叠但又截然不同的认知领域。人们确实在智力上存在差异，并且心理学家有能力测量这些差异，设计出提升智力的方法。同样，人们在理性上也存在差异，认知科学也已经发现了许多方法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性，从而使他们在生活中获得更好的结果。例如，我们可以教人们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教医生做出更好的医疗决定，向教育工作者提供做出更好教育决策的建议。
工具性理性与认识性理性
如前所述，字典中关于理性的定义（“依据理由行动”）往往很宽泛，不具体，因而无法测量。此外，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学者为了弱化理性的重要性，常常对理性的概念冷嘲热讽。一种常见的说法是，理性仅仅意味着解决诸如哲学入门书中遇到的三段论推理（syllogistic reasoning）问题的能力。其实，在现代认知科学中，理性的含义更为全面、确定和重要。
我们综合许多认知科学理论家的说法后认为，理性包括两种类型：工具性理性和认识性理性（Manktelow，2004；Over，2004）。工具性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最简单的定义是：在现实世界，根据给定的资源（身体的和精神的），采取行动得到最想要的结果。更学术的说法就是：个人目标实现最优化。经济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又将目标实现最优化的概念转化为期望效用的学术概念。
认识性理性（epistemic rationality）关注的是我们的信念如何映射出现实世界。认识性理性有时被哲学家称为“理论理性”或“证据理性”。同样，工具性理性有时被称为“操作理性”。当然，这两种类型的理性是相关的：为了通过行动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把这些行动建立在与现实世界正确匹配的信念之上。
当认识性理性和工具性理性被合理定义后，人们就愿意使用这两个概念了。大多数人都希望他们的信念与现实相符，也希望自己的行为有助于个人目标的实现。曼克特洛（Manktelow，2004）指出这两种理性概念非常实用，主要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何为真”及“做什么”。认识性理性是关于“何为真”的，工具性理性是关于“做什么”的。要想让我们的信念是理性的，它必须与现实世界保持一致，即信念必须为“真”；要想让我们的行动是理性的，必须用最佳方法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即做“佳”的事。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能够找到“真”和“佳”的思维更实际和更有用的了。
经济学家和认知科学家进一步将工具性理性定义为期望效用的最大化（maximizing expected utility）。要实现工具性理性，一个人必须在选项中选择具有最大期望效用的那个选项。决策情境一般可分解为三个部分：
①可能的行动；②世界的可能状态；③对每种可能状态下可能行动的后果评估。期望效用的计算方法是将每个可能的结果的效用乘以该结果发生的概率，然后求和。
理性选择的公理化方法
在实践中，用这种计算方式来评估理性是很难实现的。首先，探查个人的各种结果概率是很困难的。其次，测量各种后果的效用在技术上难以实现。幸运的是，还有另一种有用的方法可以衡量决策的合理性和偏离理性的程度。通过一些严谨的分析已经证明，如果人们的偏好遵循某些一致的模式（即所谓的选择公理（axioms of choice）），那么他们的行为就近似于效用最大化（Dawes，1998；Edwards，1954；Jeffrey，1983；Luce & Raiffa，1957；Savage，1954；von Neumann & Morgenstern，1944）。这种分析人们是否最大化效用的方法被称为“公理化方法”。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更容易地通过认知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衡量人们的理性程度。依据公理测量对最优选择模式的偏离程度是一种评价理性程度的反向度量方法，即越偏离最优选择模式，人的理性就越低。
基于公理化方法，工具性理性被定义为对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标准的坚持。例如，传递性公理是：如果你喜欢A超过B，喜欢B超过C，那么你应该更喜欢A而不是C。违背传递性是对理性的严重违反，因为它可能导致决策理论家所说的“金钱泵”（money pump）现象。在某些情境下，如果你按照这种非传递性偏好行事，你将会耗尽你所有的财富（Schick，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