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内容简介】 本书对这个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地区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话语的长城:文化中国探险记》内容简介】 “文化中国”包括三个部分：历史上的中国国土本身（目前正经历不同的政治命运），海外华人社会（很多已经经历了几代人），以及有关中国的研究或写作。本书在这三个维度上， 对“中国”的多重意义进行解读和分析。本书由几篇原本独立的论文构成，但在结集成书的时候，作者在逐渐清晰的共同问题意识下，作了相应改动。
【《文化、权力与国家》内容简介】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是印裔美籍学者杜赞奇通过对资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所编《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的研究，以个案的方式对华北六个村庄进行详尽的分析，展现了在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1900—1942年华北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图景。作者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经纪”等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婚姻圈、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乡村社会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又是如何作出回应的。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到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所要解决的主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凝练的笔法、独特的视角，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心路历程。
【《转变的中国》内容简介】 作为一部富于创意和挑战的探索性著作，本书在广泛汲取和甄选中西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三方面入手，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欧之长时段历史的异同，否定了长期盛行的各种西方中心主义研究框架，也展现了中西社会、经济、政治史的总体脉络和各自特点。
【《间谍王》内容简介】 本书叙述了一个非凡的秘密警察，一个阴影般的险恶幽灵——戴笠的一生。他的生活体现了20世纪中国所具有的、再封建式的多变个性与难以逾越的职业纪律之间的平衡。戴笠及其创建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是蒋介实反共反人民的忠实爪牙，在为蒋排除异己，维护国民党专制统治，以及保护蒋介实安全方面效尽犬马之劳，犯下了种种罪行。同时，抗日战争期间，在抵抗日寇、铲除汉奸方面也做过一些工作。戴笠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作为闭塞的“中等县城”里的精华，他克服了某种城乡之间的差别——再具有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个人关系的乡村世界与一个更加广阔、充满职业责任和冷冰冰的专业知识的领域之间的差距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内容简介】 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分为两大部分：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文的个案研究，是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筹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一江黑水》内容简介】 以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为切入点，主要论述了中国为经济高速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介绍了中国环境保护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取得的突出成就，分析了中国面临的环境压力以及环境治理的艰巨任务，探讨了怎样让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更好地协调起来。《一江黑水》2005年被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评为社科类*图书，2008年被剑桥大学评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50部著作之一。
【《假想的满大人》内容简介】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通过对小说、医案、游记、照片、绘画的解读，揭示出西方同情与人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这种西方式对华“同情”的来龙去脉，并力图通过这些分析展现出关于“中国”的整体印象。作者在该书中的这种分析开启了思考西方过去与当今对华关系的新的可能性，而且通过对同情、受苦、经济交流以及再现式交换这四个术语的专门论述，进而建立起分析中国历史话语、同情与现代性的新网络。在结合了文化研究、亚洲研究、美国研究以及医疗史观念的基础上，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中西方关系的独特视角。
【《城市里的陌生人》内容简介】 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超过两亿中国农民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寻求务工、经商的机遇。这一现象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再生产。本书所展示的，是人口流动所引发的空间、社会关系重构，以及跨区域联系网络的建立。通过展现一个典型的外地人口社区——北京丰台“浙江村”的发展、繁荣、拆除、重建，作者展现了后毛时代（post-Mao era）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及私人社会空间对传统管理制度的挑战。本书挑战了“市场胜利、国家撤退”的简化论，强调要从更为复杂的日常实践和持续的变迁当中去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
【《两访中国茶乡》内容简介】 英国植物学家福琼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华，采集包括茶树在内的中国植物资源。回英国后，他写了几本颇具价值的著作，介绍其中国之行。本书对1843年和1848年的两次中国之行作了详细记录。书中对中国的茶树栽培和制茶方法详加阐述，对中国园艺、植物特性与分布、饮茶文化也多有着墨，但大部分描写的还是其在中国的奇妙经历及见闻感受。对部分中国文化，福琼表达了他的怀疑与偏见，但更多的时候，特别是随着其对中国了解的深入，福琼表达了他对中国自然景观与文化的惊奇及赞赏之情。福琼是传教士之外最早进入中国内陆的外国人之一，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教士的独特视角。
部分摘录：
文化网络与市场体系 研究乡村社会，人们必然要提到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表面来看，文化网络的概念似乎在研究乡村社会的理论方面是倒退了一步。若如施坚雅开始时所声称的那样，市场体系理论可以解释乡村社会，为什么又要提出一个哗众取宠的更为复杂的模型？事实上，正如施坚雅自己后来承认的那样，市场体系和社会结构并不完全重合。在《晚清之城市》一书中，施坚雅写道:
村庄之上的社会组织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研究课题。过去10年来的研究著作清楚地表明初级市场体系的内部结构比我1964年文中所揭示的特征更为复杂多样。市场之下的村际组织亦五花八门，如结构严密的宗族、水利协会、看青会、政教合一的会社等，不同的守护神及寺庙亦有自己的辖界。这些组织中的大部分具有多种功能，组织原则也不止一个。[2]
我并不是要贬低前人的研究，而是想吸收市场体系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而将其融入文化网络的概念之中。本章将通过分析婚姻圈以及水利管理组织，从两个途径来说明市场体系理论已同化到文化网络之中。而在整本书中，读者将看到市场体系与其他组织一同联结为文化网络。让我们先粗略地看一下市场在满铁调查村庄(特别是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中的作用。
大多数满铁调查村庄距县城不远，而县城本身也是其市场所在，所以，这些村民多到中级市场而不是初级集市去贸易。但有两个村庄例外，其中之一是河北省昌黎县的侯家营。村民光顾的主要集市是泥井，这是一个初级集市，在1940—1941年间也是行政村村公所的所在地。泥井五日一集，附近村民多到这里交易，但也到20里之外的县城去购货。[3]另一例外是山东省恩县的后夏寨。1937年以前，该村村民到一个初级市场去交易。日军侵入之后，为了加强控制，强制减少集市场所，后夏寨村民不得不到县城去贸易。[4]
县城一般是中级或中心市场，其辐射半径为7—10公里，大约包括30—40个村庄，约1万口人。县城有时亦是一个初级集市，集日较频，方圆5里左右的村民多前来赶集。[5]与施坚雅所研究的川西不同，华北平原的初级市场差异很大，据说河北省栾城县的集市小到只顾及3个村庄，大到吸引三十余村的村民。[6]
集市对村民来说非常重要，在那里村民可以买卖货物并得到借贷。根据满铁调查资料，我们无法算出农民出售其产品的确切数量，这里只能转引一些概括性叙述。尽管自清末以来，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的农户及面积大幅度提高[7]，但农民仍然以种植粮食为主。就棉花来说，河北省寺北柴和吴店村的调查表明，农民也只是在满足自身(织布做衣)需要之后再出售剩余棉花。[8]就粮食而言，只有种植比例很小的细粮，如小麦和稻子才在市场出售。如同棉花一样，这些细粮也是在满足家用(主要是春节时消费)后才出售剩余。高粱和玉米是农民的主粮，但对大多数农家来说，即使这种粗粮也不够吃，他们不得不卖掉细粮换粗粮，甚至在青黄不接之时借粮度日。[9]即使在较为富有的河北省侯家营，那里的粮食基本上也是自产自销，但在114户人家中，仍只有6户未曾买粮度日。[10]所以，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在青黄不接之时，亦不得不求助于市场调节。
除秋卖春买粮食之外，农民还从市场上购买煤油、农具甚至布匹，但这些物品并不一定非要到集市上才买得到。一些村庄，如山东的后夏寨和冷水沟，村内即有小卖铺，农民多在那里购买日用必需品，农民亦向走街串巷的货郎担购买物品。而且，农民多赶远处的庙会，从那里买回农具和大牲畜。[11]
由于集市上店铺较多、资金较丰，故它也是借贷中心，这对寺北柴那样的穷村来说更为重要。进入20世纪之后，那里的有钱地主大多迁往集镇或县城居住(见第六章)。沙井村亦是如此，在全村70户人家中，每年有八九家从市场借贷，而只有四五家从村中获得借款。[12]不过在其他村庄，如后夏寨和冷水沟，还是以向本村人借贷为主。[13]在吴店村，由于过分贫穷，几乎无人能借到钱款。据村民回忆，在晚清之时，还有8至10户人家尚能从集市上得到贷款，但到20世纪30年代之时，这样的人家几乎再也难以找到了。这主要是由于大部分土地售与村外之人，农民没有资产作为抵押以获得贷款。[14]
如此看来，集市并不是借贷的唯一重要来源，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农民从集市上得到借贷，其放贷之人亦往往是本村居民，沙井和冷水沟提供的事例即是如此。[15]市场提供的其他服务亦表明，街坊邻里关系在其中起着重要的牵线作用，黄宗智对此非常重视。在借贷、土地买卖及租赁等关系中，同村之人往往充当中人。[16]在出卖产品(粮食)时，村民往往需求助于收费的牙行或经纪。而吴店和寺北柴的村民在此交易中只找出自本村的牙人。[17]以上分析表明，村民与市场交往并不是建立在牺牲村民内部关系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村民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加强，人们以此来提高自己在集市交易中讨价还价的地位。
我要说明的是，市场并不是决定乡村大众交易活动的唯一因素，村民纽带在提供多种服务、促成交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文化网络的视角来看，是市场体系与村民纽带联合决定了乡村经济交往。不过，网络模式揭示得更为深刻，它表明，村庄和市场亦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下面我将重点分析一下村外联系，它们既不等同于市场体系，但与市场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