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在政府“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发展方针指导下，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提振了其他国家应对危机的信心，抵御了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保证了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看得见”的成功背后隐藏了太多“看不见”的代价。凯恩斯所主张的反经济周期式的宏观调控方式，历来都能引起巨大的争论，政府“看得见的手”并非万能。例如，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时期就放弃了凯恩斯主义扩大需求的宏观调控方式，而选择了供给经济学理论，以“降低税率、鼓励生产”等方式走出困境。“吗啡疗法”见效快，却治标不治本。须知每一项政策，除了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更带来中长期的潜在效应。
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指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是7.5%，CPI涨幅控制在4%左右。这是中国GDP预期增长目标8年来首次低于8%。经济形势的变化、增长目标的调低为未来国企改革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依靠国企膨胀而刺激经济的做法，长期来看，肯定是行不通的，必然会造成负面后果：首先，受4万亿元计划刺激，过去两年，中国经济饱受通胀之苦，直到2011年年底CPI才回落至5%以下。“高通胀、低利率”本是一种隐性剥削，每年银行存款中暗含的通货膨胀税就过万亿。同时，它还会导致民间财富缩水，造成财富逆向分配，扩大内需无从谈起。其次，间接鼓励了“国进民退”，民间资本被大量挤出，加剧实体经济空心化风险。大规模信贷主要分配给了低效率的体制内势力（主要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导致“地王”现象频发，A股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第三，4万亿元投资的乘数效应，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的投资狂潮，加剧地方债务危机。有学者称，这是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致命败笔，地方债务情况有恶化趋势：仅官方早先的统计数据就高达10.7万亿元！进一步审视未来国有银行的坏账预期，其对于经济全局的影响令人不寒而栗。
部分摘录：
“好人华盛顿” 1787年5月25日，修改《邦联条例》的会议在费城召开。不过，出席的代表们却把它开成了一次制宪会议。
头一天，华盛顿被代表们一致同意推举为大会主席。此前，自1783年11月辞去大陆军总司令一职之后，他已在弗农山庄当了三年多农场主。
从5月25日到9月17日，制宪会议在一种自由、平等的气氛中开了126天。可作为制宪会议主席的华盛顿，整个会议期间，仅仅发过三次言。这还是把他当选为会议主席后致答谢辞和制宪会议结束前说的几句话也算上了。
与会的不少制宪会议代表意识到，华盛顿将成为美国第一任行政官。毕竟，美国没有第二个人有华盛顿那样的政治声望。可也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制宪会议代表们的自由之精神。
制宪会议刚开没几天，富兰克林就说他总是担心，联邦政府将来某个时候会以君主制告终。这种忧虑并不是这位八旬老人所独有。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平克尼主张设立一位生机勃勃的行政官，但他又怕行政官变成“一个选出来的君主”。巴特勒也忧惧“这个国家难道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出现喀提林和克伦威尔式的人物”？而伦道夫则担心“我们不是在为英国政府制定宪法，而是在构建一个更加危险的君主制，一个选举出来的君主制”。他希望在这个国家里“永远不再看到恢复君主制的任何企图”。
这种对行政权不断扩张和滥用行政权的忧虑，贯穿着整个制宪会议。在1787年6月4日全体委员会上，富兰克林发言说：“第一个被放在掌舵位置上的人，会是个好人。今后的后继者会是怎样的人，就无人知道了。这里也和别的国家一样，行政官的地位总是会不断提高，直到以君主制告终。”富兰克林所说的“好人”，是指华盛顿。
也正因为这种思虑，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深谙分权制衡之道的代表们，以史为鉴，秉持自由之精神为共和国制宪，从而不仅为美国，也为人类历史上拟成了第一部成文的限权宪法。他们将限权视若美国宪法的灵魂，而不像中国的韩非那样，一方面清醒地知道君王们身上有碰不得的逆鳞，可另一方面又竭尽心力地去加强君权，使得逆鳞更加令人望而生畏。毕竟，当政治精英自以为自己是有别于平民的统治阶层，从而丧失或放弃对权力的戒心，吃亏的将不仅是平民。朱元璋坐了龙庭，首先要杀掉的，就是曾鞍前马后为他卖过命的那些功臣。
但是制宪者们并不觉得自己能为万世开天平。对于自己拟定的联邦宪法，他们当时也还是信心不足。华盛顿估计这部宪法如果能维持20年就不错了，而富兰克林则认为，这一次可能会好若干年，但最后还是会以专制而收场。尽管制宪者们有这样或那样的悲观估计，华盛顿在1788年2月写给拉法叶特侯爵的信里依然肯定，新宪法至少有一点可取之处，那就是“采取了比人类迄今所建立的任何政府所采取的还要多的防范和其他难以逾越的措施，以防止走向暴政”。
1789年华盛顿作为惟一候选人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可他连去临时首都纽约的路费，都是借钱凑足的。第一届总统任内，华盛顿就厌倦了权力斗争。1792年是总统选举年，他对麦迪逊说：“情愿拿起锄头去挣块面包吃，那也比现在这种处境强。”问题是，华盛顿离任后，权力如何平稳转移。会不会出现血腥的争夺呢？历史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在这样一个选举制的国家，权力怎样交接，确实关系到千秋大业。国家需要他继续干下去。1793年，又一次作为惟一候选人，选举团一致通过他继续连任。他开创了至多连任两届总统的先例。
在1796年发表的告别词中，华盛顿将引退的决心告诉合众国人民：“我觉得现在就将谢绝置我于候选人之列的决心告诉你们是合适的，尤其是因为这可能有助于公众表达更为明确的声音。”这一年，传位给儿子的清高宗弘历，整整作了60年的皇帝。
1797年3月2日，华盛顿在给老部下、前陆军部长亨利·诺克斯的信里写道：“现在我把自己比做一个疲倦的旅行者，看到一片休息地，并考虑弯腰坐下。”3月4日，约翰·亚当斯宣誓就职。典礼上，华盛顿热情祝贺新任总统。一位南卡罗来纳人这样写道：“执政者的更迭在这里很容易而又很宁静地便完成了，甚至使我们之中那些对政府和我国公民一般的良知向来甚表嘉许的人都感到惊讶，机器一直是毫无异响地在运转。华盛顿以平民身份参加了典礼。几天以后，他安安静静地返回弗农山庄去了，他的继任者也同样安安静静地接替了他的职位。”
3月9日早上，华盛顿离开临时首都费城前往弗农山庄。他又回到了平民中间，成为平民的一员。他的孙女写信跟别人说：“祖父一切均好，他因为再次成为农民华盛顿而无比高兴。”不再是第一夫人的玛莎，也在信中告诉好友：“将军和我就好像刚放学的孩子或刚干完监工布置的活的青年人一样，充满着喜悦。我相信，除了外出办事或消闲解闷，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再离开家园……”
华盛顿虽然卸任了，威望犹在，但是联邦政府是遵循宪法在运行。不在其位者，不享其权。无职有权的僭越，或垂帘听政，或幕后操纵，都是一个国家政权背离法治的病态表现。倘若有了法外干政之权，共和大厦迟早会坍塌。在这一点上，华盛顿恪守着一个共和国公民的本分。
1799年8月初，在尼罗河口之战中，英国纳尔逊将军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亚当斯总统却在此时决定向法国督政府派遣大使。对于总统的这个决定，华盛顿认为“在欧洲目前的局势下，是难以理解的”。为了阻止总统的行动，大为惊恐的联邦主义者求助于华盛顿，希望他发表一篇抗议。但是华盛顿拒绝干预。在答复麦克亨利催促的信里，华盛顿说：“船已下水，或者说即将启航，我仅是船上的一名乘客。我应相信船长。看清航向、把稳舵盘，将船驶向安全的港湾是他的职责。”
此前的7月21日，在回复康涅狄格州州长乔纳森·特朗布尔的信中，华盛顿拒绝再次出山当总统候选人。12月14日，华盛顿与世长辞。美国国会宣布12月26日为全国哀悼日，国会议员亨利·李在哀悼仪式上称颂华盛顿是“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时的第一人，国人心目中的第一人”。而日后林肯对华盛顿的颂扬，则更是不吝美辞。在1842年2月22日，即华盛顿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林肯说：“华盛顿是天下最伟大的名字”，“对那个名字不必企望唱赞歌。这办不到。给太阳增添光辉，或者给华盛顿的名字增添荣耀，这都是不可能的”。
对这些赞美，华盛顿当之无愧。
华盛顿的总统岁月只有8年，还不及康熙乾隆坐龙庭时间的七分之一。然而，一个政治家伟大与否，并非跟他掌权时间就成正比。在人类历史上，更多的情形是，当政27年或者60年，时间漫长不过是对权力贪婪的证据。就如同有着正常道德感的人不会尊敬抢劫过1000次银行也没有被抓住的江洋大盗一样，共和国的人民，也不会因为谁剥夺了国民自主选择政府首脑的机会而擅权，统治一个国家时间越长就认为他越伟大。
华盛顿和林肯一样，没上过多少学。学识渊博的杰斐逊，就说华盛顿“读书甚少”，会话才能十分平常，“思想既不丰富，语言也不生动”，要是在公开场合突然要他发言，常常“措手不及，张口结舌，奇窘不堪”。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并不才华横溢、雄辩滔滔的人物给人类展现了一种新型政治家的形象。
他连任两届就引退山乡，为美国未来的总统树立了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先例。就像约翰·亚当斯所说的那样，退休也是使自己变得伟大的一种方式。华盛顿通过放弃权力创造了历史。华盛顿“在我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乘荫纳凉”，和杰斐逊“我的家庭、我的书籍和农场”，都是可以永远留在人类记忆中的退休之歌。
从杰斐逊的身上，可以看到了先例的力量。1805年1月6日，刚赢得1804年大选不久的杰斐逊，就在给约翰·泰勒的回信中说：“决心在我的第二个任期结束时引退。”他告诉泰勒：“华盛顿将军树立了8年任满自愿退休的榜样。我要遵循这个榜样，而且再有几次先例就会克服掉稍后任何人力图延长他的任期的习惯。”1811年8月17日，杰斐逊在一封信中又说：“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下台，不能过久地占据别人有权涉足的地盘。”
在一个共和国，卸任了，就得是卸任的样子。威廉·杜安是杰斐逊的老朋友。杰斐逊在1811年写信跟他讲：“……这个世界上的人类自由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为了一个如此宝贵的国家，我们应该放弃一切爱憎。让总统自由地去选择他自己的助手，执行他自己的政策，我们要支持他和他们，即使我们自以为比他们聪明，比他们诚实，或者比他们更了解情况。”
不过，榜样和先例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此后格兰特、西奥多·罗斯福等人就试图打破连任两届总统的先例，但惟有富兰克林·罗斯福获得了成功。他一口气连任四届，最后病死在总统任上。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当了十多年的总统，并没有犯过什么罄竹难书的“晚年错误”，可美国人还是觉得太危险了。1951年2月生效的第二十二条宪法修正案从此一刀切地规定，在现任总统之后的任何总统任职，都不得超过两届，并且“无论何人，在他人当选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职务或代理总统两年以上，不得当选担任总统职务一次以上”。
于是，杜鲁门成为美国最后一位有机会担任八年以上总统的人。可是他在1950年4月的一个备忘录里却说：“我认为，当八年的总统就够了。”在杜鲁门看来，“当我们忘记了华盛顿、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这些榜样（所有这些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原是能够继续担任总统职务的），我们将开始走上独裁和毁灭的道路。我知道，我能够再度当选，并能继续打破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打破的旧的先例。但我决不这样做。”自从杜鲁门卸任总统之后，谁就是真想大公无私地在总统位置上为美国人民的福祉奋斗终生也不行，你要想奋斗，只能去干点别的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