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客观的评析，指出它在苏联建国初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由于思想僵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适时的改革，使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部分摘录：
历史文化传统 自9世纪古代国家形成以来，俄罗斯文化已逾千年。由于处在文明交汇之地，俄罗斯曾先后受到来自北方的瓦里亚基人、南方的拜占庭、东方的游牧民族和西方先进国家的不同影响。
9世纪初，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里亚基人来到东斯拉夫人生活的东欧平原，参与和影响了东斯拉夫人从蛮荒向文明转变的过程。他们开辟的著名商道“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促进了一连串古代罗斯城市的建立和繁荣。9世纪中叶，瓦里亚基人部落首领留里克到诺夫哥罗德称王。882年，留里克的继承者奥列格征服基辅，建立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
9—10世纪，在基辅罗斯的南面，隔着黑海，拜占庭帝国正处于兴盛时期。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贸易和战争，使得基督教文明潜移默化渗入罗斯。988年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开始了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接受西方文明的时期。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和艺术方面，而没有涉及罗斯的政治结构和财产关系。直到13世纪初期被蒙古征服以前，基辅罗斯内部结构和制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瓦里亚基人的军事组织体制与罗斯土著的“韦彻”制度的结合为基础的。
13世纪初期，蒙古的征服使罗斯发展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开始了罗斯社会和文化的东方化时期。征服者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了罗斯的表层生活，还以自己的一套制度改变了罗斯的内部秩序。东方因素被植入了罗斯社会和文化之中。1328年起，莫斯科公国的王公被金帐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成为汗的代理人，为汗征收贡税。他们继续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政治、税收和军事组织。
14—16世纪，罗斯争取独立和统一的过程加强了它的东方化趋势。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形成。1480年，罗斯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然而，从外族统治下获得解放并未改变罗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东方化进程。沙皇政权严密控制全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公国与欧洲文明几乎隔绝。
但是，16世纪的时候，一个对于俄国历史来说意义重大的新因素初见端倪。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为了成为欧洲大国，俄国不断同其周围的欧洲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产生的直接的军事和经济需要迫使它承认欧洲文化的优越并开始学习西方，力图从那里引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
在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俄国经济衰败，政局不稳，多次遭受西方邻国的侵略，被动挨打，蒙受耻辱，这一惨痛的历史经验对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后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俄国终于迎来了它的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在17世纪下半期沙皇阿列克谢朝代，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及与西方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西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思想也随之进入俄罗斯。
赶超型现代化道路的矛盾性 18世纪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国走上了以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为主要目标、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的欧化达到了高潮，深刻地改变了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奠定了使俄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但改革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
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的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沙皇政权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彼得以东方式的手段来推行俄国西方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1］。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
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由于改革，俄国的表面生活，尤其是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迅速欧化，但俄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并没有因改革而欧化，相反加强了东方化的趋势。使用东方式的手段必须依赖东方式的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发展和强化。
再次是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的西方化与下层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作为欧化的受惠者，俄国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为欧化的牺牲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欧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上下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直到19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而90%以上的居民仍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
俄国欧化进程初期出现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俄国近代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和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
但是，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与沙皇政权的初衷相悖，欧化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层生活而进入到更深的领域。
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逐渐影响到了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层面。而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农民改革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农奴制被废除，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农民赎买份地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
农民改革使俄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等级关系出现松动，阶级关系逐渐形成。社会结构的重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活跃，迫使沙皇政权在上层建筑领域继续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沙皇政权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国民教育、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陆续把资产阶级国家因素引入了俄国社会政治生活。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改革所达到的程度和产生的影响：一是1878年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里奇行刺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并致其重伤，但有陪审团和律师的法庭宣判其无罪并当庭释放；二是1881年初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前已经决定成立一个由地方自治代表组成的具有立法咨询性质的全国性机构，这将是未来议会的雏形。
但政府实行的改革引起革命派别的激烈反对，而俄国政治制度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民粹派经历了从宣传派到暴动派、密谋派再到奉行革命恐怖主义的民意党的激进化过程。一方面是俄国政府进行历史上空前的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是革命激进主义迅速发展以至最后刺杀了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俄国发展道路的扭曲特性。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沙皇政权的政治方针从“政府自由主义”转向反动，拒绝实行改革，俄国政治生活陷于停滞。
社会发展的困境 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快速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俄国经济中出现了“工业高涨”局面。这是自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经济发生质变、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因素。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俄国的社会结构也因此而急剧变化。都市化过程的加快导致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的构成出现新趋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人数显著增加。传统的等级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开始形成更加重视人们的职业、财产和受教育程度而忽视其等级背景的观念。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
俄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等级关系的残余与逐渐成长的阶级关系同时并存，宗法制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同时并存，贵族对权力的支配地位与要求立宪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并存。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农民土地问题，以及政治领域贵族独掌权力问题。19世纪末叶开始的严重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相对于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迅速发展而言，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尽管农奴制已被废除，但俄国农村落后，农民生活贫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却缺少土地。其次是19世纪末叶俄国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周期，在俄国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缺少土地而形成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过剩，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属于“多余的人”。［2］人口的增长放大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再次是19世纪末频繁不断的自然灾害，更进一步加剧了危机，造成了俄国农村的普遍饥饿。各种因素的叠加，使得俄国农民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绵延不绝。“正是饥饿而不是理智开始影响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农民们开始闹事，并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3］
困扰俄国农业和农村的另一个问题是宗法制的村社仍是整个农业的基础。村社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抑制农民的分化。
在政治领域，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它同沙皇政权的矛盾也逐渐发展。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强了对政权的压力，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而沙皇政权不能适应由于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它对社会采取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899年，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聚谈”（Беседа）。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立宪制。1904年“解放同盟”诞生，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解放同盟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要求沙皇颁布一个宪法，而是要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的宪法。为达到目的，“解放同盟”实际上同革命派别结成了联盟，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支持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欢迎工人运动的兴起，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4］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列宁主义的诞生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革命民粹主义在经历了19世纪最后近20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复活，革命者又拿起手枪和炸弹对付沙皇政权。一些民粹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并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的系统性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政治传统——由政府主动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矛盾、实现发展——已不再奏效。
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第一次革命是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表现为农奴制残余的宗法制文化的激烈对抗形式。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运动在1905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从而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然而革命力量也并未强大到足以彻底从根本上改造俄国的地步，因此最终的结局仍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沙皇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君主专制不复存在，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认。俄国朝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方向走出了关键一步。杜马成为新的政治斗争舞台。但是，导致第一次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仍是俄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失衡的结构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系统性危机加剧 第一次革命后，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虽然以10月17日宣言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土地改革代表了俄国通过和平革新方式解决问题实现发展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以及随后出现的新形势，把系统性危机引向深入，成为导致1917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推行的改革，第一个目标就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05年的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解决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5］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由贵族地主阶级选择的变革方式具有不公正的性质，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快，农民文化水平有了提高，农业产量、尤其是商品率也迅速提高。此外，村社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
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消除。俄国农民及民粹主义政党对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着农民土地问题仍将继续困扰俄国社会，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斯托雷平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使地方自治机关尽量消除或至少弱化阶层和等级色彩，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结构。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阶层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阶层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变农民机构的封闭性和农民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狭隘性。这一改革目标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相适应的。但是由于贵族地主和宫廷集团的抵制，以及为讨论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经济委员会的顽强反对，关于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得到实现。
在1911年有关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机后，斯托雷平以强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而他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和独断专行的做法则激起了左派的敌视和自由派的反对。
斯托雷平于1911年9月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这一事件表明，资本主义成分与前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和冲突是很难缓和的。但斯托雷平改革还是对俄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产生了作用。“大约从1908年开始，俄国走出了革命危机，进入一个繁荣时期。”虽然俄国在经济上依旧落后于欧洲大国，但农业改革扫除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为经济进步打开了新的前景。城市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有了显著增长，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明显扩大，可以通过工会、合作社、保险公司等维护自己利益。在大城市里面，廉价剧院、赌场越来越多，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国民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新兵的识字比例从1875年21%提高到1913年的73%。在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个时期被称为“白银时代”：思想的探索十分活跃，造型艺术、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走上了新路，尝试着新的形式。这些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6］
斯托雷平被刺身亡之后，政权的改革陷于停滞，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化，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
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下层”的反抗不断加强。除了农民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工人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引起的罢工运动的高涨。这是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最深、经受其社会和心理后果最切的阶层对社会进程作出的反应。1911年开始，俄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罢工运动趋于活跃，成为战前社会危机的最初征兆。1912年，勒纳事件激起了普遍的罢工抗议浪潮，其中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动机。虽然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水平在总体上仍然有限，具有分散的、地方的和局部的性质，但其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
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在组织上更趋成熟，在纲领和策略上更加激进。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社会与政权的对立在发展。1909—1913年，俄国工业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比19世纪90年代的那一次工业高速增长时期更加广泛、更加平衡地覆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而且较少依赖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和控制。［7］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明显增长，他们已经不能忍受在现存制度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柱，但政治权力却基本上仍然由贵族独掌。
在经济上已经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改变政治结构的要求。在新一轮工业高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三代新人，已经作为成熟的、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8］1912年，成立了以莫斯科工商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政党——进步党，这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愿望的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