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他是阿道夫•卡明斯基，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朱利安•阿道夫•凯勒”，同时还是大名鼎鼎的幕后推手“约瑟夫先生”。他有无数个姓名，亦有数不清的身份。在家人朋友面前，他是一名在部里工作的普普通通的文员；在抵抗组织成员眼中，他却是一位行踪诡秘、技艺非凡的专家。 “二战”期间， 染匠学徒出身的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成功帮助一万四千多名犹太人隐匿身份，逃离纳粹的魔爪。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家庭幸福，隐姓埋名长达30年之久。
如今，他将自己的人生故事，连同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离奇，一起交付亲生女儿的笔下。从他波澜不惊的自述中，我们得以了解有关这位鲜为人知的“二战”英雄的点点滴滴：他颠簸不安的青少年时代，他低调且充满“忏悔”的晚年时光。本书便是对他这段传奇经历及前因后果的生动记录。 作者简介：
萨拉•卡明斯基（Sarah Kaminsky, 1979-）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演员、编剧、作家。3岁时随父亲阿道夫•卡明斯基、母亲莱拉及两位兄长移民法国。本书是她的处女作，于2009年在法国出版，至今已翻译成8种语言并畅销全世界。萨拉•卡明斯基和儿子现居巴黎。
部分摘录：
巴黎，1944年1月。我走向圣日耳曼德佩地铁站的入口，一刻也不想耽误，因为需要搭上一趟开往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列车到巴黎东部去。为了远离其他乘客，我挑了一个折叠座位。公文包里装着很重要的东西，我把它紧紧抱在胸口，同时在心里默念着经过的每一站。共和国站，还有三站就到了。忽然，从后面一节车厢传来一阵躁动和说话声。汽笛已经响了好几秒，可车门却一直没关。紧接着，说话声被一阵响亮、尖锐、极为特别的脚步声所取代。我立刻听了出来。当佩戴着肩章、贝雷帽压得很低地戴在平头上的民兵巡逻队闯进车厢的那一刻，我的胸口感到一阵灼烧。他们给了司机一个手势，车门就关上了。
“证件检查！把包都打开准备好搜查。”
我没有看他们，而是在车厢尾部等着。虽然警察检查对于我而言已经不再陌生，但今天我却害怕了。
保持镇定，压抑住自己的情绪。我不能暴露，至少不是今天，不是现在。脚别乱动，以防暴露内心的慌乱。别让前额上的那滴冷汗淌下来。血管里的血液正在突突直跳，快让它停下。我努力让心跳变得平稳，慢慢呼吸，藏起自己的恐惧，泰然自若。
一切如常。我有个任务要完成。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就在我身后，那群人正在检查身份证，搜查包裹。我要在下一站下车，但每个车门处都守着一个士兵，看来我是没法逃避检查了。于是我站起来，自信地走向他们，把我的证件拿给一个正打算朝我走过来的士兵看，我挥了挥手，示意他我马上就要下车了。他大声读着我的证件：“朱利安·凯勒，十七岁，染匠，法国安省人，住在克勒斯公寓……”他拿着我的证件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不时抬头用他那双充满狐疑的小眼睛观察我的反应。我始终保持着镇定，因为我知道他看不出我有多么害怕。同时我也知道并且确信我的证件是齐全的——毕竟都是我亲自伪造的。
“证件齐全……凯勒，你是阿尔萨斯人？”
“是的。”
“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是我最不想被问到的。那个士兵指着我怀里的公文包，当时我正紧张地抓着拎手。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脚下的地板摇摇欲坠，恨不得马上逃离，但任何试图逃走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一阵慌乱让我的血液瞬间冷却，必须马上想个法子应对。
“你聋了吗？你包里装的是什么？”士兵提高了声音问道。
“三明治。你要看看吗？”为了配合自己说出的话，我打开了公文包。
是的，我包里确实有三明治——它们只不过是我不惜一切代价要藏好的那个东西的一个伪装罢了。一丝犹豫过后，士兵瞪了我一眼，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仿佛要找出什么破绽。于是我给了他一个傻笑，每当必要时我都能露出这种笑：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奇蠢无比。接下来的几秒钟像是几个小时那样漫长。此时我们已经到达拉雪兹神父公墓站，列车开始鸣笛，车门马上就要关了。
“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在墓地里从墓碑上方尖啸而过的寒风。我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一条小路旁找了张长椅坐下，不过不是为了冥想。我的牙齿打战，身体发抖。为了给自己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整理下思绪，并将压抑在平静表象底下的感受释放出来，我不得不走出地铁站，拖着身子进了公墓。我把这个过程叫作“回顾式休克”：让身体慢慢摆脱压抑的情绪。我只需耐心等待脉搏恢复正常，等手指放松下来不再颤抖。我不知道过了多久自己才平静下来。五到十分钟吧。不过已经足够让我感到寒冷并回过神来，记起自己是为了谁、为什么冒这么大的风险在这儿，同时也提醒自己这趟送件有多紧急。也正是这份紧迫感，把我从公墓厚重的寂静里所产生的恍惚中拉了出来，提醒自己一分钟都不能耽误，根本没时间去感受绝望、自怜、恐惧或沮丧。
我准备好重新出发。在起身前，我打开了公文包，小心翼翼地做最后的检查。我拿起三明治，东西都还在——我视若珍宝的物品：五十张空白的法国身份证，我的钢笔、墨水、橡皮图章和一个订书机。
那天就和往常一样，我按照前一天收到并花了一晚上背下来的名单挨个儿去敲门，名单上有几十个犹太家庭的名字和住址。据组织掌握的情报——这多亏了那些打入政府内部的极富同情心的人——名单上的人将在黎明时分被围捕。我从梅尼孟丹大道走到皇冠街，接着钻进美丽城大道后面的小巷里。我遇见的每张新面孔都会和那些未知的名字对应上。在木兰乔丽街上住着布吕芒塔尔一家：莫里斯、露西，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名字分别是让、伊莱恩和维拉。他们收下了伪造的证件，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护照照片，我直接把它们订在空白的证件上就好，然后再模仿市政厅职员的笔迹小心地帮他们填上信息。有时他们收到伪造的证件时会很高兴，却缺少相应的照片。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很重视我的来访，并向我保证第二天围捕时决不待在家里。他们当中有的人会躲到舅舅家、女朋友家、侄子家等任何能够藏身的地方，有的人则无处可躲。
还有一些人起初会拒绝我，后来在我保证不收钱后才又改了主意。不过可惜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好说话。比如那天晚上，那位住在奥贝康夫路的寡妇——德拉达女士——所表现出来的无知与固执（她坚持认为我在骗她）简直让我感到震惊。
当我把证件拿给她时，她感到被冒犯了：“我，什么都没做，家里几代都是法国人。我凭什么要躲起来？”说话期间，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看到她的四个孩子正围坐在客厅里的桌子旁，安静地吃着晚餐。我使出浑身解数想要说服她。我解释说，我所在的组织想把她的孩子们藏起来——并视之为义不容辞的义务。孩子们会被安置在郊区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和一群善良的人待在一起——她甚至能时不时收到他们的消息。可是不管我怎么哀求，她都无动于衷，一个字都不想听，只是很气愤地站在那里。最让我受打击的是，当她听说我曾被拘禁于德朗西[11]，并在那儿目睹过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出境、整车整车的人被带向死亡后，只是冷漠地回应道，死亡营根本不存在，并表示她根本不相信那些英美人为了政治宣传所撒的谎。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下，紧接着便威胁我，如果我再不离开她就要报警了。她完全没有意识到，第二天早晨就要来抓走她和她孩子的警察，怎么会现在过来保护她呢？
带着我的公文包和我的痛苦这双重负担，我继续上路了，挨家挨户地敲门，在脑海中完成我的清单，一边是能顺利躲起来的犹太人，一边是被驱逐出境的人。我当时就知道，我会一直清楚地记得后者，永远无法把他们的名字和面孔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抹去。甚至有时候还会做关于他们的噩梦。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他们自由的最后见证人，于是我试着在记忆里为他们留下一点点位置。
着急也没用，冬夜寒冷的黑暗已经驱散了二月[12]清朗的阳光。当清单上最后一个地址的最后一扇门在我身后关闭时，早就过了宵禁时间。于是我不得不隐藏起身形，贴着墙壁，避免被路灯照见，压低脚步声，悄无声息地消失。不过我得先找个电话亭，好让联络人知道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拨通号码，留下一条加密信息，然后我才能回家。
在焦急地走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后，我终于远远看到了青年人旅馆这座砖砌建筑的轮廓，即现在的妇女避难所。当时，那是一个供学生和年轻工人们居住的小旅馆，价格很便宜，在没找到更好的地方之前我一直住在那儿。我走到已经紧闭的门前，按了几次门铃都没人开。我冷到脚都冻僵了，却在宵禁时被锁在了门外。黑暗中透出的阴影，无处不让我感觉自己已受到威胁。我听到了一些声音，感觉自己已被危险包围，无处可逃。
我感到筋疲力尽。尽管我已经不再抱着会有人来开门的幻想，但还是最后按了一次门铃，之后，我躲进一幢公寓的门厅，蜷缩成一团坐在台阶上，双手环抱着身体，就这样等待破晓来临。我一刻也不敢眨眼，更别说睡着，一阵风都能把我吓个半死。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想到了德拉达女士，想到了那些我没能说服的人，尤其是那些孩子。一想到他们，我便感到一种毫无缘由的愧疚。我有些后悔当时没能想到合适的话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我需要继续相信自己和同伴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我很好奇“水獭”是否赶在宵禁前完成了他的任务，是不是比我发出了更多的证件。我希望他没有被抓——否则他现在肯定已经死了。
我当然知道，一直以来所有警察都在竭力搜寻巴黎的伪造者。我还知道这是因为我找到了大规模伪造证件的方式，这些证件早就遍布整个北方地区，甚至远及比利时和荷兰。在法国，任何一个需要假身份的人都知道，只要联系到抵抗组织的任意一个分支，马上就能拿到证件。于是很明显：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那么警察肯定也知道。伪造的身份越多，我们越要加倍小心。我最大的优势在于，警察们可能一直都在找一个拥有机器的“专业人士”，有印刷机和木浆厂。他们肯定不会猜到，原来他们一直在找的那个伪造者，不过是一个小毛孩而已。
很明显且幸运的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实验室的头儿叫萨姆·库杰尔，二十四岁，大家都叫他“水獭”。上一个负责人是勒妮·格卢克，同样二十四岁，代号“睡莲”，是一名药剂师，后来离开这里去护送孩子们和处理边境前线事宜了。他俩的代号都是从战前一起参加法国犹太童子军[13]时的绰号而来。实验室的成员还有在艺术学院就读的苏西·席德洛夫和赫塔·席德洛夫姐妹俩，她们一个二十岁，一个二十一岁，凭借着辛勤的工作和永不消减的幽默感为实验室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上就是传说中法国犹太人总工会[14]的神秘分支“第六部”伪造证件实验室的人员配置。除了我们五个，没有人知道实验室在哪儿——就连我们的上司们也不清楚。正因为他们无从知晓这个秘密，再加上所有人都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我们很自信能够躲过不少灾难，避免被抓的命运。
我们假装成画家作为掩护。伪造证件的实验室在圣佩雷斯街十七号的一间狭窄的顶层小阁楼里，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间艺术工作室。屋子很小，只有不到十五平方米，但多亏有天窗，可以让我们享受到迷人的日光。两张并在一起的桌子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一张桌子上放着两台打字机，另一张桌子上放有几沓吸墨纸。固定在墙壁上的书架上，有我全部的化学品和不同颜色的墨水，严格地按照使用顺序一字排开。我们会在旁边放上几支画笔，好让人以为这些瓶瓶罐罐都是绘画用的颜料和溶剂。为了升高工作台，我在两张桌子底下胡乱拼凑了数十个抽屉架。这样，我们就能在没人察觉的情况下一次性晾干大量证件了。另外几面墙上挂满了我们匆忙完成的画作，在这些画的背面藏着我们伪造好的证件，直到能把它们交给联络人。我们每个人都遵循着一个固定的日程表和办公时间，以免引起看门人的怀疑，而且时不时地，我们还会带着画家专用的调色板过来。所以，没有一个邻居过来问我们屋里为什么会有化学品的气味。查电表的人也是如此，每次他进来都会恭喜我们完成了新的画作。当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尽头时，我们总会爆发出一阵大笑。要知道那些都是乱画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的组织很特别的一点在于，它是在法国犹太人总工会的中心建立起来的。这个工会是一个由维希政府[15]成立的犹太组织，所用的钱和物品都是从犹太人那里以国家名义征用的。犹太人总工会的任务是把犹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在儿童福利站设立了分支，让孩子们上学，保障其饮食合理——这使得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出于正当而真诚的动机。但实际上，这是法国政府找到的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用来在道德外衣的掩盖下有序地驱逐犹太人。他们已经先于所有其他被占领的国家，建立起了一个用现有档案和穿孔卡片组成的体系：犹太人已无处可去，而且由于被禁止工作，他们全部无可挽回地依赖于犹太人总工会，住在工会的爱心旅馆里。随后他们被登记在册，几乎是立刻便被围捕。
当他们发现自己正在不知不觉中参与驱逐犹太人时，犹太人总工会里的一些官员决定利用手中的资金成立一个秘密部门。他们招募志愿者，尤其是从法国犹太童子军里招，因为那些孩子年轻又忠诚，迫切地想要加入抵抗组织。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成了组织的主力。而第六部能够优先拿到几乎所有被捕人员——无论他们住在犹太人总工会旅馆，还是任何其他地方——的名单，则要归功于它的双面间谍。
我是最后一个加入第六部实验室的，一进来就不得不推翻了他们原有的工作方式。当睡莲告诉我说，她一般是用蘸有煮开的普通修正液或漂白剂的吸水棉来擦去犹太人的标记，然后苏西再用蜡笔重新给身份证上一遍色时，我差点没晕过去。他们的方法实在是太过冒险了。我马上给他们解释道：只要碰到皮肤或沾上一点汗渍，手写的笔迹几天后就会变黄。而且，如果不用碱性物质来中和修正液的话，纸张很快就会被腐蚀，处理过的地方便会马上呈现出吸墨纸的质感。这张身份证就废了。随后，当我展示了一遍自己的化学处理方法，并教他们以后该怎么做时，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其实这对我来说很容易，这些技术知识来源于我此前做染匠时的经历——当时我和一个化学乳剂专家天天待在一起。正因为这段在染坊的学徒时光，我才知道如何在不影响羊毛线的情况下给棉线染色。而且，我从十四岁起就开始做化学实验，研究如何擦掉所谓“擦不掉的”墨水。我研究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找到任何一种这样的墨水——它们全都能被擦掉。
我被他们夸张的反应逗笑了，苏西说这简直是魔法。几天后，睡莲决定去做护送孩子们的工作，因为她确信我们这个伪造证件实验室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化学工程师，不再需要她的帮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