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套装集合了三位名家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著，包含刘梦溪先生著作的《中国文化的张力》、孙隆基先生著作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梁漱溟先生著作的《中国文化的命运》。 《中国文化的张力》是刘梦溪先生五十余年研究精华之集结。传统是从过去流淌到现今的精神河流，每个人都不自觉地站在其延长线上。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需要反思文化、更新传统，使其成为社会建构的有益养分的时期。作者从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生活、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关系、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取向、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等角度延展开来，直面文明冲突，深挖现代生活中的文化张力与内核，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方向。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谈的 “深层结构 ”显然并非历史时序，但也不属于普遍适用于任何时空的因果关系范围，确切一点，该说是一种针对特定范围 ———中国 ———的共时性设定。书中无疑举了许多历史例证，但是处理方式并不同于一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把它们归入我所谓的 “表层结构 ”现象，亦即是属于特殊性领域。书中的 “深层结构 ”概念既然是一种相对稳定性的设定，而不是一种 “亚细亚”式的先天不变性，因此，并不存在它是否在 “将来 ”甚至在 “现在 ”会遭改变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有关中国文化及其精神的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时隔七十年之后第一次呈现给读者。 本书主要围绕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展开，并用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梁先生几十年前的见解远超今人庸论。 本书可为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最有价值的读本。
部分摘录：
中国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生活，是我们研究历史文化的人一直以来的期待。但传统文化是个庞杂的范畴，以前并不这样笼统的标称，而是研究哪一部分就用这一部分的内涵加以标称。如经济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等，都是研究历史文化的一个个具体领域，或一个方面。把传统文化单标出来，是对传统和现代做了一个区隔。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曾经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模式的“五种生产方式论”，学术界现在不再使用了。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而且被称为“封建社会”的阶段，延伸有两千多年，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那么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就社会形态而言，应该做怎样的描述和区分呢？在一时找不到划分的准确概念标识的情况下，先以传统和现代做一个二分，是有道理的；尽管认真说来，对社会形态做这样的大分隔，在学理上会有很多遗漏，不是学术研究的最可取的方法。
只就传统文化来说，其内涵也是浩如烟海，宽博无垠。大量的文本典籍是传统文化中非常突显的部分。按传统的典籍分类，经、史、子、集四部类，每一部的书籍都多到不知凡几，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而地上地下的文化遗存，更是多得无法计数。何况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列。不过所谓传统文化，其实就是传统社会的文化，它们是能够看得见、摸得到的那一部分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是同一个概念，传统文化背后的那个精神连接链，才是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看不见的，它充溢流淌在不同民族的从古到今的人们的精神血液中。经过学者的研究辨析，用学术理念加以透视概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传统文化得以构成和传衍的规则、理念、价值和信仰。中国由于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民间社会发达，不仅有儒家思想在汉以后成为文化的大传统的代表，同时由于地域和族群的不同生活状态，又形成了根脉深厚的文化的小传统。文化的小传统主要指民间文化、民间艺术、民间礼俗和民间信仰。如果说儒家是在朝的思想形态，道家和道教、佛教思想，则是在野的思想形态。儒释道三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们化合而成的思想新质，成为传统社会精神网络恒久不懈的支撑力量。
传统不是凝固的沉淀物，而是松散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承载着历史的惰性力而又不随顺时俗俯仰，是它天然生就的品格。但当异质文化之水悄然进入这条河流的时候，日积月累的结果，经过相遇相熟到彼此吸收溶解的过程，固有的传统会因之增加或减少，直至发生变异。此时，传统更新的历史时刻就来到了。但更新不是废弃自我主体，而是在旧传统中增加了新养分和新资源。所以大文化史家陈寅恪先生说，即使吸收西方的思想，也不应忘记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儒家学说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由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以来的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思想的融入，产生了宋明理学，这是不同于先秦两汉儒学的新形态，思想史家称之为新儒学。陈寅恪高度评价这一文化融会和思想合流的现象，认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事因缘”。而儒家思想吸收道教的思想，以及道教吸收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在唐以后更日趋明显，终于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史奇观。追其缘由，主要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具有包容性，同时这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礼记·中庸》提出，治理国家有需要遵行的“九经”，其中的一“经”即为“柔远人”，施行此一政策，能够收获“四方归之”的效果。东汉的佛法东传和明代的耶教来华，同为中华文化这一品格的见证；而汉唐两世的繁荣昌盛，则为中华文化这一精神品格提供了历史范例。所以王国维的《咏史》遥忆唐代的开放繁荣，写下这样两句诗：“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清朝的道光、咸丰以后的历史，所提供的则是这种精神旨趣反向的历史见证。凡是不肯接受异质文化流来流去，甚至拒斥外部世界互动的时候，都是国家情况不是那么美妙的历史时刻。传统是充满活力而又充满张力的文化综合体，传统不能割断，世界不能脱离，应成为我们恒久遵循的法理轨辙。
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互为影响的，大传统须通过和小传统结合，来增加自己的辐射力；小传统则有赖大传统的思想凝聚与品质提升。传统是从过去流淌到现今的精神河流，每个人都不自觉地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可是历史的一定时期，社会的精英人物一起站出来反传统，并且形成社会的潮流，传统也会因之发生断层。但时过境迁，人们又会自我反思，由反传统转变为自觉地接续传统。近一百年以来的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又到了需要自觉地接续传统和如何让传统成为当代文化与社会建构的有益养分的历史时期。传统是通过各个历史时期创造出来的文化典范来承载和传承的。文本经典和典范性的文化遗存，里面集中藏有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密码，文本经典的诵习和文物遗存的熏陶，不失为现代人接受和连接传统的有效方式。和传统的因子连接紧密的大文化人，包括大艺术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学者，他们所具有的德范与风仪，和他们才华卓具的独创性的艺文杰作，能够起到为青年人提供精神模楷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艺文人物和他们的创造物，都能达致这一境界，那些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只靠猎奇和追求时尚的作者不足语此。
这里还须辨析传统文化和国学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不应该加以混淆。传统文化如前所说，是一个涵蕴多重的极为宽博的范畴。所以章太炎称之为“国故”，胡适之解释为所有过去的历史文化。而国学所涉及的，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学术研究。20世纪20年代，胡适曾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但胡适的国学定义，并没有被学术界所采纳，甚至连“国故”一词，也遗落到一旁无人问津了。当时学术界的共识，是认为国学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所谓固有学术，指的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南北朝至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中期的朴学（以考据为中心的学问）等。这样一来，国学便跟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等同起来了。显然经过如此定义的国学，只是一部分专业人士致力的领域，跟一般民众没有关系，甚至跟此专业领域以外的其他专业人士，也没有多大关系。而且传统学术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如果认为国学是固有学术，那么是指哪个历史时间段的学术？传统学术就其主脉来说，既有儒家的学术，也有道家和道教的学术，还有佛学的学术。那么是指哪一家的学术？以固有学术等同于国学，内涵和外延未免太过于宽泛了。而当一个概念的内涵过于宽泛时，概念本身的既定内涵就会流失。
所以1938年5月，当20世纪的一位第一流的大儒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学举办国学讲座的时候，他给国学下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定义。他说：“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1]马一浮还说，“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形态。六经里面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学问系统，一个是价值系统。学问系统是很烦难的，所以治经学历来不易，只有少数专家才毕生沉潜其中。不仅是文本本身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有小学的基础。由小学入经学，是古代治经的不二法门。所以清儒的口头禅是“读书必先识字”。但六经的价值系统则是面对所有的人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核心价值，可以说都在六经。特别是诞生最早的《易经》，固然是无可否认的占卜之书，但它同时更是中国文化论理价值的渊薮。
近年我从以《易经》为代表的六经里面，也包括后来作为十三经组成部分的《论语》《孟子》《孝经》里面，梳理抽绎出五组价值理念：一是诚信，二是爱敬，三是忠恕，四是知耻，五是和同。最后的一组“和同”，就是孔子说的“和而不同”。“敬”是人的自性的庄严，即自尊、自重、志不可夺。孔子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志”，就是“敬”，就是不可易、不可被夺的人的自我精神的庄严。我认为“敬”是一个终极价值，已经进入了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亦即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事情不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已成为世界公认的道德金律。“知耻”是《礼记·中庸》里的话，原文是“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并说知道这三者，就知道什么是“修身”了。耻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可或缺的从心理到生理的一种感受。所以做错了事，说了不合适的话，有了失礼行为，会感到不好意思。孟子讲的“四端”中的“羞恶之心”，就是“知耻”。按孟子的说法，如果没有“羞恶之心”，人就是非人了。同样，其他三“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缺了哪一“端”，在孟子看来，也都不具备人的资格。所以我提出，“修身”应该从“知耻”开始。
“和同”指“与人和同”。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所以不同的人，可以互相交流沟通；不同的文化，可以对话互阐，可以跨文化沟通对话。《易经》“系辞”的两句话：“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把“与人和同”的思想概括无遗。《易经》的“同人”一卦，则是“与人和同”思想的全方位演绎。说到底，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生活，最主要的是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价值。《周易》的“文言”有两句话：“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试想，人生在世，何欲何求？无非是让自己修为得更好些，并希望事业有成，使成就感给自己带来快乐与荣誉。那么“进德修业”四个字可以说将人生志业的全部要义概括无遗。而“进德”靠的是“忠信”，事业有成靠的是“立诚”。与人相处，则靠的是“和同”，即“君子和而不同”，即使不同，也可以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所以我认为，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是“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大智慧，事实上给出了人类麻烦的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