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历史上一次次的瘟疫教会了我们什么？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劳丽·加勒特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潜在的或已经显现的公共卫生灾难让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瞬间崩塌的历史场景。公共卫生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重要纽带，如果任何一方背叛了对它的信任，这个体系就会像纸牌屋一样土崩瓦解。她带我们来到印度，在这里暴发的肺鼠疫引起了国际恐慌。而在扎伊尔一所肮脏的、设备简陋的医院里则暴发了致命的埃博拉病毒。前苏联的15个国家见证了工业化国家中最令人震惊的公共卫生大崩溃事件……加勒特还揭露了日益混乱、失控的生物恐怖主义的世界，而这是一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威胁。
加勒特警告：全球化的脚步越来越快，没有人能在耐抗生素的“超级细菌”、流行病或生物武器的威胁之下独善其身。本书难能可贵地为疫情当下的人们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解思路，让人们了解到病毒一直以来都是伴人类而行的，人们被它浸染、研究它、与它斗争，最终战胜它。同时，它也帮助我们认识到，病毒不只是病理学的范畴，还是公共卫生的范畴，它是上升到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是任何一个政权或政府的责任，是全社会的责任。
《失信：全球卫生防疫体系体系的崩溃》是一部意义非凡的杰作，不仅专业深刻，而且精彩好读。被《出版人周刊》誉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寂静的春天》。 作者简介：
劳丽·加勒特（Laurie Garrett），美国知名防疫专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奖记者，《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唯一获得普利策奖（曾三次入围该奖项决选名单）、乔治·福斯特·皮博迪奖、乔治·波尔卡新闻奖等美国新闻界所有顶级大奖的人。
部分摘录：
我们是第一批迎接新生命到来的人，从来不相信有如此强大的疾病。但现在的事实是：我们失去了曾经一起工作的兄弟姐妹。我以我们祖先的名义呼吁：把这个邪恶灵魂从我们中间除掉吧，否则我们将无法安居乐业。
—特维拉·西恩图，基奎特第二妇产医院护士长2
夜晚的空气像往常一样，弥漫着由木头、蜡、丙烷或廉价汽油等燃料燃烧的炉火的气味。蒙博托大道旁的几个备有发电机或是满电汽车电池的酒吧里，回荡着变调而过度失真的1995年的兰巴音乐。完全放大的瞳孔，在一片漆黑里中艰难地辨认着由数百万只飞舞的萤火虫尾光勾勒的形状；轻柔的脚步声，暴露了无月之夜人眼无法看见的行踪—这里虽然人头攒动，但黝黑的皮肤将人们隐入无灯的夜色中。
远处传来一个妇女的尖叫声：“阿菲瓦卡！有人死了！有人死了！他是我丈夫！他是我丈夫！”
她继续仰天长号，用基孔戈语详述刚刚逝去之人的美德，她那凄厉的哭喊声，感染了身旁的亲属，他们跟着哭喊了起来。
“有人死了！有人死了！他是我的父亲！”
“有人死了！有人死了！他是我的儿子！”
在基奎特的泥泞小径上，人们停下脚步，转过耳朵，探听最新的兰达-兰达疫情消息和受害者的名字。在一个还未通电，更没有报纸、广播、电视和电话等传播媒介的城市里，这样的深夜叫喊声，就成了当地的新闻广播。人们刚要迈开脚步继续行程，这座未能通电却情感触电的城市对面，便传来了另一个声音：
“有人死了！”
兰达-兰达。一种叫作病毒的外来物种，一种叫埃博拉的东西。这东西让基奎特大约40万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恐惧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他们不是在蒙博托·塞塞·塞科暴政下生活了30多年吗？他们对疟疾、麻疹、艾滋病、结核病和营养不良等引发的死亡，不是习以为常了吗？
但这次的兰达-兰达不同寻常，它比夺去基奎特孩子和年轻人性命的其他疾病更可怕。人一旦感染，便会很快死去—他们先是出现流血症状，接着是长时间打嗝、在极度痛苦中大叫，甚至发疯，在惊恐的尖叫声中冒出一些逻辑混乱的妖言魔语，整个人好像中了邪一样。
祖先传下来的古老仪式中，有专门用来驱邪逐魔的—一般来说能够起效。但这次却毫不起作用，兰达-兰达的魔力太强了。这肯定是一个极其邪恶的人所为。3谁是撒旦教的有力源泉？
谣言四起，到处传播，但人们只敢交头接耳地传递消息，以免被邪魔监听到。只有充满耶稣力量的基督教领袖，才敢大声谴责邪魔。五旬节派传教士埃洛伊·穆伦加蒙古宣称，这是撒旦在作祟，上帝允许撒旦在注定要毁灭的基奎特自由游荡，以示惩罚。传教士宣称，基奎特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的所多玛，到处都是妓女、腐败、私生子、被遗弃的年老父母和其他罪孽。
人们也从西非浸信会听说过撒旦的恶作剧。当西非浸信会的教徒染上这种奇怪的新疾病并死亡时，他们的领袖就宣布基奎特已经被上帝无视了。在缺乏真正信徒的大核心的情况下，撒旦甚至可以声讨一小撮虔诚的信徒。由于他的同胞也病了，上帝教会大会的库特萨·马耶勒牧师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是上帝对基奎特罪行的惩罚。
只有天主教会的主教接受了外界的结论，即不存在兰达-兰达，那只是一种可怕的病毒，通过亲人之间的接触而传播：比如丈夫在生病发烧的妻子额头上轻吻、孩子手洗了生病兄弟睡过的血迹斑斑的床单、母亲用勺子喂她神志不清的儿子、悲痛的家庭成员虔诚地冲洗他们失血过多而逝去亲人的尸体上的血汗等。
那不是兰达-兰达，而是一种致命的瘟疫，通过人们之间友善的和表达爱意的行为进行传播。
这种病毒是以扎伊尔北部的埃博拉河命名的，这条河流经扬布库，靠近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流行的地点。4尽管那次疫情的死亡人数不到400人，主要是村民和天主教比利时传教士，但1995年被派往该地区征服神秘疫情的国际科学小组成员，仍然对埃博拉感到敬畏。在1976年疫情暴发后的数年中，在这些国际科学小组成员与其他公共卫生官员的会面中，扬布库疫情幸存者将这种致命的丝状病毒列为一个令人异常恐惧的特殊类别：一小群出血热病毒，包括马尔堡氏病以及其他一些疾病，其中大多数仅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才被发现。
埃博拉病毒在西方人士中引起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谜：根据经典的欧洲和美国传统，凡事只要能够被解释，即使它依然危险甚至致命，也不再会令人感到恐惧。解释行为减少了西方世界的恐慌。但是，在扎伊尔发现的特殊病毒最后一次暴发已经过去19年时间了，西方科学仍然无法回答有关埃博拉病毒的最基本问题：它来自何方？当不感染人类物种时，它通常生活在哪些动物或植物物种中？它究竟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都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感染没有与患者进行身体接触的人吗？病毒到底有多致命？在1995年，医生们是否掌握了任何有效药物或治疗方法？
在20世纪结束时，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迷雾重重。而且，在对难以捉摸的埃博拉病毒缺乏明确认识的情况下，公共卫生能采取的应对措施，还是依赖于百年来科学家、医生和护士在疫情期间所采用的传统方法。
在扎伊尔，埃博拉引发恐慌的原因完全不同。对基奎特人民来说，一个事件本身的真相或原因是否能够被解释，并不会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或引发恐慌，因为30多年来日益残暴的独裁统治，使扎伊尔人几乎失去了对个人命运的掌控意识。他们生活中的重大冲击，很少涉及由他们个人原因导致的，或其他完全可解释的情况，而很可能是缘于独裁者前一天在遥远的首都金沙萨所说的一句不经意的话。再说，兰达-兰达是一个万能解释，可以用来解读生活中神秘的恐怖、死亡、痛苦和创伤等现象。
仅仅是疾病，并不能成为扎伊尔人集体恐惧的根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扎伊尔的儿童死亡率列为第12位，这意味着世界上只有11个国家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扎伊尔高。扎伊尔每年出生的婴儿数仅过200万，其中44.2万婴儿没能活到5岁生日。5按照严格的医学定义，美国近一半的儿童营养不良，其中45%的儿童发育迟缓。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疟疾（由于寄生虫的抗药性而增加）、营养不良、麻疹和艾滋病病毒。
如果一个孩子活到5岁，大概率来说，他或她会进入青春期。那么接下来，他或她将面临一系列新的威胁：艾滋病、肺结核、谋杀、产妇分娩死亡，6或者疟疾发作频繁，梅毒、淋病和衣原体病的痛苦也很频繁。以独裁者蒙博托的名字命名的基奎特大道主干道两旁，到处都是土屋药店，提供各种各样的药品，从蛇油到过时的抗生素，再到一长串各种疾病的治疗药物，这些疾病已经被认为是赤道区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
不，死亡和疾病本身，并不是基奎特人面对埃博拉时产生严重恐惧的原因。
这种恐惧，是疾病本身及其迅速发展到死亡所引起的。
“我敢说，任何见过埃博拉病例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它。”让-雅克·穆延贝·坦富姆博士说。1976年9月，穆延贝第一次遇到埃博拉病毒，他曾赤手空拳地为那些浑身是血的病人治疗。7穆延贝回忆道：“我以前从未见过注射部位血液持续流动，”他形容埃博拉“很奇怪，这种发热对抗生素或抗疟药都没有反应”。
穆延贝是以科学家和医生的身份发言的，他在细节上发现了与西方同行类似的担忧。但在基奎特的中心市场，这个销售各种热带雨林肉类和植物的场所，埃博拉引发了不同的担忧。
“我现在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祈祷，为的是得到上帝的保护。”鱼贩基吉拉姆加一边说，一边把手掌直立在文身的脸颊旁，抬眼望着云雾缭绕的白昼。她坚称，那些死去的人“是被毒死的。我不知道是谁下的毒。这让我害怕”。
布丽吉特·姆瓦兰加伤心地重新布置了她的烟熏毛毛虫货品，它们松脆可口，通常卖得很快。但现在几乎没有人买，她说，因为“每个人都害怕。我很害怕”。
往常熙熙攘攘的市场出奇地安静，往日特有的顾客蜂拥而至的热闹早晨也消失了。卖糖的帕斯卡林向同行挥手示意，他们都和她一样，把货物摆放在用木箱子临时搭建的桌子上，挪动起来比较麻烦。这个丰满的女人因为幽默风趣和善于营造愉快的氛围，通常会吸引很多人围在她周围。但现在帕斯卡林很冷静，她说，“打招呼是被禁止的。我不跟人打招呼，也不喜欢和别人一起吃饭或分享食物。”
帕斯卡林平时热爱交际的行为因为埃博拉疫情而受到了限制，她说，埃博拉“迅速地”杀死了她的好朋友威利·恩登巴，基奎特综合医院的一名护士。
就在帕斯卡林说话的时候，年轻的花生摊摊主布丽吉特悲伤地点点头，然后列出了一份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突然死于这种可怕疾病的。当被问及如何应对恐惧时，信奉天主教的布丽吉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低声说：“我只能祈祷。”
扎伊尔首府金沙萨距离被隔离的班顿杜省很远，只能乘坐包机，或在坑坑洼洼的蒙博托公路上驱车三天半才能到达。在它为数不多的几家酒店的屋顶上，点缀着便携式卫星天线，酒店的套房里住满了临时新闻机构，会说多种语言的人找到了为媒体翻译的现成工作，手机在走廊里嗡嗡作响。一群惊魂未定的记者在金沙萨安营扎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前几周目睹了卢旺达内战的恐怖。在这场非洲最残酷的冲突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队伍，以同样无畏的冒险精神，在人类与微生物战斗的前线大声疾呼，争相获取新闻。即便记者们害怕病毒，他们也没表现出来，毕竟错过发稿的最佳时机或被竞争对手打败，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在离媒体营地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群狂热的人，他们聚集在卫生部秘书长隆扬格拉·邦彭达的周围。这些官僚、将军以及独裁者的骨干们一边努力猜测着蒙博托的奇思妙想，一边努力防范首都出现恐慌情况。政府官员们很清楚洲际酒店顶上的卫星天线的威力，所以他们在维护扎伊尔石油和钻石储备的同时，也要竭力维护国家的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