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四川通史》上自先秦，下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书共7卷，400余万字，千余幅插图。经过四川省社科院等科研机构和院校的数十位史学专家四年多的艰苦努力，于2010年3月出版。本套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最准确、最科学地反映四川历史的权威性著作。 本书深入地探讨了四川从古蜀至民国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状况及其纵横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考古的发掘资料和史学界研究成果对四川历史的演变有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历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乃至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从而使书稿更加历史地辩证地展现四川历史的兴衰发展。统观全书，指导思想正确，资料丰富，内容全面，观点平实，史论结合，分析深入，图文并茂，创新性强，特色突出，是一部有极高学术价值和重要社会价值的地方史著作。 作者简介：
贾大泉，研究员，中共党员。1964年获四川大学历史系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曾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1997年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成果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茶业》、《四川简史》（主编）、《四川通史》（七卷本）、《四川历史辞典》等。 陈世松，研究员，中共党员。1966年获四川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元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曾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5年省政府授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主要成果有：专著《余王介传》《蒙古定蜀史稿》《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元朝卷》、主编《四川简史》《宋哲元传》、《四川通史》等。
部分摘录：
蜀是一个历史悠远的文明古国，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已见称于世，而它的早期发展，则与黄帝、颛顼、大禹等中国古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紧密相关，有着深厚而久远的历史根源。透过古蜀与这些英雄人物关系的历史传说，可以看出中国古史传说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厚的西部文化底层，看出中国古史的西部底层是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层累地积淀起来的，它们便是中国西部文化的原生底层。这一原生底层在中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发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致成为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和里程碑。正因为古蜀在中国古史的原生文化底层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不说，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对中华古文明的缔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在古蜀史上的文明起源时代，古蜀地区有蚕丛、柏濩、鱼凫等三代蜀王。三代蜀王的历史，是一部文明要素逐个产生的历史，也是一部古蜀酋邦形成演变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关键时期，由于古蜀酋邦之间征服战争的发展，终于导致古蜀社会从酋邦演变为国家，从而开创了古蜀文明。古蜀王国定都于今广汉三星堆遗址。于是，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大地上，一个以鱼凫王为统治核心的古蜀王国建立起来。
三星堆文明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创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稍晚于中原夏王朝的创立，而它的终结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商王朝的晚期。三星堆古蜀文明雄踞西南，连续发展约千年之久，这对于一个文明古国或古王朝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不多见的。
古蜀之所以能在距今4000年前就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它深深地植根于博大而深厚的基础分不开，即它是来源于农业的长足发展、手工业的巨大进步、商业贸易关系的广泛建立、科学知识的积累创新，以及与其他古文化的密切联系和交流。
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黄金制品和大型青铜器群，气势宏伟，蔚为大观。其中的青铜雕像群，如青铜大小立人、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神树，以及金杖、金面罩等，都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稀世之宝，不论在科学还是艺术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大批玉石礼器和陶、漆工艺品，都展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平，从而体现出细密的分工和生产的专门化。青铜器制作所必需的采矿、运输、冶炼、合金、铸造加工等环节，也无一不是分工协作的坚强证据。可见，经济部门的分化，大批脱离食物生产的手工业者的技术专门化，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知识、技术和生产者队伍的雄厚基础。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背上多有穿孔，学者们多认为是贝币，反映出商业的繁荣。而海贝本身，以及六七十支象牙，也正是远程贸易的实物见证。青铜器所必需的铜料锡料，也是通过贸易进口的。这些说明贸易已不是偶然现象，它已从获取生产原料进一步发展到获取王权所及的一切奢侈品。
丰富的科学知识、高超的技术和伟大的艺术，共同融进作为创造性产物的各种物质形式之中。从金玉到陶石，从青铜器到建筑物，都是它们直接而具体的表现。其中也包含不少通过交流从中原甚至外域移入的文化因素。正是由于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才使古蜀文明具有世界文明的色彩，使它成为一个富于开放性特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三星堆文明又是上古四川盆地及周边各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成果。例如，文献记载古蜀文化的初创者三代蜀王，来源于岷江上游地区；而四川盆地以北的陕南汉中盆地，以东的长江三峡以至鄂西宜昌地区，以南的大渡河和青衣江地区，又是三星堆文明辽阔的空间构架中一个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这就表明，三星堆文明的创造，一方面是古蜀史前文化高度持续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同其他文化因素的多元性来源分不开。因此，三星堆文明的基本结构框架，同样是多元一体，而不是一元形成的。
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尤其是一、二号祭祀坑的相继发现，解开了古蜀王国的王权与神权之谜。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夏商时代的古蜀文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神权文明；夏商时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的国家，三星堆遗址便是这个神权文明的政治中心之所在。
在古代蜀国的历史上，史前至夏商时代，有蚕丛、柏濩、鱼凫三代蜀王的角逐争雄和鱼凫王朝的建立；商周之际，有杜宇取代鱼凫为蜀王的王朝代兴；春秋早期，有开明取代杜宇的帝位“禅让”；最后是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伐蜀，灭掉开明氏蜀王国，从此结束了古蜀国雄踞西南的历史，归于秦的一统天下。
杜宇、开明时期的蜀王国，不论在国家形态、政治制度还是文化模式等方面，比起以三星堆文化为内涵的鱼凫王朝来说，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些变革，从政治制度上看，是以官僚政治取代了神权政治，从文化模式上看，是以礼乐文明取代了神权文明，从而在国家与文明演进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开明王朝是古蜀最后一个王朝。在开明氏统治时期，蜀王国不仅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而且在当时南中国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中，扮演了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角色。同时，由于开明王朝的扩疆战略和经济文化建设，又对秦汉及后世我国西南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对成都取得西南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
蜀东抵巴，北界楚，西邻秦。在古蜀王国历代王朝上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先后与中原夏商周王朝和巴、楚、秦等诸侯国均发生过若干关系。其中既有和平的交往，又有战争的对抗。和平与战争的交替，构成蜀与列国关系的基本内容。
公元前316年秦并蜀后，据蜀以为东进伐楚的战略基地，得蜀之美丽江山，丰饶物产，有其粮食、布帛、金银，极大增强了秦国实力。《战国策·秦策一》载：“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为秦国统一战争的胜利开展提供了坚实而广阔的大后方，并促使青铜时代的古蜀文明逐步融汇到铁器时代统一的中国文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