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系列包括《间谍先生：豺狼的日子》《间谍先生：黑色宣言》《间谍先生：上帝的拳头》《间谍先生：复仇者》《间谍先生：万无一失的杀手》《间谍先生：最精妙的骗局》《间谍先生：阿富汗人》《间谍先生：暗杀名单》共八册。 作者简介：
弗·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惊动世界四大情报组织的间谍小说大师，在英国军情六处秘密工作二十多年。
福赛斯经历传奇：6岁开坦克，16岁开飞机，19岁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会讲英、法、德、俄、西班牙等多国语言，多次经历针对总统的暗杀行动，曾与雇佣兵、职业刺客、军火贩子有过深入接触，并常将他的传奇经历用于作品情节中。
福赛斯阅历极深：他对世界各国的政治主张、历史恩怨、间谍手法、武器装备等了如指掌，他的小说素有“杀手指南”“间谍培训手册”之称。他对国际阴谋和情报的敏感与前瞻性，让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等情报机构不得不时时关注着他。
福赛斯高产高质：作品累计销量超7000万册，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戏剧作品。1972年凭借代表作《间谍先生：豺狼的日子》荣获爱伦·坡奖。2012年，英国“犯罪作家协会”（CWA）授予福赛斯终身成就奖——“钻石匕首奖”！
部分摘录：
一九六三年，从六月十五日直至整个七月，法国的银行、珠宝店和邮局均遭到了突如其来的猛烈洗劫。这个“盛况”空前绝后。
法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每天都有人手持手枪、霰弹枪和冲锋枪抢劫银行。在那段时期，珠宝店里的橱窗被打破，贵重珠宝被抢走，已成为很平常的事。当地警方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好浑身颤抖、流血不止的珠宝商和他们的店员，就被辖区的另一起类似的案件召走了。
有两个城市的银行职员在试图抵抗时被枪杀。七月末，事态严重到共和国卫队——法国人尽皆知的防暴部队——都介入了，而且首次配备了冲锋枪。到银行的人都已经习惯在大厅经过一或两个身穿蓝色防暴制服的士兵，他们每个人都挎着冲锋枪。
银行家和珠宝商就这次犯罪风潮强烈谴责政府。迫于压力，警方频繁在夜间出动检查银行，但收效甚微。劫匪不是那种在夜幕下能够熟练打开银行金库的职业盗贼，而是戴着面具的持枪歹徒，稍不如意就准备开火。
最危险的时间是在白天，全国的银行和珠宝店正在做生意的时候，就会有两三个戴着面具的持枪匪徒跳出来，不容置疑地喊道：“举起手来!”
七月底，有三个劫匪在不同案件中受伤被捕。他们不是打着“秘密军组织”的幌子进行一般犯罪的无名小卒，就是前殖民地军团的逃兵，不过很快就承认自己是“秘密军组织”的成员。但无论警方如何审讯，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为什么这股抢劫浪潮会突然席卷全国，他们只供认受他们“老大”的指派，抢劫银行或者珠宝店。警察最终认为，这几个犯人根本不知道抢劫的目的，他们不了解整个事件，只是听命行事的小角色。
法国当局很快就知道“秘密军组织”是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很需要钱。但直到八月上半月，当局才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发现了原因。
六月下旬，银行和其他可以迅速获得珠宝和现金的地方遭受袭击的事态日趋严重。备受尊敬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总队队长莫里斯·布维埃接管此事。他位于塞纳河畔珠宝街三十六号法国司法警察署总部的办公室异常狭小而忙碌。房间里挂了一张图，来显示被抢劫的现金和珠宝变现后的数目。到七月下半月，总额已超过两百万新法郎，大概是四十万美元。扣除所有抢劫的适当开支，加上给进行抢劫的歹徒和逃兵的报酬，按莫里斯·布维埃队长的估计，还有相当大一笔钱剩下来没有去处。
六月的最后一周，一份驻罗马办事处的报告放到了法国安全局吉布将军的办公桌上。大意是：“秘密军组织”最高层的三个人，马克·罗丹、勒内·蒙克雷和安德烈·卡松，一起住到了毗邻孔多蒂街[13]的一家酒店顶层。报告补充说，显然，尽管在这样高档地段的酒店居住费用十分高昂，但他们三人包下了整个顶层，还把另一层也包了下来，让他们的保镖住。他们从不外出，由非常彪悍的前外籍军团士兵日夜守护，每班执勤人员不少于八名。起先，情报人员以为他们是在开会，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安全局慢慢认为，他们只是在以一种非常小心谨慎的方式来确保自己不成为安托万·阿尔古那样的倒霉蛋。吉布将军看到这些恐怖组织的首脑如此胆怯地躲在罗马的一家酒店里，不由得咧开嘴笑了一下。他把这份报告按常规方式归了档。
当年二月，法国人在伊登·伍尔夫酒店绑架阿尔古的事件，被波恩的德国外交部认为是对该国主权的侵犯。他们与珠宝街的法国外交部之间的激烈争吵仍在继续。尽管如此，吉布还是为手下干将的这次成功行动感到高兴。看到“秘密军组织”的首脑被吓成这样，他感到很满足。但将军查阅罗丹的文件时，一丝疑虑不由得让他屏住了呼吸，他不禁问自己：“为什么像罗丹这样一个人会这么容易被吓成这样？”凭借自己丰富的职业经验，以及对政治和外交现实的清醒认识，他知道他不可能再得到允许来一次之前那样的偷袭了。很久以后，他才明白了“秘密军组织”三个领导人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真正意义。
从一九六三年六月下旬到七月上半月，豺狼一直在伦敦小心翼翼地按计划行事。从回来那天起，他就开始搜集、阅读几乎所有有关戴高乐的文章以及戴高乐自己的文章。他去了一趟当地的图书馆，在《大英百科全书》里查了一下法国总统的目录，在目录的末尾找到了一份非常全面的，有关他的研究对象的参考书目。
然后，他用假名字和一个位于帕丁敦区普雷顿街的邮政地址写信给各个知名书店，邮购所需要的参考书。他每天在自己的公寓里迅速浏览这些书直到凌晨，在脑子里为这位爱丽舍宫的主人勾勒出一副十分具体的画像，从孩提时代起，直到他所阅读的材料时间为止。他收集的很多信息并没有政治价值，都是零零星星地叙述了一些戴高乐的癖好或是性格特点，他都一一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戴高乐的回忆录《剑刃》[14]对研究他的性格最具指导意义。他从这本书里看到，戴高乐极为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生活、祖国和个人命运的看法。
豺狼既不迟钝也不愚蠢。他广泛阅读，周密计划，并把大量信息储存在脑子里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
虽然他通读了戴高乐的著作以及知情者写的关于戴高乐的书，但这些书除了勾勒出一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国总统的完整形象外，并没有解决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自从六月十五日他在维也纳罗丹的卧室里接受这项暗杀任务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他。直到七月的头一周，他仍然没想出答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行刺。最后，他又去了一次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用惯用的假名签名进入后，开始翻阅法国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的旧刊。
他找到答案的确切时间我们已无从知晓，但大致应该是在七月七日后的三天里。在那三天里，他最初是从一位专栏作家写于一九六二年的文章中得到一点启发，然后又查阅了一九四五年以来戴高乐任总统期间每一年的材料，这位刺客终于解答了自己的问题。他发现，近年来，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无论生病或是坏天气，夏尔·戴高乐都会不顾个人安危，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从这一点出发，豺狼的准备工作终于从研究阶段进入了实际策划阶段。
在考虑最后的行动细节之前，他仰面躺在自己的公寓里，凝视着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常抽的特长过滤嘴香烟，陷入沉思。
在最终敲定要采用这个计划前，他至少考虑了十几个方案，但最终都放弃了。什么时间，在哪里，怎么干，一切都已做出了决定。
豺狼非常清楚，一九六三年的戴高乐不仅仅是法国总统，也是整个西方世界受保护最严密、最高效的人。事后证明，刺杀他比刺杀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要难得多。豺狼并不知道，法国安全专家已获得美方许可，曾研究过保护肯尼迪总统的安全措施，但他们回来后都对美国情报机构采取的措施嗤之以鼻。法国专家拒绝采用美国人的方法，这一点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一九六三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一个近乎疯狂的刺客枪杀，正是由于安全措施不够严密，而夏尔·戴高乐则一直好好地活着。他安全退休，最终在自己的家里去世。
豺狼知道，他要面对的安全人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由于不断被警告可能有人试图危及他们所保卫的对象，围绕戴高乐而设置的整个安全体系总是时刻处于戒备状态，而豺狼为之工作的组织却因保密问题漏洞百出。对刺客有利的条件是，他一直待在暗处，不为人所知，而他的目标则粗暴地拒绝与安全机构合作。在那个特定的日子里，不论有怎样的危险，这位法国总统的骄傲、固执以及对个人危险的绝对忽视，都会驱使他公开露面一段时间。
从哥本哈根的凯斯楚普机场飞来的SAS航班，在伦敦机场大楼前的跑道上最后向前冲了一下，慢慢前进了几英尺，不动了。引擎响了几秒钟，然后也停了下来。几分钟内，舷梯就已放好，乘客鱼贯而出，纷纷向舱口的空乘人员点头告别，走了下来。
在候机大楼的瞭望台上，有个亚麻色头发的男人把他的墨镜推至前额，用望远镜观察走下飞机的乘客。这些排队拾阶而下的乘客已是今天早上他观察的第六批了。温暖的阳光下，瞭望台上布满接机的人，大家都在努力寻找自己要等的人。所以我们这位“观察者”的行为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