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社会心理学是探讨人性最深入的学科。这本书展示了28个有趣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如米尔格拉姆的服从权威实验、阿希的从众实验。这些实验大大提升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心理和行为的理解。每一章不仅侧重于某一项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研究意义，还引用了相关研究和生活实例。所有章节相互独立，读者们可以按任意顺序阅读，无需担心会失去阅读的连贯性。第二版包含了许多新研究；并且采用的是生动、对话式的风格。本书不仅可作为读者学习社会心理学、心理学导论或研究设计课程的理想教材，对于普通读者洞察人性、反思自我、思考社会现象都能提到醍醐灌顶之效。
部分摘录：
“酸葡萄”通常用来形容输不起的失败者对实至名归的胜利者的失礼态度。然而，字典中的定义与此稍有不同，这可以追溯到经典的古希腊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该寓言讲述了一只饥饿的狐狸正在四处觅食，抬头一看，正好瞧见一串葡萄从缠绕在树上的藤蔓上长出来，令人垂涎欲滴。狐狸大胆地爬上高高的树去摘葡萄，可惜它的四肢不适合爬树，总是滑回地面。最后，狐狸筋疲力尽，放弃了摘葡萄。它一边跑开一边安慰自己：“我敢打赌，这些葡萄根本没有熟！”此时，我们从狐狸身上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对葡萄的愤怒，不如说是对行为结果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也就是说，伊索寓言告诉我们，当事情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变得糟糕时，我们倾向于将实际上的糟糕程度最小化，以使自己感觉更好。
一项关于末日邪教的田野研究生动又真实地反映了这种趋势（Festinger，Riecken，& Schachter，1956）。玛丽安·基奇（Marian Keech）太太是一位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家庭主妇，她自称受到了神灵的启示。在她的引导下，其教派成员宣称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将于1954年12月21日毁灭，在上帝的指令下，洪水将会淹没所有陆地，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会溺毙而亡。但是，在世界毁灭的前夜，少数忠实的信徒将会被飞碟送到另一个星球居住，直到地球上的洪水消退。
庆幸的是，邪教的可怕预言并没有发生，因此，让研究者感兴趣的是，邪教成员对预言的失效做何反应，他们是否开始怀疑邪教的教义？为了寻找答案，研究者潜入邪教团体，发现很多成员确实如此，他们因幻想破灭而离开了邪教，对所谓的救世主从此充满怀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一直致力于这项事业，放弃了一切世俗财产，宁愿为这个美好的结局进行辩解。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信徒们表现出的虔诚和忠心，上帝才赦免了这个难以控制的世界。在这种巧妙的（更不用说奉承）、合理化的鼓舞下，邪教成员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劝说不信教者归附邪教。他们重新燃起的热情似乎是出于社会认可的需要——只有让其他人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才能确认自己的信仰一直都是正确的。
人们不仅在牵强的预言失败时会运用合理化策略，在日常情境下使用得更多。例如，在做出选择时，相对于未被选择的方案，人们会增强对所做选择的喜爱程度（Brehm，1956），还会认为自己做得不好的任务不如自己做得好的任务重要（Crocker & Major，1989），甚至会将受害者的困境归咎于其自身，以此作为不捐助他们的理由（Lerner，1980）。
现在，假设你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想要提出一个通用的合理化理论以解释前面列出的所有发现。你该如何进行？你可能会选择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化总是使后期的思想和行为与早期相一致。例如，虽然帮助预言已被推翻的末日邪教传教几乎没有什么逻辑意义，但如果人们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帮助邪教进行传教，那这就有了很多心理意义。坚持不懈能让他们避免尴尬地承认自己一开始就错得很离谱。因此，从一致性的角度理解合理化，为社会心理学家提供了一种分析其多种表现形式的方法。
与心理一致性相关的理论已经被提出了很多年，然而，费斯汀格（Festinger，1957）提出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理论，在影响范围和影响力方面至今仍无与伦比。费斯汀格提出，成对的认知（cognition）可以是协调的、失调的或者互不相关的。协调认知是指在心理意义上彼此暗含的认知，如“我会帮助老太太过马路”和“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就具有一致的理念。失调认知是指在心理意义上相反的认知，如“我不会帮助老太太过马路”和“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最后，无关认知是指互相没有心理意义关联的认知，如“我会帮助老太太过马路”和“我数学很好”。
费斯汀格认为，认知失调会导致不愉悦的心理紧张状态。并且失调认知的数量越多、对个体的重要性越大，所导致的紧张程度就越强。一旦紧张状态被唤醒，就会推动个体去缓解紧张。尤其是个体会寻找方法，以解决导致紧张的认知失调。几种可用的策略都涉及某种形式的合理化（Abelson，1963）。
费斯汀格尚未明确说明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减少不协调，只是推断它会以某种方式实现。不过，他对引起认知失调的先决条件做了非常具体的预测，这种预测适用于特定情境诱发人们采用和自己的某个重要态度相矛盾的行为方式，即表现出反态度（counter-attitudinal）的行为时。例如，假设米格尔喜欢一部电影，但是他告诉打算去看这部电影的玛丽亚说这是个烂片。说谎行为和米格尔的真实态度是相悖的，而且由于想法和行为是有关联的，因此“我告诉玛丽亚电影是烂片”和米格尔之前的想法“我喜欢这部电影”是相冲突的。
费斯汀格（1957）的预测是，只有当执行反态度行为的诱因刚好足够完成工作时，才会引起认知失调。例如，如果是出于私心这样做，那米格尔就可能会体验到认知失调，他主动告诉玛丽亚电影是烂片，这样她就会愿意和他一起去看另一部他还没看过的电影。然而，如果有黑手党把米格尔绑进车里，威胁要杀了他，除非他告诉玛丽亚那部电影是烂片［听起来像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 ，这种条件下则不会导致认知失调。
当下，人们减少认知失调的方法之一就是转变自己的态度，使其更好地与行为保持一致。例如，米格尔在对玛丽亚撒谎说自己不喜欢这部电影后，可能会真的认为自己不喜欢这部电影。这种观点的修正可以使其感到“无愧于心”。费斯汀格认为，在人们试图通过改变态度来减少认知失调的情况下，当有一个较小的诱因使他们去做反态度行为时，他们的态度改变会比诱因较大时要多。
这与人们凭直觉所猜测的情况背道而驰。事实上，费斯汀格时代的普遍观点是，支配动物行为的奖惩原则也应该支配人类行为。从这个观点来看，如果一个更大的诱因能够使动物产生更多的行为变化，那么该诱因也应该能够在人类身上引发更多的态度变化。然而，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类的大脑并非如此运作的；相反，一个更小的诱因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态度改变，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地采取反态度行为。
为了进行实证检验，费斯汀格与他的学生卡尔·史密斯（Carl Smith）联手进行了一项巧妙的实验，在给予被试一个或大或小的诱因后，研究者说服他们做一些与自己的态度不一致的事情。
做了什么
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1959）招募了71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专业的男性大学生作为被试，要求他们进行两项乏味的任务。在执行任务之前，被试被告知他们正在参与一项涉及“绩效评估”的研究。在前半个小时，他们需要努力地往托盘里装线轴，待装满后再用一只手清空托盘，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仍然不轻松，他们需要在一块木板上顺时针地、一个接一个地旋转48个方钉，每个方钉旋转四分之一圈。为了增加被试的乏味感，实验者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绩效目标，只是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当被试打着呵欠执行这两项任务时，一个带着秒表的实验者坐在后面进行记录。
当旋转完最后一颗钉子后，被试无疑会松一口气，然而事实上，研究才刚刚开始。实验者对被试控制线轴或钉子的能力毫无兴趣，他们只是想让被试对研究持有负面态度。也就是说，在真实研究的初始阶段，被试对研究的看法是负面的，而实验者真正感兴趣的是，被试对这项研究的态度会如何随着实验操作而变化。
为了强化研究结论，研究者重新设置了秒表，并开始询问被试是否猜出了实验目的。实验者声称研究内容是“积极期望如何影响精细运动的协调”，以掩盖实验的真实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