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展现学术界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北京大学于2019年6月举行了以“百年回看五四运动”为主题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人文学术论坛。这次论坛邀请了海内外知名学者，围绕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科学、教育、宗教，五四时期历史人物与思想研究，国际视野中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历史省思与诠释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本书即是此次论坛成果的结集。
部分摘录：
新文化运动已经百年。同许多运动一样，它并非事先设定，乃历史发展使然，令人称之为运动。“新文化运动”名称的流行，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2]1915年9月5日《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的创刊，一般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肇始，学界对此似有共识，但也不是没有异议。关于这场运动究竟迄于何年，则有各种说法：至五四运动爆发？包括五四运动？延续至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之争？或者更长时间？各种说法本身，自然包含对这场运动的定性和总体评估。各说各的原因，是“五四”这个关节点：是分界还是连接点或者起点？把新文化运动定于五四前或五四后，均以五四为界。对于这个名称，时人已有分歧，比如都认为五四造就了“新文化”的周氏兄弟，当初对“新文化运动”之说就很反感。在鲁迅眼里，新文化运动是指五四以后兴起的文学革命，却被“反套在《新青年》身上”。[3]周作人则认为：“由我们旁观者看去，五四从头到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4]甚至连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胡适，起初也极力与这一说法保持距离，并在1920年说他“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5]尽管众说不一，我以为用五四来“焊接”，把新文化运动看作一场跨越五四的运动，还是可取的。一场运动可以有不同阶段，一个重大事件可能会带来变化，但很难改变运动的内在发展逻辑和自身动力。五四后的运动面貌，无疑承接了《新青年》的基本主张。此外，对一场运动的定位，并不都是时人或当事人说了算的，或许“只缘身在此山中”。换句话说：“反套”未尝不可，这类追认在世界史中亦不鲜见，比如文艺复兴，又如启蒙运动，都是追认的；并且，它们的起止时间，在后人的阐释中也常有出入。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文化运动”之命名——如前所说——是五四学运之后的事，即人们在1920年前后以“文化”取代“思想”来指称这场运动。1920年10月，君实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新文化之内容》，他说：“一年以前，‘新思想’之名词，颇流行于吾国之一般社会，以其意义之广漠，内容之不易确定，颇惹起各方之疑惑辨难。迄于最近，则‘新思想’三字，已鲜有人道及，而‘新文化’之一语，乃代之而兴。以文化视思想，自较有意义可寻。”[6]所谓五四之后鲜有人道及“新思想”三字，实为勉强之说；而“文化”概念的勃兴，却是实事。斯时，“新文化”三字甚或有泛滥之虞。青睐“文化”概念，可以追溯到德国思想界早已有之的对于精神性的内在文化与器物性的外在文明之区分；特别是一战所导致的对物质“文明”的批判，使这一区分不仅在德国愈加稳固，也在对文明和现代性进行反省的整个西方流行，亦迅速传至深受德国影响的日本。“文化”概念的使用在日本大正时代急剧增多，接着又影响到中国。1915年至五四学生运动爆发，汉语中现代意义的、与“文明”概念相差无几的广义“文化”一词的运用越来越多，但形成于民国初年的狭义“文化”概念还未时兴。[7]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20年4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上刊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文中对狭义“文化”概念的界说，[8]奠定了新文化运动未来走向的认知基础。同年，罗家伦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9]一文中对“文明”“文化”的区别使用，凸显出狭义“文化”概念的确立。
新文化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它的评价，在这一百年中虽时断时续，却时常成为讨论的焦点。褒之者颂扬它的启蒙意义，它的民主和科学大旗；贬之者针砭它的反传统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恶果”。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亦即新启蒙思潮中，新文化运动之“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说产生了极大影响。[10]当代“五四”叙事，或多或少还带着双重变奏的痕迹。新近的研究，比如“文化与政治的变奏”论，[11]或其他一些考察，都试图突破旧说，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笔者以为，新的视角固然很有价值，甚至可谓突破，但并未颠覆启蒙与救亡的宏观框架。
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其论述五四运动的专著中指出，这场独一无二的运动只是作为一种“寓意”在发挥作用：“要得出关于1919年事件的结论，确实非常困难；不管是第一手资料还是二手资料，都无法从中提炼五四经验。那些历史经验及其细节，随着岁月流转而发生了变化。每一代人对五四启蒙运动都有不同的认识，这更多的与各自的需求和追求有关。为当代而塑造一面历史的批判之镜，是一种寓意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寓意是为了指导当代的特定目的而重构记忆。”[12]所谓难下结论和重构记忆，首先缘于这场运动的复杂性。尤其是钩稽个人和社会心理，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新文化运动不是无源之水，它接续了清季西学东渐而来的各种新观念及新学新政的巨大能量，“五四”叙事离不开晚清求新求变的现代性叙事。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后的六十年是一个独特的历史过渡时期，也是西方影响下的中国近代思想的酝酿期。[13]中西接触引发了多样而复杂的文化反响，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便是痴迷于对外开放和对外来文化之无保留的接受。这最终导致激进派对于传统的决绝态度，见之于今天听来依然如惊雷乍起的“打倒孔家店”口号，或“新青年”在五四前后“东西文明论战”中与“东西文明调和论”的对峙。
那个时期的“东西文明调和论”，自然与一战直接有关。战争引发的深重的文明危机，不但在西方让人猛醒，也激发起中国人反思晚清以来被看作楷模的西方文明的破绽，从而引发对本土文明的自觉。民国初年时政败坏，更令人怀疑西方制度与价值观。因此，从两个重大事件，亦即战争与共和的双重危机，查考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从而见出新文化运动如何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文化问题，揭示运动的成因及相关论争的缘由（作为对两个重大事件的回应），实能让人看到以往研究中未能看到的一些问题，不失为值得称道的新视角。[14]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救亡也好，振兴也罢，在那个寻找出路的年代，各种言论竞相争艳，为何偏偏是有着明显缺陷的新文化运动最终取得话语霸权？有学者试图从彼时的政治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现实出发，即同样从事件出发，解析新文化运动何以在各种竞争性思潮中胜出：洪宪帝制时期的共和危机起了决定性作用！袁世凯1916年复辟帝制，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大事件，令人从温和走向极端，这也是激进的新文化运动获得“笼罩性霸权历史地位”的关键时期。[15]这两种从事件看运动的认识路径，更强调时事造运动。
从社会心理来看，时人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状况已经绝望。梁启超1915年有言：“我国民志气之销沉，至今日而极矣！……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16]钱智修发问：“今吾国病源何在耶？向谓种族问题之为梗也，救之以革命而如故；向谓专制政治之厉民也，药之以共和而病亦如故。”[17]继续循着重大事件这一线索探寻新文化运动，那么，这一运动之反传统、“反封建”的显豁特征，其最直接的动因来自反复辟，同袁世凯称帝、把孔教写进宪法有着直接联系。[18]“儒学准确无误地和当时所有复辟帝制运动建立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