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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决定-电子书下载

人文社科 3个月前 (07-14) 145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 十六位没有选择生育的作家,坦诚地分享自己对这一至为重要的人生决定的思考
● 选择不生育,不代表你比别人更自私,不代表你讨厌孩子,也不代表不能承担社会责任
● 呈现了“边缘群体”生活和决定的复杂性,家庭研究和情感研究领域有标志意义的分析样本
● 有助于读者理解特定生育率低下的人口趋势的社会和心理成因
● 著名翻译家于是倾情翻译
本书是十六位作家对生育、家庭和生命意义的思考。书中十三位女性、三位男性作家的共性是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不生育,但每个人抵达这一决定的原因都不相同,但他们都以令人钦佩的坦诚,探讨了和生育命题息息相关的“孤独”“自我实现”“生育本能”和“童年创伤”等主题。
选择不生育,不代表讨厌孩子、比其他人更自私,或比其他人经历了更多的童年创伤,也不代表不能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这一重大的选择是个人经历、家庭观念和社会影响汇聚的结果。书中的十六位作家位作家都积极地面对无子的生活,他们也理性地探讨了社会对女性的刻板成见,更展望了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不可逆的文化转变。
十六位作家代表了虽然属于少数、但值得被尊重和理解的声音。这本合集也回应了过去二十年社会组织的巨变对家庭以及情感结构造成的冲击。对人生终将孤独的可能,我们如何建立亲密关系,如何忠于自我的决定,并在日常生活里承担这一决定带来的后果?本书可被视为家庭研究和情感研究领域有标志意义的参考样本。

作者介绍

梅根·多姆,1970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编辑、作家,著有文集《不可言说之事》《我虚度的青春》,长篇小说《生活质量报告》,回忆录《如果住在那栋屋日子该有多完美》等,同时编有《最好的决定》。多姆女士的文章散见于《纽约客》《哈珀斯》《Elle》《时尚》等杂志,曾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奖学金,目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的客座讲师。
她最新的一部作品是2019年出版的文集《一切都有问题》。

部分摘录:
六岁生日,我得到的礼物是迷死人的儿童版绿色小拖把和小水桶,还有一个洋娃娃。拖把很吸引我。把扭结起来的布条甩在地板上,很好玩,名义上是为了把地板弄干净,但我能抓到这项工作的重点:开始,结束,你感到骄傲。洋娃娃却让我费解。四肢生硬僵直,双眼一动不动瞪着你。我无法想象它像别的填充动物玩具——兔子、豹海豹、树袋熊——那样英勇无畏地出演历险故事;也不方便在到处走动或做事情的时候把它夹在胳肢窝下,就算夹紧了,它也不会叫。
我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个娃娃,想看出它有某种不太可靠的热情,也许能引发汤姆·索亚式的冒险故事,其中的魔力与拖把和水桶这些东西不可同日而语。这不是一个沉湎于当父母的时代。像我父母那样的孩子,一结婚就开始生小孩,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就当了父母。我妈妈到处忙,但处处不上心,日夜无休,分身无术,但忙的都是鸡毛蒜皮的琐事,所以对每件事的关照都像盐粒溶于水般被稀释了。很难看出那有什么乐趣可言。
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3]曾写道,母亲会“憎恶婴孩,因为孩子无情地向她索取一切”。妈妈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是无法区别对待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拥有她的身体。无聊地坐在教堂靠背长椅里的时候,我会用手指头戳戳点点她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雀斑;走在杂货店的货架过道中间时,我会拽着她的手,前后摇摆,哥哥和我势均力敌,拖着她的另一只手。她会焦躁、绝望地说:“你们别拽着我不放啊。”我俩就会张大嘴巴,她竟然不认为我们像一排小杨树那样是一个整体,这让我们非常惊讶。然后,我们会继续拖着她走,不放手。
睡前,她给我们唱的歌常常是《森林里的孩子们》,唱的是两个被拐走的小孩在森林里迷路了。旋律很轻快,我们总是听不够:“他们又哭泣又叹气,/他们哭得好惨,可怜的小孩啊,他们躺在地上,都死了。”唱到这儿,我俩已在她怀里并排躺好,盖好被子,尽情回味那两个孩子的悲惨命运。“当他们死去,红艳艳的知更鸟,/衔来片片草莓叶,撒在他们身上。”
毫无疑问,她的母亲也给她唱过这首歌,后来就由她自己唱。我外婆排行老九,是移民到美国的德国农民的孩子,对那种人家来说,把活鸡扔来扔去就算是很好玩的游戏了。在我的想象里,他们不读童话书,但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像是悲喜不惊的格林童话,充满了机敏而又决绝的复仇,也包括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理所应当的分歧。这首儿歌很适合我们,虽然我当时没有明确意识到,很可能,我妈妈也期待我们走失,不想让我们在她身边。
我哥哥叫克里斯汀,是个仁善的独裁者,只比我大十一个月;我们就是俗话说的“爱尔兰双胞胎”——同年生的亲兄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觉得彼此照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兄妹俩就像硬币的正反面——甚至在我俩还没学会讲话前,这就成了某种个人的神话,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基于这个信念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前不久,我找到一张快照,照片上我和哥哥手拉手,一起走路去幼儿园。照片拍的是背影,我们不知道有人在后面观望我们。雪白的膝袜拉得很高。照片是谁拍的呢?我妈还是我爸?让我们单独去幼儿园,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些野草莓,俨如标示危险的吓人的路标,警告世人切记世上是有魔法的。我们在图书馆里查到了:在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4](他大名确实叫这个!)创作的歌剧《糖果屋》中,格雷特央求“哥哥,来陪我跳舞吧”。她和汉塞尔打破了牛奶罐,可怜巴巴的晚餐撒了一地,怒不可遏的继母就让他俩去森林里采草莓,哪怕暮色已降临。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你一定知道。巫婆像祭品一样死于大锅里的沸水,继母后悔莫及。儿童心理学家贝特尔海姆指出:对孩子们来说,巫婆和继母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只有父母被打败了之后,孩子才能拥有真正的自我”。
彼此照顾后没多久,我们就去照顾别的小孩了。邻居家的父母硬是要我们帮忙,我注意到他们是多么迫切地想要离开,拿着叮当作响的车钥匙的手是多么潦草地飞快写下应急电话号码。我们是很糟糕的临时保姆,没耐心,瞎糊弄。孩子们都知道。有个小孩每天放学回家后都用责难的口吻问我们:“你们这些蠢货在这里干什么?”我年龄一满、刚得到工作许可证就辞掉保姆的活儿,去餐馆收盘子——每小时挣两块钱,外加小费。
大概就在那时,我在一家唱片店的储藏室里找到了一张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海报:两个胖乎乎的小孩睡得正香,棕色落叶像毯子一样盖在他们身上。海报上写着:《森林里的孩子们》,魔法和冒险,精彩故事,老少皆宜!这样概括剧情还挺乐观的。好莱坞版本里的兄妹俩也死了吗?也有知更鸟来哀悼吗?我把这张海报贴在了卧室墙壁上。十六岁时,我已准备好缅怀我们的童年,缅怀只有我俩一起共度的时光,那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相伴方式,而非社会法令所决定的,哪怕我哥哥就在一墙之隔的房间里,忧思重重。我没能帮上什么。
克里斯汀的鉴赏力和仪式感是与生俱来的:小学时,他就无视同学们的嘲讽,把花生酱和果冻夹进去掉硬皮的面包里,做成小三明治,还在我们的午餐盒里放进带凹槽的纸托盘。到了青春期,这种美学意识更深一层,表现为华丽丽的挑衅,在1983年的新英格兰,这样做需要非比寻常的勇气——有时也表现在身体上。高中食堂就是殉难地。有些人欺负他——布拉德·克劳利竟然向我俊俏、百里挑一的哥哥扔苏西牌夹心饼干!——这种不正义的做法气得我满脸涨红,七窍生烟。但我没有什么高招能救他于水火之间。我也要应对和周遭格格不入的问题,我忧郁、孤僻,默默地独来独往,不像他那样惹人瞩目。他去上大学后,家里安静得吓人。我洗碗的时候不再有人一边甩着擦盘子的抹布,一边唱着《理发师陶德》围着我跳舞。
但没过多久,我俩又能一起上学了。那是我第一次坐在1974年产的雪佛兰羚羊车后座,捧着装满炸鸡块的泡沫保温箱,后来我们常常这样驱车千里共同旅行。我不用费心想,只要报考他所在的大学就好了。凭他那种飞扬跋扈的自信心,是不是早就预料到我会追随他进同一所大学?那所大学很棒,有很多让我感兴趣的东西,但那好像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要我们天各一方是难以想象的事,但我很遗憾他选的地方气候太恶劣了——密歇根湖冻成了一块无边无际、混乱交叠的厚冰板。
进了大学,我很高兴、很宽慰地发现他是有人爱的。他那荒诞非凡的智慧、自带光环的迷人风格就像清冽的寒冬气息尾随在他身边,嗑迷幻药的瘾君子们、女生联谊会里的姑娘们、高傲的教授们,还有预备军官训练团的军校生们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克里斯汀将我介绍给所有的社交团体,几乎带着一种好斗的自信,坚信我也会受到欢迎。他教我如何老练地用水烟壶,如何鼓起勇气加入众人的谈话,如何选对课程——也就是说,选那些最没有实用性的课:艺术歌曲简介、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七山、《玫瑰的名字》中的符号隐喻笑话讨论研习班。正如奇想乐队唱的那样:“来呀,妹妹,快活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正窝在一张特别软的沙发里,和他的新朋友们一起爽到飞。“来跳舞,别害怕,这只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老家,我们过去常在一块儿的一伙另类少年,其中一个女孩在我读大学的第一年里怀孕了。十几岁就当妈,意味着人生希望过早破灭,我们对此都有严正的觉悟,但她一向很酷,敢做我们不敢或不愿做的事,在她那儿,大学似乎是一种让人无望的小资产阶级的选择。她得到一份灌录唱片的合约,她四处旅行,现在则把电吉他横搁在隆起的大肚子上演奏。我曾想过,但凡有人能够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生养、当妈的姿态,那就一定是她。可当我回乡探望她时,宝宝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得震耳欲聋,哭出一种巨大的压力,足以让人把一切思绪推到门外。我安静地站起来,打算告辞——那几乎是让人无法直视的失礼之举。那个不屈不挠的女孩背对着我,紧抓着水槽里待洗的瓷制餐具,阴郁而又呆板地说道:“请你不要走。”似乎,连她素来欢快的头脑都一蹶不振了。这吓到我了——她的勇敢,以及这种蛮勇的无穷无尽。
至今我仍能感受到驾车离开那栋小屋、在海滨公路上飞驰时近似狂喜的舒畅感,仅仅因为我可以尽情拨动广播旋钮,找到一首好听的午夜歌曲就能驱走漫漫长路的枯燥。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只要想到生孩子的问题,我就会想到那一段路,反倒不太去想如何避免意外怀孕。我会时不时眯起眼睛去幻想,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生孩子呢:假设是三十岁,那就三十二岁生;如果三十二岁时想生,那就三十六岁再生;如此推延。我好像被勾在芝诺的飞矢上,飞速前往一个我永远到不了的目的地。我猜想,男朋友们会对此感恩不尽,因为不会有“我们的关系要走到哪一步?”之类的对质。
图书编辑的工作把我带到了伦敦,克里斯汀的工作是当戏剧经理人,相隔十几年后,我俩再一次靠近彼此,住得很近。如果有点孤单,我尽可以在睡袍外面披上大衣,走过整夜狂欢、乌烟瘴气的康普顿老街,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然后走进他和当时的男朋友米奇共享的公寓,和他们玩一会儿;后来,英格兰允许民事结合[5]了,米奇就成了他的合法伴侣。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我和克里斯汀都时常要照料一些陷入情绪状况的人。做创意人士是很不容易的,时常爆发的坏脾气、暴露无遗的脆弱不堪都需要弥合、疗愈,这个过程很可能让人精疲力竭,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也会让人紧张焦躁。这有点像照顾小孩,但没那么可爱、不用想太多。“这个世界,”那段时间里,他在某个夜晚阴沉地对我说,“已经有足够多的人了。你和我没必要再为这个世界添加人口。”我很乐于签署这份旨在彼此扶持、共同防守的最新条约。
科学家们说,我们的目光落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时,瞳孔会放大,绽放出更亮的光芒。对女人而言,能让瞳孔放大的第一选项就是婴儿(其次是色情画面)。但我的瞳孔和下丘脑——我们的欲望中枢——之间好像没有信息沟通。没有关于生孩子的渴望,至少,没在那个现成的位置出现,哪怕其他所有的欲望都在那里大声疾呼、渴望得到我的重视。与此同时,生儿育女才是正经事——这种观念却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股回潮。专栏作家们一本正经地写起生物钟带来的苦恼——我都开始痛恨“生物钟”这个词了。超过三十七岁、具体人数不明的女性接受臀部注射催产针,其结果就是:可以让双胞胎并排躺的婴儿车像收割机那么宽大,霸道地占领了人行道。新一代明星挺着桃红色孕肚拍出温润性感的照片,这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为符合社交礼仪的时髦之举。我身边没有孩子的朋友们越来越少,但他们都坦承——真的非常低调——并不确定自己想要孩子,不仅是眼下,未来也一样。我们俨如一群异端分子在中世纪偷偷探讨不可知论——明知在那个时代,这种话题会引火上身,搞不好会被绑在火刑柱上,还获赠几根火柴。
你能找到的所有人类文化产物似乎都在让我们坚持生养,如果你是女人,你要做的正经事就是生孩子,如果你不生,那就有问题——要么是你的身体有问题:不能受孕;要么是你的脑袋有问题:没有受孕的念头。所以,我这种欲望的丧失也许真的是病态。我很尽本分地把这一条加进我和我的心理医生的讨论清单里。在价格不菲的诊疗时段里,我尽可轻轻松松和她聊聊自己对于这件事、那件事的复杂想法——但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我做不到。她的小房间墙壁上贴了些绝不会招惹到任何人的博物馆招贴画,我审视过那些画后,就只能看着她的双手安静地叠放在膝头,随时待命。我觉得,我和她都挺希望我有更多话好讲。
我常想,她希望我怎么做呢?我觉察到她希望我更有勇气,敢于迈出原有的自我。但是,身为无可指摘的弗洛伊德派心理医生,她缄口不谈自己的意见。别人就不管不顾了。这一辈子,除了把你送进戒毒所之外,还有哪种情况会让别人无所顾忌地告诉你该怎么做?“只要你打算怀,我就能让你怀上,”妇科医生这样说,像内窥器一样,“宜早不宜迟。”可我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征询过她的意见。还有那位文学经纪人——她的孩子们足够凑成一个四重奏弦乐队——在午餐时对我说,这个决定早晚会让我后悔的,但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说完还把手掌拍在桌面上,把我俩杯里的水都震溅出来了。(什么决定?我什么时候决定了什么事?)还有个女人紧紧握住我的双手,双眼盯住我的双眼,对我说,生儿育女对她而言好比是在黑暗的房间里点亮了明灯。我在心里暗自反驳:但年纪越大,我越像一盏幽暗的灯。到了四十岁灯枯油尽就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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