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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义:21世纪最伟大的观念博弈-电子书下载

人文社科 4周前 (07-14) 61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全球主义:21世纪最伟大的观念博弈》系统梳理了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的不同观点,深刻剖析了市场全球主义的形成机制,并指出:由于受到来自政治右翼(正义全球主义)和政治左翼(民族民粹主义等)的双重挑战,市场全球主义步入“帝国全球主义”阶段。本书对各种全球主义思潮的核心主张和概念特征作出总结,旨在描绘这场21世纪思想观念博弈的未来轨迹,提供一个关于全球化的批判理论,使读者认识到各种全球主义话语的内部矛盾,从而更好地了解全球化如何改变人们的现实生活。

作者介绍

(美)曼弗雷德·B.斯蒂格,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全球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理论与意识形态、比较政治学、比较社会学、非暴力理论和国际政治。主要著作有《全球化:新市场意识形态》《甘地的抉择:非暴力原则和国家主义力量》《暴力及其他:跨学科读本》《追寻进化的社会主义:都阿德·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全球化面面观》《全球主义:21世纪最伟大的观念博弈》《全球想象的兴起:从法国革命到全球反恐战争的政治意识形态》等。,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全球化研究中心;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教授;研究员,全球化理论与意识形态、比较政治学、比较社会学、非暴力理论和国际政治,唐青叶,唐青叶,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硕士,厦门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全球学。,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全球学,程福干,程福干,安徽科技学院讲师,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话语分析、翻译理论与实践。

部分摘录:
很多西方评论者受1945年德国纳粹覆灭和1991年苏联解体的诱导,认为“意识形态”问题已无关紧要,可以将其抛进历史垃圾箱,向世人宣告: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他们声称所有的政治信仰制度已经汇聚到一个单独的视界:自由资本主义。然而这种一统天下的政治理念和梦想与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的双子塔被撞击,一同轰然倒塌。事实上,“9·11”事件之后的“全球反恐战争”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多样性和不相容性基础之上的。
试以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Bush)总统2007年全国电视演说为例。在演说中,他通过唤起民众对扩张的“激进伊斯兰帝国”随时准备对“美国境内和境外发动新攻势”的恐慌,进而推出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新的“增兵”战略。这位元首明确表示,与激进的伊斯兰教徒的较量远远不限于军事冲突:“这是现时代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意识形态斗争。斗争的一方是相信自由和节制的人们,另一方是屠戮平民并肆无忌惮毁灭我们生活方式的极端主义者。从长远看,保护美国人民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提供一种有望替代敌人那可恨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即在动乱地区推行自由。”这些论调得到了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响应,赖斯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期刊2008年8月这一期发表了关于“新美国现实主义”的封面文章,指出:“这场斗争最终不仅仅是武器的较量,也是观念的角逐。基地组织的胜利理论即为:劫持穆斯林社会本土和民族合法的不满情绪,将其从意识形态叙事层面扭曲为一场反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压迫)而进行的永久斗争。”[1]诚然,美国与其倡导的“意愿联盟”也致力于同伊斯兰圣战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伟大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一观念从布什总统2005年1月连任以来一直主导着白宫的官方修辞。
布什总统宣布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战争,并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到21世纪很长一段时间。这有悖于20世纪几位声名显赫的社会思想家提出的著名论点——意识形态政治已随法西斯主义失败而终结。关于意识形态命运的这场争端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爆发,彼时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大亨们不知不觉地卷入所谓“意识形态论争的终结”[2]的旋涡。为这场争端圈定术语的著作带有暗示性标题:《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The End of Ideology: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该书被广泛誉为美国社会思想的里程碑之作,其作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是一位将跻身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之列的学术新秀。
贝尔假定社会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这两种19世纪“宏大”意识形态趋于彻底衰微,认为诸如“历史的必然性”或“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些陈旧的主流概念已经丧失了拉拢现代选民的力量,因为现代选民们目睹了大萧条期间的经济绝望、莫斯科审判的虚伪、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背叛、纳粹集中营的恐怖,以及在破坏性的全球战争中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贝尔认为,大多数西方人已经放弃了对19世纪提出的完美和谐乌托邦式社会愿景的天真信仰——无论这种乌托邦是社会主义者们的无阶级社会,还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者们的商业天堂。新型意识形态已经在非洲和亚洲新独立的国家中出现,然而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幼稚的“解放”政治口号过于偏狭,不足以吸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美国的民众。
贝尔的著作虽然带有怀旧情调,却展示出对一个没有意识形态斗争的世界之美德的无限憧憬。他注意到西方人越来越不倾向于效忠政治极端主义的危险政体,而是更乐于接受一种实用主义的中间路线,这与20世纪50年代现代福利制度国家的阶级调和现象如出一辙。一方面,这种实用主义的中间路线给大部分在20世纪上半叶饱受创伤的人们以梦寐以求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安全;另一方面,这种技术官僚型框架似乎很难为政治激情和英雄理想提供任何出路。
对于贝尔而言,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易受主观情感左右,并带有政治危险性,是个“非全有即全无的事物”,它已经在知识层面丧失活力,并逐渐被建立在折中性、功用性和科学客观性等优点基础上的务实改良主义所取代。人们专注于寻求解决与国家和民族经济相关的大部分技术难题的行政方案,这使得意识形态过时。贝尔对19世纪意识形态所谓的消亡持谨慎欢迎的态度,暗示着20世纪50年代“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推动西方社会朝着更多理性和更少分裂的方向前进[3]。
然而反对贝尔观点的人随即指出,贝尔提出的很多假设缺乏批判性。其一,在暗示“意识形态”因素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必要联系时,他把经验主义问题解决方案的实用模式描绘得过于美好,使得意识形态的消亡看似是试图重塑理性节制的新时代,而理性节制这种自然状态在近一个世纪践行纯属乌托邦式理念的非理性尝试中已消失殆尽。贝尔断言美国处于“去意识形态”大气候中,而有些评论员特别指出,贝尔的断言不过是企图从深层次意识形态上将客观性、折中性和实用性改造为英美文化的优越感特征,他们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是对通体遍布冷战意识形态使命的“自由西方”的一种精致辩护。其二,几位评论家声称,贝尔无意中用技术官僚式的专家指导来替代真正的政治辩论。他们指责道,贝尔为了防止对美国现有不平等现象可能出现的众说纷纭的讨论,而制造了围绕基本规范和价值达成大众共识的神话。其三,冷战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连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识形态政治的突掀狂澜,似乎都证明贝尔的论点大错特错了。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不计其数的抗议越战运动,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如流星般势不可挡的环境保护论,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种一目了然的可能性——西方19世纪激进意识形态中的一些核心规范和价值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长盛不衰。
经过了约30年,东欧剧变不期而然地将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重新提上日程。在1989年一篇惊世之作(后扩展为专著)中,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设想过一个“去意识形态的世界”的出现,但他坚持认为这个新时代不像贝尔早期预测的那样具有融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征。相反,福山断言这个新时代代表着“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公然胜利”。福山贬低20世纪90年代“新世界秩序”中兴起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并预测“西方理念”在全球范围的胜利以及该理念下的消费主义文化播撒到世界各地将被证明是无法阻挡的。受到市场力量的逻辑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强力驱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已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态”[4]而为人所知。
因此,福山关于“去意识形态世界”的愿景与贝尔类似的分析仅部分重合。福山与贝尔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的没落是无可挽回的,但不同意贝尔对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前景惨淡的评估。事实上,福山期待用高科技手段来实现旧式的19世纪自由市场乌托邦。他对“历史终结”之际即将到来的意识形态真空抱有不安,预测到全球化时代大多数社会关系的快速市场化促成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谋划、永无休止的技术难题解决,以及对消费者无止境的需求的满足[5]。
福山在有关该话题的最新文章中捍卫并拓展了其核心观点:意识形态的终结与自由市场全球化相关。他重申这些发展构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并补充说英美规范和价值将主要承担新的“去意识形态世界”的文化塑造之使命。福山肯定地总结道:美国当前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使得“美国化和全球化相伴相随成为必然趋势”[6]。
站在后“9·11”时代的有利位置回首过去,似乎任何对意识形态终结言论都应该从更加严肃的历史视角加以考虑。贝尔的论点言之成理只是因为它迎合了战后从无管制资本主义向福利国家的重大转变。福山的必胜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一种合乎情理的反应,因为它折射出自由市场力量崛起的核心理念。正如弗莱德·多勒米尔(Fred Dallmayr)指出,“西方自由主义和自由化以一种包治百病的意识形态万应灵药的面目呈现,并将其影响传遍全球”[7]。因此,20世纪意识形态终结的构想是依据当时历史条件所作出的一种尝试,旨在普及同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命,并作为历史不再提供替代品的自然终结形式。然而通过这种做法,他们无非在重申19世纪意识形态的绝对真理断言。
本项研究否定“去意识形态世界”这个命题,应该不足为奇。相反,我将提出对立的论断:意识形态不仅和今天的我们休戚相关,而且表现出如同一个世纪之前那样强大的力量。据我观察,21世纪的开局十年,远远不只是将人们陷入一个厌倦意识形态、无历史的世界,而业已成为一个充满冲突的意识形态思想斗争领域。所谓的主角,亦即我称之为“市场全球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遭遇来自两个意识形态挑战者的严重阻抗——正义全球主义和圣战全球主义。市场全球主义寻求对全球化理性意义的掌控,并顺理成章地决定全球化实际社会进程的形式和方向。鉴于市场全球主义与其对立派都试图把各自的意识形态动机烙印在大众头脑里,两派别将持续抵牾。对全球化意义和形态的意识形态争夺战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的政治图景,这在“9·11”事件和随后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然而,在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些论断之前,我将简要探讨一下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分和功能,并阐明它们与市场全球主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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