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是日本著名媒体人花森安治的个人传记。花森安治是个传说式人物——堂堂男子，长相粗犷，却烫着娃娃头；行事独特，爱穿奇装异服，甚至有穿女装的传闻；性情严厉却内心细腻，对待社会问题口诛笔伐、不留情面，却画得一手温馨暖人的插画，文笔触及人心；创办杂志《生活手帖》，坚决不刊登广告，完全靠内容支撑，发行量一度突破100万；将改变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作为毕生的事业，奠定现代日式生活美学精神基调；开创“商品测评”的先河，以近乎疯狂的操作测试商品，不为读者推荐好物，亦不谄媚商家，只为监督商家提高质量，逼迫“日本制造”走向世界一流……
本书作者津野海太郎年轻时曾与花森安治有一面之缘——对于当时的很多人来说，花森安治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翻开现代日本出版史，这样的杂志主编，在花森安治之前不曾出现过，现在也没有，恐怕今后也不会再出现了”。而那一瞬的记忆，让他意识到，花森其实“是和我呼吸着同一个时代空气的、活生生的人”。一次偶然的相遇，埋下了为花森安治作传的伏笔。津野海太郎亲访花森安治女儿、生活手帖社员工和花森安治生前友人，参考大量文献，勾勒出花森安治完整的人生轨迹，尽可能还原花森安治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际遇，揭示一介编辑如何以一本杂志改变日本人战后日常生活的故事。
作者介绍
津野海太郎（Tsuno Kaitaro）津野海太郎，作家与文化评论家。1938年生于福冈，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曾担任晶文社董事长、《季刊：书和计算机》综合总编辑、和光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2013年，《滑稽的巨人——坪内逍遥的梦》获“新田次郎文学奖”；2009年，《杰罗姆·罗宾斯死了》获“艺术选奖文部科学大臣奖”。还著有《不做不想做的事——植草甚一的青春》《别轻看电子书》《直到百岁的读书术》《读书和日本人》等。
部分摘录：
1948年的银座，四处都明显地残留着被空袭烧毁的痕迹，《美好生活手帖》在这里创刊了。以此为契机，“常年积攒在花森安治心里的、可称为编辑欲的东西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我在序里这样写过，却不禁有些担心。“常年”这一说法虽然没有问题，可究竟这个“常年”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具体来说，花森到底是从人生哪个阶段开始认真考虑“我要当编辑”的呢？
花森不是一个热衷于阐述自己的过去和私生活的人。自传这类东西自不必说，就连出自他人之手的传记，像样的也只有前文提到的《花森安治的工作》而已。这本书在他去世十年后的1988年，由曾在朝日新闻文艺部担任记者的酒井宽撰写，首先在报纸上连载，后作为书籍发行（到2011年为止，还可以加上马场诚的小说体传记《花森安治的青春》）。
还有一本是唐泽平吉所写的《花森安治的编辑部》[1]，1997年由晶文社出版，作者曾任《生活手帖》编辑。这是一本回忆录风格的散文，虽是极有魅力的证言，可传记的要素并不多。总之，花森安治其人虽然颇受瞩目，可关于他个人的信息却意外地非常匮乏。围绕他的传说之所以数量众多，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
可是，这样的花森有时也会亲自书写涉及过往的简短文章。幸运的是，1972年6月由《朝日新闻》策划的《我的思索，我的风土》系列中，有他的一篇名为《一支钢笔》的随想，我在其中找到了这样一段内容：
母亲那时三十八岁，我十九岁。
也许是因为我穿校服的样子很少见吧，她把我叫到枕边，一会儿让我面向这边，一会儿让我转到那边，从上到下仔细打量着我，感慨说，真气派啊。我说，这样子太傻了。
母亲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要当报社的记者或编辑。母亲听后，没再说什么。几天后，母亲就去世了。
花森安治1911年10月25日出生在神户市西部（须磨）的平田町一带，那里现在是山阳电铁市营地铁线的板宿站，周边已经变成了繁华的商业街。花森的父亲家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就是贸易商人，母亲从师范学校毕业后直到结婚前都是小学老师，花森是家里的长子，有五个弟弟妹妹。
关于花森的父亲恒三郎，酒井宽在传记里这样描述——“身体孱弱，好像没怎么工作过”。可按照2004年发行的《生活手帖保存版3·花森安治》里刊登的略传《花森安治的履历书》中的说法，恒三郎之所以“没怎么工作过”，似乎并不仅仅是因为身体孱弱。他是一个在通商口岸神户长大的都市人，因此是个喜欢追逐时髦的爱玩之人，自然不是勤勤恳恳继承家业的类型。
“富裕的花森一家在平日里也穿着洋装——这在当时很少见——由父亲带着安治和妹妹，去看宝冢歌剧团的少女歌剧。花森的父亲喜欢赛马，也投资了股票和外汇，后来因为做了别人的连带保证人而失去了财产，就连房子也被卷进火灾烧得精光，一家人一夜之间搬去了大杂院。”（略传《花森安治的履历书》）
当时，花森家已经搬去了靠近市中心的熊内町（现在的中央区，新干线的新神户站附近）。房子被烧毁是在1919年。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从这段记述中可以推断出，在长子安治满八岁，就读于熊内町的云中寻常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家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
在那之后，花森的母亲吉野为了帮助丈夫，经营起了药店和山货店，并夜复一夜地做着和服裁缝的副业，兢兢业业地养育着六个孩子。在刚才引用文字的前一段，花森写道：“最近，我时常会梦见神户。”因为战争的缘故，自己早就舍弃了对祖国的爱。即便如此，“我对自己出生的城市，还残留着依恋。……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都是因为那些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日子所留下的回忆吧”（《一支钢笔》）。
还有一篇短文里写到了同一时期的母亲，我在这里一并做个介绍吧。文章是花森1962年为《朝日新闻》的《一本书》栏目撰写的散文，他所说的“回忆”具体是什么，在读完这一段之后能了解得更为详细。
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即1929年，花森在高中入学考试中落榜。他在那一年往返于大仓山的市立图书馆（现神户市立中央图书馆）与家之间，一边复习备考，一边从图书馆的藏书里拿起什么就读什么。
八年前的1921年，之前一直都是临时设施的图书馆搬迁到了大仓山公园，拥有了一栋主楼和一栋书库，改头换面，成了威严庄重的市立图书馆。藏书量增加的同时，按照日本十进分类法所做的卡片式搜索系统也日渐完善。住在这儿的落榜生少年安治，想必也对图书馆的改头换面感到颇为兴奋吧。可是，和日本当时多数的公立图书馆一样，这里也要收取阅览费，所以少年花森每次去图书馆之前，都会缠着母亲索要三分五分的零钱。
在崭新的阅览室里，花森偶然读到了作家平冢雷鸟的论文集《发自圆窗》（1913年发行，随即被禁）。在那本书里，他读到了雷鸟主办的女性文学刊物《青鞜》的创刊辞，以“天地万物之初，女性本是太阳”作为开头。接下来的文章——就像大家所熟知的——“如今，女性成了月亮，依旁人而生，因映照别处的光而闪耀，是有着病人般苍白面容的月亮”。
花森读是读了，却没有为之感动。不仅没有感动，反而陷入了一种“读了文章之后，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不知该如何整理自己心情”的情绪。等回过神来，他已经从德国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开始，把图书馆里大约二十本关于“女性地位与解放”的书给读遍了。
在随后的1930年，花森离开了自己出生的故乡神户，进入了旧制松江高中。是母亲说服了父亲，说是想用副业攒下来的钱让安治读完大学。母亲患上心脏病，可能也是因为长期的辛劳导致身心俱疲的结果。
那年夏天，母亲去世了。看着母亲死去的面容，不经意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这段文字：“如今，女性成了月亮，依旁人而生……”就像是经文一样。几天后，我在母亲用来装信件和照片的纸箱底，找到了用纸包着的父亲的照片。父亲身旁是一个艺伎模样的女人。
（《一本书》）
花森从儿时起就喜欢画画，也很擅长。酒井的书里有小妹野衣的证言——母亲去世那天，他在枕旁专心地画着母亲死去的面容。原来如此，当时他沉默地挥动着画笔，脑海里吟唱的不是经文，而是雷鸟女士那充满煽动力的文章。
虽然没有找到比这更为深入的记述，但花森在1929年，对母亲确确实实怀有“不知该如何整理”的混乱思绪。而母亲不久之后就将结束短暂一生。
自己并非没有顶撞过任性的父亲，可是自己却说不出什么冠冕堂皇的话，毕竟身为长子。但实际上是依靠着母亲在生活。
我想，年轻的花森很可能怀有这样苦涩的自知之明。自己之所以毫无顾忌地在图书馆一头扎进关于“女性地位与解放”的书里读个不停，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在花森安治女权主义思想的背后，是关于母亲的记忆——作为一家的顶梁柱，竭尽全力支撑着孩子们生活的那个“苍白的”母亲。这么说来，想到后来他在答复大桥镇子的委托时所说的“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了，就让我为你的孝心也出一份力吧”，我好像更能明白他这一决心的含义了。
安治为什么要去松江？ “将来有什么打算”，母亲弥留之际在病床上这样问道。“我要当报社的记者或编辑。”十九岁的儿子昂首挺胸地回答。
也就是说，花森安治在昭和初年，即他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时候，就已经早早考虑要当一名编辑了。可是仅凭这一点我们仍然无法得知——当时，年轻的花森安治对于编辑这一职业怀着什么样的想象。也许是将报社记者和编辑笼统地混为一谈，相当于“我要做一个新闻工作者”吧。
可是，这里出现了“编辑”这个词，应该是有一定原因的。我认为这是因为花森在进入高中后不久，便积极参加了校内杂志和电影放映会的剧情说明等印刷物的编辑工作。但要立刻跳到这一段还为时过早。在此之前，我想先说明一下，他为什么要离开神户，特意前往松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说到“高中”这个词，一般指代私立高中、府立高中，还有商业和工业等职业高中，但首先普遍指代的是全国二十五所国立高中，也就是所谓的旧制高中。其中，从一高（东京）到八高（名古屋）被称为编号高中，再之后建成的比如新潟高中、松山高中、浦和高中等，则被冠之以地名。松江高中是成立的第十七所高中，也是山阴地区[2]最早的一所高中。如果能进入这些学校，几乎可以自动升入当时仅有的九所帝国大学。总之，旧制时代的高中生就是货真价实的未来精英。
花森安治从神户三中（现县立长田高中）毕业后，过了一年落榜生的生活。想象一下，他第一年应该是以神户附近最难攻克的编号高中，比如京都的三高或者金泽的四高等学校为目标，却悲惨地受挫落榜。假如真是这样，为什么他会在第二年把志愿改成了松江高中呢？关于这件事，我没能找到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任何人的证言。正当我为之苦恼的时候，幸运地在曾经与花森同校、比他低一年级的学弟，同时也是关西的诗人、电影评论家杉山平一所著的《我的败走》随感集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述：
“过去旧制高中的入学考试是全国统一考试，可是各校的科目却不尽相同。当时，松江高中从入学科目里拿掉了数学。因此，讨厌数学的坏孩子和斗士们都从全国各地汇聚到了这里。”（《旧制松江高中》）
花森比杉山早一年参加考试。前些日子，我去松江时曾亲耳听闻，当时考生中流传着“相比其他的高中，松江更容易考上”的传言。我推测，花森想必也追随着这一传言，成了从日本各地不请自来的“坏孩子和斗士们”当中的一员吧。
同样的事情，其实在花森初中入学时已经发生过一次。
花森在云中寻常小学时，邂逅了终生的友人田宫虎彦，就是后来写出《落城》《足摺岬》等书的作家。这位田宫升上了县立的神户一中（现县立神户高中），花森却不知怎的选择了三中。为什么不和田宫一起去一中呢？我对这件事略为介怀，后来读了淀川长治的自传，才揭开了谜底。淀川父母在神户西柳原经营艺伎置屋[3]，他在三中比花森高一个年级。淀川长治这样写道：“当时在神户，县立一中最难考，二中也是成绩优秀的学生会去考的学校。而与这两家相比，刚刚建好的三中则稍微好考一些。当时有这样的传言，因此我选择了三中。”（《淀川长治自传》）
各位明白了吧。神户三中也好，松江高中也好，花森每到升学的时候，总是会特意选择“稍微好考一些”的学校作为自己的目标。
花森完全不是埋头苦读型的优等生，可他在刻意坚持下，并没有偏离“读完县立初中后升入旧制高中，最后去帝国大学”这一精英路线。在这一点上，他和同样出生于神户的城市男孩淀川长治就不一样，和比他小两岁的作家足立卷一也不一样——“我在县立中学的入学考试中失败，不得不进入关西学院中学部”（《亲友记》），和与足立同校、比足立大十岁左右的前辈稻垣足穗，以及从神户二中（现县立兵库高中）升上关西学院大学的诗人竹中郁等人也都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