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大学教授佘梓言在作家妻子龙钰文离港赴英一年期间，与妻保持密集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交流。从异国生活、风物掌故，一直到文学评论、哲学思辨，两人无话不谈、相知相惜。但另一方面，佘梓言独身在港，身体却开始发出警讯。与年轻女学生、昔日暧昧对象、神秘研究者的交往过程中，出现各种解释不通的“背叛”情事，使他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作者介绍
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硕士，现专事写作并兼职教学。
曾获第八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首奖及同届短篇小说推荐奖，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第一届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奖新秀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两度），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文学类，第一届、第二届、第八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发展奖年度最佳艺术家奖（文学艺术），第四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三届香港书奖，第一届惠生•施耐庵文学奖，香港书展年度作家，台北书展大奖小说奖等。
部分摘录：
从一开始，我就叫妻子小龙。但她不准我在别人面前这样叫她，怕被误会以小龙女自居。（可能是出于文人的过敏吧。）在人前我叫她钰文。后来结婚，也会说“我太太”，跟熟人一起，说“我老婆”。私底下，她又禁止我叫她“文文”（粤音第四声和第二声），说不出原因，总之就是不喜欢。在开始交往至结婚之前，我们会用纸笔互通书信，我都写“小龙”，下款则自称“小蛇”“大蛇”，或者“大懒蛇”。于是，她也这样称呼我。结婚的时候，我们笑说“佘龙联婚”四个字应该改为“龙蛇混杂”。后来互联网兴起，出现电子邮件，互相发信时，也会随意而行，简单地用个“钰”字、“文”字，和“梓”字、“言”字，以至于更简略的L和S，或者M和Y的代号。也曾经出现过“金玉”和“木辛”这样的拆字。说些无聊事时，甚至会来个“龙妻”和“蛇夫”。至于近年出现手机即时短讯，就不再用上款下款，指名道姓了。不但写信的习惯，连称谓的艺术或情趣，也渐渐失传了。
我们是“校长”介绍认识的。当时校长向艺术发展局申请了一笔资助，搞一个香港作家访谈及评介计划。他找了我负责写评介的部分，而人物专访，则找了写小说的年轻新人龙钰文。那时候我在中文大学中文系念博士班，曾经发表过小说，出过一本短篇集，后来渐入学术的堂奥（或陷阱？），便转而以写评论为主。那年小龙以二十一岁之龄，拿了台湾的一个小说新人奖，在香港报章文化版广为报导，成为一时热话。她当时还在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念三年班。计划的人选，可谓相当称职。
我们相约了在我担任宿舍楼导师的文质堂门口见面。由校长开车，到港大那边接了他口中的“才女作家”，再来中大接我，然后三个人一起到沙田赛马会会所餐厅吃午饭。我因为临时有点事，要离开宿舍到系里跑一趟。当时还没有手机这东西，无法及时通知校长。结果我迟了十五分钟才回到约定地点。校长的车子已经停在宿舍门外。我上前拉开车门，连声道歉，却见车厢里只有驾驶座上的校长一人，不见那位“才女作家”，心里有点意外。原来她跑到宿舍里借洗手间去。
我一钻进车厢后座，关上门，回头便见一个女孩推开宿舍的玻璃大门走出来。她的姿态就像住在里面的宿生一样，但直觉告诉我，她就是我要见的人。过后回想，我甚至会说，是我命中注定要遇上，并且共度一生的人。虽然，明知这种话是后见之明，但是，总好过后见而不明吧。换了后来认识的YH的说法，就是意识的叙述者对自我的延续性和整全性的自圆其说功能。不过，这是后话。
那是一个初春的日子，女孩穿着卡其色牛仔外套，里面是一件白底碎花女装T恤，下身穿一条旧牛仔裤，脚上踏一对凉鞋，和一般的女大学生没有两样，怎样也看不出所谓“才女”的气质。相反，可能因为个子娇小的关系，而显得有点稚气。女孩二话不说，便拉开前面的车门，坐上了司机旁边的座位。我看见她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细长的牛仔布笔袋。说这是“才女作家”的证据，似乎有点牵强吧。
女孩在座上回过头来，因为不便转身，而没有握手，只以挥手作为招呼。校长随即替我们做了介绍，按照他没正没经的性格，难免又来一番“这位是龙钰文小姐，当红的才女作家”“这位是佘梓言博士，著名的才子学者”，诸如此类浮夸的大话。我立即纠正说，我还未拿到博士资格。女孩也一脸惶恐地否认自己是什么“才女”。被委屈的两人面面相觑，同样挂着尴尬的笑容，好像都为对方而感到抱歉似的。这时候我察觉到，女孩脸上化了淡妆。这在那个年头的中大女生之中，比较少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港大女生流行的风尚。（中大女生比较“朴素”，一向是“土气”的委婉说法。）那副鹅蛋形的脸孔，镶嵌在乌黑的及肩直发和额前齐眉的刘海之间，格外可爱。大大的眼睛，小巧的鼻子，微微嘟着的嘴唇，看起来有点像个卡通人物。如此种种，也跟“才女作家”的形象大相径庭。
校长不理我们的抗议，哈哈大笑起来，开动了车子。一路上都是校长在说话，兴致勃勃地谈论他的大计。我和女孩一前一后坐着，有时简短地应答，但不时在倒车镜里望一眼对方，仿佛产生某种默契。
在马会餐厅吃的是自助午餐。别人首先都拿三文鱼和生蚝之类的贵价食物，女孩却捡回来一篮子面包，各式各样的，法国包、全麦包、罂粟子包、丹麦条、牛角包等等，少说也有七八种。校长一看又大笑出来，说她是个面包狂人，应该改名做“小笼包”。她说这里的面包做得特别好，在外面很难吃到，便理直气壮地边涂牛油边大啖起来。一顿饭下来，女孩一共吞吃了十几种不同的面包，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校长这个人，的确是个中学校长，但我和女孩却不是他的学生。他是文学界前辈，和某群体的文人很熟，自己也写小说和散文，但最热心搞文学推广活动。脸上留一把大胡子，不笑的时候挺严肃的，但一说话便露出贪玩的性格，有点像个老小孩。我跟他其实不熟，只是在一些场合见过一两面，所以他找我参与这个计划令我有点意外。
校长出去拿食物的时候，我首次跟女孩独处，不得不聊起来，便问：
你跟校长很熟吗？
没有呀！只是我弟弟在他当校长的中学读书，不久前他又知道我拿了文学奖。
对啊！还未恭喜你呢！
恭喜我？
拿了文学新人奖。听说很难拿的。真厉害！
多谢！
她简短地回答。其实，我还未看过她的那篇得奖作品，所以有点心虚。谈话停了下来，我情急之下，便又说：
不好意思，我刚才迟到了——
正想解释下去，她却笑了出来，说：
那算什么呢？校长来接我的时候，我也迟到了，赶着出来，连妆也未化好。好狼狈！
我自作聪明地说：
哦！原来你去宿舍借洗手间，是补妆。
她神情古怪地点了点头。
但是，你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的是笔袋啊！
她惊慌地掩着脸，说：
哎呀！这样都给你留意到！
我不明所以地望着她。她过了半晌，才悄声说：
我忘了带化妆包，没有眼线笔，所以便——
我注视着她的双眼，特别是眼皮上漂亮的淡淡线条，差点叫了出来：
你用……铅笔？
是黑色原子笔。
不是吧？
她仰着脸，面向着我，眨了眨眼，说：
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说罢，我们便忍不住笑得人仰马翻。校长捧着盘子回来，问我们笑什么，她却严厉地禁止我说出来。
后来每提起这件事，小龙都郑重警告我，绝不能向任何人说。
我们因这件工作而认识，在其后的结集出书过程中，又经常见面，很快便开始正式交往。一年后，我们结婚。那是1997年6月底。我的博士论文口试刚通过，也确定下学年留在系里当初级语文导师。小龙大学毕业才一年，满二十三岁，目标是成为一个专业小说家。大家在金钱和事业上也不具备结婚的条件，但是，我们却这样做了。
对于小龙这么早婚，不少人感到奇怪。她的家人也曾经反对，觉得她年纪还小，用不着这么心急，但是她却一副势在必行的样子。小龙不是那种骄纵任性的女孩，也没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在家里是个性格稳重的大姐，在外给人温文通达的感觉。但是，当她决心要做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人能阻挡的。相信连我也不能。一直以来，我们没有在抉择上产生很大的分歧，也许是因为她没有给我考验，又或者，是我根本就不曾尝试去阻挡她。
世俗的婚姻，由一些指标所组成。我们自然不能免俗。
我由升任高级语文导师，到助理教授，到拿到实职，成为副教授，花了十几年时间，无论是在教学、研究和行政方面，都殚精竭虑，期间并非无风无浪。由最初的租住房子，到向银行借贷，加上大学的房津，供一层自己的物业；从六百平方尺①的小单位，搬到八百平方尺，最后到一千二百平方尺的大单位，又是一番经营和折腾。而我的身形，也由学生时代穿二十八寸腰牛仔裤、重一百二十几磅的后生小子，变成三十六寸腰，一百八十磅的发福中年汉。
倒是妻几乎一点没变。同样专心一致写小说。同样留一把及肩长发。就算是比当初圆润，看上去依然轻盈小巧，精致可人。去到哪里，都会被误认作女学生。而且同样那么地喜欢吃面包。
不过，我和小龙没有生小孩。我们也不觉得，不生小孩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也就不是一段圆满的婚姻。双方的家人也不是没有施加压力，但日子渐久，知道事情不能勉强，便只有无奈地接受下来。我们也没有对此事多加解释：究竟原因是我工作太忙，事业太紧张，还是她身为小说家所需要的自由，诸如此类的。如果，不计那件事的话。
那件事情，的确是没有小孩的直接肇因。但是，不生小孩却不是那件事的理由。多年来，我一直在想，那样的事情，对婚姻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真的不可或缺吗？我当初还是有点疑惑的。但是，到了接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可以肯定地说，它并没有丝毫减损我对妻子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