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哥特文明是一种“失落的文明”。古代哥特部族由北而南，摧枯拉朽，攻陷罗马帝国首都，拉开了西罗马帝国衰落、崩溃的大幕。统治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历代东、西哥特国王，主宰着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世界。一千多年前，哥特王国灰飞烟灭，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哥特人流落四方。之后的若干世纪中，已经销声匿迹的哥特人既被视为暴力野蛮的破坏者，也被视为追求自由的先锋。历史耐人寻味地将真实的哥特人和以他们为基点衍生而来、至今仍在持续塑造着世界多样性的哥特文化遗产交织在一起。然而，真实存在的哥特人与大众想象的哥特之间，存在着由时空、人为制造出的鸿沟。本书穿越数千年时光，重审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反思某些约定俗成的社会常识，考量公众利益与个人自由间的平衡点，在众多以“哥特”为名的社会文化现象间寻找规律与联系。这些努力具有独特而非凡的意义。
作者介绍
（英）戴维·M.格温（David M.Gwynn）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古代和古典晚期历史高级讲师，主讲晚期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史等课程。主要著作有：《罗马共和国：牛津通识读本》《亚历山大的阿塔纳修：神学家、苦行者和教父》《晚期罗马帝国基督教资料集》，主编论文集《A.H.M.琼斯与晚期罗马帝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高级讲师,曹磊,曹磊 文学硕士，历史、文化作家和译者，累计出版译著1000万字以上，喜马拉雅《谦道》节目文稿顾问。代表作《六千零一夜：关于古埃及的知识考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入选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部分摘录：
公元378年亚德里亚堡战役的胜利，为哥特人在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区赢得了宝贵的立足之地。获得立足之地以后，他们的长期计划是进一步寻找安全保障。
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的这批哥特人，并非单一族群，而是若干个被共同的威胁、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经历以及共同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凝聚起来的小族群。当他们试图在巴尔干重建家园时，哥特人发现，自己就像一只楔子，钉在罗马帝国东西两个部分的中间。与此同时，北方的某个地方，那些将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驱离家园的匈人，仍旧虎视眈眈。就是在如此极端危险的背景下，名叫亚拉里克的酋长，成为哥特人的新首领。就在这位酋长登上宝座的同时，哥特人向着西边的意大利又一次开始迁徙。
经历了与罗马帝国西部政权一次又一次失败的谈判，公元410年8月24日，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城。随后几个世纪当中，“攻陷罗马城”成了哥特蛮族的代名词。这次行动也为后来罗马帝国的崩溃、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埋下了伏笔。对亚拉里克大帝本人来说，攻陷罗马城的功绩既让他成为一段传奇，也让他为子民寻找一片永久定居地的梦想彻底沦为空想。
作为亚德里亚堡战役的直接后果，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轻松地横扫了整个巴尔干半岛。他们最终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君士坦丁堡。然而这座城市的城墙却挡住了哥特人的攻势，令他们铩羽而归。马塞林的《功业录》写到这里就结束了。
罗马人对这次惨败的反应，毫无悬念地慢了半拍。虽然东部军队遭到重创，连皇帝都阵亡了，此时罗马帝国西部的军队在格拉提安的统率下，却依然齐装满员。公元379年1月，格拉提安任命狄奥多西一世[1]（公元379—395年在位）接替了瓦伦斯。这两位皇帝齐心协力，想要阻挡住哥特人的攻势。
哥特人的军队虽然难以战胜，但那些随军迁徙的普通男性、女人和儿童却在遭受食物短缺的威胁。这样的局面迫使他们四处流浪，内心同时也乐于向罗马帝国妥协。
公元382年10月，双方签订条约。哥特人被允许留在巴尔干半岛的指定区域内生活，可以自行推选本族的领导人。作为回报，他们将为罗马帝国服兵役。相比此前归附罗马帝国的其他日耳曼蛮族，这样的条件给予了哥特人极大的独立性。
公元383年1月，罗马帝国的雄辩家忒弥修斯[2]在君士坦丁堡向狄奥多西一世报告说，他已经竭尽全力，为罗马帝国争取最大的利益：
既然哥特人无法被完全驱逐出去，我们就不应该再动这方面的心思。这样的做法，是基于理性和博爱的选择。与其两败俱伤，还不如互利共赢。有人认为由此带来的损失无足轻重，有人认为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解决掉哥特人。鉴于过去的经验，这样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或者可以说丝毫不存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纯粹就是空想而已。正如我此前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样的空想，超出了我们的实际能力。
我们究竟是让田野里躺满了尸体好呢，还是站满了劳作的农夫好呢？究竟是让田野里全是坟头好呢，还是全是活人好呢？
《演讲稿》（Oration）
忒弥修斯关于哥特人无法被轻易打败的认识，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历史上少有的妥协之举，作为补偿，他同时强调帝国可以从这些新定居者身上得到相应的好处。从哥特人的角度来说，公元382年签订的和平协议，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也让他们获得了进一步与罗马帝国繁荣文化相互交流的机会。古罗马帝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其他工艺令哥特社会从中受益。两个民族间不断增加的交往频度，也让他们的后人得以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
如此之类的好处，也伴随着相应的代价。巴尔干半岛的土地相对贫瘠，地形多山，可以用于耕种的土地非常有限。况且这片土地临近多瑙河，意味着他们随时可能遭到来自河对岸，包括匈人在内的各种潜在敌人的进攻。除此之外，他们还要为那些反复无常的罗马将领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兵源。
公元383年，格拉提安皇帝在高卢被人谋杀，狄奥多西一世从君士坦丁堡先后两次起兵，挥师西进，讨伐篡位的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3]和欧根尼乌斯[4]。每次军事行动，他都要征调哥特士兵参战。公元394年9月，在具有决定性的冷河战役[5]中，哥特人被放在最前方打冲锋，伤亡惨重。
公元5世纪早期的罗马历史学家奥罗修斯[6]略带夸张地估计，哥特人的损失应该在1万人左右。对于哥特人的损失，奥罗修斯的评价可能代表了同时期多数罗马人的态度：
舍弃这些哥特人对罗马而言，微不足道，只要他们的死能为我们带来胜利。
从亚德里亚堡战役到冷河战役这个时间段，哥特人内部既面临着因争夺领导权而引发的危机，同时还面临着因身份认同而引发的危机。就像之前已经谈到的那样，实际的情况与约达尼斯在《哥特史》中的记载正好相反，早期哥特人当中并不存在后来所谓的“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的政治族群划分。
不仅如此，在向多瑙河流域逃亡的混乱过程中，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间的界限，也已经变得非常模糊。面对匈人的大兵压境，两任格鲁森尼哥特人酋长先后死在了战场上。瑟文吉人为了投奔罗马帝国，干脆抛弃了他们的阿萨纳里克酋长。这位指挥亚德里亚堡战役的哥特领袖，早在公元382年哥特人和罗马人签订和平协议以前，便已经淡出了历史，再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此时哥特人旧有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打乱，任何新的领导人都无法确立长期、稳固的权力地位。这种权力真空让哥特人在面对罗马人的压力时，更容易被各个击破。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这样的情况也为那些有野心、希望向上爬的人提供了机会。亚拉里克大帝就是这样一位双手紧紧抓住了机会的幸运儿。
对于亚拉里克大帝的早年经历，我们所知甚少。按照比他晚出生一个半世纪的约达尼斯的说法，亚拉里克大帝是比哈尔（Balthi）家族的一员。他们家族凭借家传的忠勇精神，获得了“Baltha”的姓氏。这个姓氏的意思是“勇敢的”。（《哥特史》）虽说约达尼斯言之凿凿，目前却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这个家族早年在哥特人群体当中，拥有过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更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在瑟文吉哥特人或格鲁森尼哥特人的群体中，担任过首领。所谓的比哈尔王朝传奇，只是在亚拉里克大帝登上高位以后，为了与他的地位相匹配，才被人为编造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比哈尔王朝，它的出现，只是亚拉里克大帝个人魅力和权力带来的结果。
公元394年，亚拉里克大帝参加了冷河战役，可能还是位指挥官，具体级别不得而知。那场战役中，亚拉里克大帝目睹了他的同族为罗马帝国利益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公元395年1月，狄奥多西一世去世，身在巴尔干半岛的哥特人趁势发动起义。此时亚拉里克大帝的身份是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共同的酋长。
对罗马人和哥特人而言，公元395年是个特别重要的年份。狄奥多西一世是最后一位统治过完整的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位皇帝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阿卡狄乌斯（Acradius，公元395—408年在位）和霍诺里乌斯（Honorius，公元395—423年在位）正式分家，将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块，各自为政。
类似这样的“分家”在罗马帝国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上，其实是一种常见现象，当时没人能意识到，这次“分家”会演变为永久的分裂。年长的阿卡狄乌斯身在君士坦丁堡，统治着罗马帝国的东部，年幼的霍诺里乌斯则留在意大利，控制着帝国的西部。他们登基时都很年轻，缺乏亡父拥有过的那种权威。
帝国分裂以后，巴尔干半岛，连同生活在那里的哥特人恰好被夹在了中间。双方都希望哥特人能为自己所用，与此同时，亚拉里克大帝也希望利用东西罗马间的矛盾，从中渔利。公元390年代晚期，他率军横扫整个希腊，同时威胁君士坦丁堡。通过这样的胜利，亚拉里克大帝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改善了麾下追随者的生存处境。公元401年，他第一次率领哥特大军攻入意大利。
后世学者通常将公元401—402年，哥特人对意大利发动的这次进攻，视为日耳曼蛮族入侵并灭亡西罗马帝国的开端。然而，亚拉里克大帝领导的此次军事行动却是以失败开始的。
当时，哥特人沿着亚得里亚海岸边的天然通道，从巴尔干半岛侵入了意大利北部，随后在波伦提亚[7]遭到了斯提利科[8]率领的罗马军队的阻击。斯提利科是位拥有半罗马、半汪达尔人血统的将领，他实际掌握着西罗马帝国的军权，相当于高居霍诺里乌斯皇帝之上的摄政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