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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心理学实证研究社会思维-电子书下载

人文社科 1个月前 (07-14) 50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哲人们不断向我们揭示人是社会性动物。但这种哲学式的指引无助于缓解我们纷繁复杂的现实困惑,在这种情况下,实证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恰好可以弥补这种不足,为我们刻画出社会性动物的细节。
戴维·迈尔斯和琼·特韦奇的Exploring Social Psychology 以“社会思维”“社会影响”和“社会关系”为主题,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近百年来社会心理科学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该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大部头教科书的编写方法,将每个有趣的话题组织成10 000 字左右的篇幅,以符合人们长时注意的习惯时长,获得阅读的“完成感”。为了更加方便读者携带和阅读,我们在保留模块化编写优点的同时,在新版的改编中将500多页的原书按上述三个主题拆分为三个小本。
本书《我是谁:心理学实证研究社会思维》,便来自Exploring Social Psychology 的第一编“社会心理学导论”和第二编“社会思维”,探讨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涉及自我概念、自尊、自我控制、自我服务偏差、社会信念和判断、态度与行为的相互影响等内容。 全篇逻辑严谨、用语清晰、言必有据,与市面上处理这些主题的常见写作手法形成鲜明对比;它或许不能解决您的所有困惑,但不论您是心理学的本科生、研究生、专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读者,本书都能为您带来惊喜。

作者介绍

戴维•迈尔斯 1942年生,美国密歇根霍普学院(Hope College)心理学教授,是知名的心理学家。迈尔斯著述颇丰,已出版17部著作,包括经典畅销教科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纲要》等。迈尔斯在30多种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包括《科学》《美国科学家》《美国心理学家》和《心理科学》等。他还致力于把心理学知识介绍给普通读者,在近50种科学杂志上撰写专栏,包括《今日教育》和《科学美国人》等。由于迈尔斯在研究和写作上的突出贡献,他曾获得众多奖项,包括美国心理学协会的“高尔顿•奥尔波特”奖、美国脑和行为联合会的“杰出科学家”奖、美国人格及社会心理学分会的杰出服务奖以及2011年美国科学院的总统奖,等等。

部分摘录:
社会心理学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它一直就在你的身边。数百年来,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对社会行为进行观察和评论。每天,人们都在观察、解释和影响他人的行为。因此,本书陈述的许多结论人们都曾碰到过,对我们来说不足为奇。那么社会心理学仅仅是规范和形式化大多数人已然知晓的事实吗?
作家卡仑·墨菲[1]持这样的观点:“社会科学家日复一日地深入探索这个世界,他们也日复一日地发现,人们的行为其实与你所料的相差无几。”半个多世纪以前,社会学家对二战中美国士兵的研究也遭到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爵士[2]类似的嘲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3]回顾了这些研究,提供了一份解释性评论样例:
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兵比受教育低的士兵更不容易适应(比起那些有街头智慧的人,知识分子更不适应打仗带来的焦虑); 南方士兵比北方士兵更能适应炎热的南部海岛气候(南方人更适应炎热的气候); 白人低级士兵比黑人低级士兵更渴望晋升(多年的压迫会对成就动机造成影响); 南方的黑人士兵更喜欢来自南方的白人军官而非来自北方的白人军官(因为南方军官与黑人打交道更有经验,也更有技巧)。 当你阅读以上结论时,你是否觉得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如果是这样,那么拉扎斯菲尔德接下来的话可能会惊到你:“这些陈述中的每一条都与实际发现的情况截然相反。”事实上,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士兵适应能力更差,南方人并不比北方人更能适应热带气候,黑人士兵更热衷于晋升,等等。“如果我们一开始给出的是真实的研究结论(正如施莱辛格猜想的那样),读者也会认为这些事实‘显而易见’。”
常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知道事实之后才会想起它。事后看来,事件比事前更“显而易见”,也更容易预测。有实验表明,当得知实验结果时,人们便突然觉得实验结果并不那么令人惊讶,惊讶程度要比那些只知道实验程序和可能结果的人少得多[4]。在对调整事前预期这一倾向进行了800多次研究之后,“后见之明”偏差已然成为心理学中证据最为充分的现象之一[5]。
同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直到事情发生后才觉得它会发生。然后,我们就突然洞察了使事情得以发生的种种力量,并且不觉得惊讶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能记错自己先前的观点[6]。我们对未来可预见性的判断可能出现错误,这种错误与对过去的错误记忆共同导致了后见之明偏差(hindsight bias,也被称为“我早就知道了”现象)。
047-01 在后见之明看来,事物都是可以预见且显而易见的。
因此,在大选或股市震荡发生之后,大多数评论员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是该整顿市场的时候了。”就像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生活总是向前,但要理解生活,则必须向后。”
如果后见之明偏差如此普遍的话,你可能现在就感到自己早已知道这个现象。的确,绝大多数心理学实验所得出的可信结论看起来都像常识——当然,这都是在你知道结果之后。
你可以尝试自己证明一下这个现象。找一组人,告诉其中一半人某个心理学发现,告诉另一半人相反的结果。例如,告诉其中一半人: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择友还是坠入爱河,那些性格与我们不同的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老话儿说得好:“异性相吸。”
告知另一半人: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择友还是坠入爱河,那些性格与我们相似的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老话儿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先让人们解释这个结论,然后问他们是否对此感到“惊讶”。无论他们被告知的是哪种结论,我们发现他们都能很好地解释自己的那个结论,并且都说“不感到惊讶”。
事实上,几乎任何结论都可以用我们积累的谚语来解释。假如社会心理学家报告分离加深爱意,甲便回答道:“你就靠这个混饭吃?谁都知道‘小别胜新婚’。”如果结果表明分离会减少吸引力,乙便回答道:“我外婆都可以告诉你‘眼不见,心不念’。”
当卡尔·泰根[7]让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学生来评价一些真实的谚语及其相反的说法时,他一定乐了好一阵子。当看到谚语“恐惧比爱强大”时,大多数人认为此言不虚;但对于其反面“爱比恐惧强大”,学生们也做出了同样的评价。类似地,人们对真正的谚语“堕落的人不能帮助另一个堕落的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对其反面“堕落的人能够帮助另一个堕落的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我们最欣赏的两句评价很高的谚语是:“智者造箴言,愚者重复之”(真正的谚语),以及“愚者造箴言,智者重复之”(杜撰的相反说法)。
后见之明偏差给许多心理系学生带来了麻烦。有些时候,结果的确出人意料。例如,比起银牌获得者,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对自己的成绩更为满意。更多的时候,你在教科书上读到的实验结论,它们看上去很容易,甚至显而易见;不久之后,当你在考试中做这些多项选择题时,面对多个看上去颇为可信的答案,任务难度就会超出你的想象。备受打击的学生不免抱怨:“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还以为自己都明白了。”
“我早就知道了”现象可能还会带来不幸的后果。它可能令我们妄自尊大,高估自己的智慧。不仅如此,由于结果看起来似乎具有可预见性,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因那些事后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错误决策而责备决策者,却不因那些同样“显而易见”的正确决策而去褒奖决策者。
从“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开始回溯,指向灾难迫近的种种信号看起来似乎非常明显。一份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列出了这些被人忽视或误解的线索[8]:美国中央情报局知道基地组织的特工已经潜入了境内;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情报人员呈给总部的一份备忘录是以这样的警告开头的:“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本·拉登可能将学生送往美国的私营航空院校受训。”联邦调查局忽视了这份准确的预警,也未能把它和其他一些预见恐怖分子可能会使用飞机作为武器的报告联系在一起;总统在度假期间收到一份名为“本·拉登决定在美国境内发动袭击”的每日简报。“这些该死的笨蛋!”一听就知道这是后见之明式的批评,“他们怎么就没把所有这些线索联系起来?”
然而,在事后看来清晰明了的事情,事前却没有那么清晰可辨。情报机构里充斥着大量的“噪声”——在支离破碎的有用信息周围,无用信息堆积如山。因此,分析家们不得不就应追踪哪些线索做出选择,而且只有当一条线索得到继续追踪后,才有机会使之与其他相关线索联系起来。在“9·11”之前的六年中,联邦调查局的反恐机构绝不可能追踪所有未经调查的68 000条线索。在后见之明看来,那些极少的有用信息,现在看来竟是如此明显。
我们不仅会责备他人,也会为自己所犯的“愚蠢错误”——没能更好地与人相处,或是没能更好地应对事情——自责不已。回头看看,我们就知道当初到底应该怎么做了。“我早就该想到期末的时候会有多忙,早就该开始写论文了。”“我早就该意识到他不值得信任。”但有时候我们对自己过分苛刻了。我们忘记了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在当时并非那么明显。
当内科医生得知病人的症状,且通过解剖得知死因时,有时会颇为不解怎么会做出如此错误的诊断;而其他那些只得知症状并未见到解剖结果的内科医生,通常并不觉得这个诊断错得多么离谱[9]。倘若迫使陪审团从先见而非后见的角度出发,那么他们在审理被告人玩忽职守时,是否可以慢一点、审慎地作出判定?
那么,我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常识通常是错的吗?有时的确如此。有时常识是对的,或者说正反两面都有道理,比如幸福来自得知真相,抑或来自沉迷幻想?来自与人共处,抑或来自离群索居?观点之多如大海之浩瀚,无论我们发现了什么,总有人对此有所预见。马克·吐温曾经开玩笑说,《圣经》中的亚当是唯一在口吐金言、而后还能确信自己是第一个说这话的人。但是,众多争论中的哪一个最符合真实情况呢?科学研究,可能只有科学研究,能够说清楚在何种情况下常识式老话儿是有效的。
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常识可能是错误的,而在于常识在事后看来通常是正确的。因此,我们便免不了误以为,我们所知道的比我们实际知道的要多。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科学的理由——科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区分真实与幻象,区分真正的预测与简单的后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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