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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电子书下载

小说文学 4周前 (07-14) 52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从芝加哥到纽约、巴黎、马德里、托斯卡纳……从经历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少年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散文精选首次出版,讲述自己奇妙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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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散文精选,见证二十世纪美国的繁荣与衰落
★ 收录索尔•贝娄最知名的散文,同时精选他的游记、书评、影评、访谈、演讲和回忆录等五十七篇文章,写作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
★ 菲利普•罗斯、角谷美智子盛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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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贝娄书信集》的编选者本杰明•泰勒编选,既收录了贝娄最知名的散文,又精选了他的游记、书评、影评、访谈、演讲和回忆录等五十七篇文章,写作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我们可以读到一个作家的创作轨迹——这是一位见证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作家,他记录了战后美国人经历的精神危机。如何从现代社会突围成功,贝娄以他敏锐的观察和思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者介绍

索尔•贝娄
Saul Bellow,1915-2005
美国犹太裔作家。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在蒙特利尔度过童年。1924年,举家迁至美国芝加哥。1933年,贝娄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入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赴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自1938年以来,当过编辑和记者,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上短期服过役外,他长期在芝加哥等几所大学执教。
索尔•贝娄是唯一一位凭借《奥吉•马奇历险记》《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1975年,凭借小说《洪堡的礼物》获得普利策奖;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部分摘录:
西班牙来信 在西班牙,早于人群、街道和风景,最先吸引你注意力的是国民警卫队。他们戴着看起来僵硬、闪光的圆帽,后面的帽檐是平的,看上去有磨损痕迹,足够真实,但是和每个警卫队员臂弯里的冲锋枪不同,它们缺乏一种“真实的”真实感。其次就是袖上纹有红鹰、背后悬着来复枪的灰制服的警察。甚至是公园里的保安,一个全身瑞士猎人装扮的老人,带着一根被弄湿的羽毛,穿着无袖皮外套,还有破破烂烂的裹腿,用肩带背着一把来复枪。然后就是秘密警察了。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种秘密警察,但是你能看到很多。在伊伦[17]—马德里的特快火车上,一个摇摇晃晃走进车厢、衣领翻开、让我们看到他肩上的蓝色、金色和红磁漆的徽章的警察开始检查我们的护照。他很安静平和,毫无组织性,当他在笔记上记下几个护照号码、弄皱纸页时会发出轻轻的叹息,好像不知道接下来拿自己的权威如何是好。他低声说了声“再见”,然后就离开了。火车吃力地驶向桑坦德[18]的花园豪宅,木质车厢壁震颤不已。座椅修长而华贵,每块头垫都缀有蕾丝边;在我们穿越海湾时,某个座位上坐着的一个西班牙人,引导大家交谈起来,并非随便而是故意阻止我看向布满炭色灰痕的银色海面上的船只。他向我们做了一番关于桑坦德的现代化的演讲,并且鼓励我们问些和西班牙生活、西班牙历史、地理、工业或者性格有关的问题。没有人向他提问,他皱皱窄窄的额头,像一个让你保持静止的摄影师那样向前伸出手掌,开始说起水力发电能量,他谈论起那些涡轮机、电线、发射台和这个那个的细节来非常精确。我们是美国人,所以会对机械有关的话题感兴趣。我告诉他,自己并非工程师。尽管如此,他还是完成了自己的演讲,坐下来,似乎是在等待我挑起一个我自己更感兴趣的话题。他是一个小个子的男人,有某种神经质的好动本能,肤色黝黑,一双忧郁的眼睛总在打量,富有攻击性。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华达呢西服,上面沾满尘土,皮鞋只有一半的鞋孔系了鞋带。火车已经开始攀升,进入愈加浓厚的暗夜;田野就铺展在我们下方那遥远的陡峭的绿色峡谷里。“你是来度假的吗?”他问道,“你会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然后他开始一一细数: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普拉多博物馆、阿尔罕布拉宫、塞维利亚、加的斯,还有银碗[19]——这些他全部都看过、去过,在那些地方战斗过。“在西班牙?”我问道。当然,是在西班牙,还曾作为蓝色军团[20]的成员在苏联和波兰与红军战斗过。本质上,他是一个军人,来自一个军人家庭。他父亲是一个高级军官,一个空军的上校。他把手掌朝我张开,向我展示掌心的一块白色伤疤——那是他参加阿尔瓦赛特战争[21]的纪念物。就在那时,一个又瘦又高的年轻的警卫队员,被太阳晒得黝黑,试图拉开那扇很难打开的门。他忽然从位子上站起来,抓住门把手,快速地对那个警卫队员小声说了什么,然后飞快地将门关上。车厢里某个肯定不是西班牙人的人用西班牙语说道:“这儿还有位子。”车厢里的空间足够再容纳两个人,但这个上校的儿子镇定自若,跨过一条条大腿回到自己的座位,继续交谈——这次,只是和我一个人亲密的交谈;有一会儿,他的脸上还残留着之前用来打发掉那个警卫队员的某种表情——他被激起的权力感。是的,他是警察,每周三次往返于伊伦和马德里之间。他喜欢这份工作。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旅客,他不介意这些颠簸和噪声——彼时,伴随着有节奏的拍手和跺脚,从隔壁车厢传来阵阵歌声;当他准备好的时候,他就结束了那一切。他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他的生活方式,但他期待得到一份闲职——他觉得他自己完全有这个资格。幸运的是,他可以靠写作提高收入。他创作小说,眼下他正忙着用诗歌体创作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当他开始谈论自己崇拜的诗人,并开始忧郁而崇敬地引用那些诗句,他的眼神变得灼热,透着智慧。我心想,这种欲望也许是恰当的,既然这么多欧洲作家雄心勃勃想成为警察,那警察也应该渴望成为作家。
与此同时,天色暗了下来,火车拖着微弱的灯光在树林和岩石中间穿行,偶尔会停靠在一些灯光像车厢里的灯光一样黯淡的站台。人们在薄雾中等待,走道上逐渐挤满了人。但没有人执着地尝试进入车厢,每个人都被上校的儿子赶跑了。我们这些美国人归他掌管,他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舒适的夜晚,有足够的伸脚和睡觉的空间。但是不知怎么的,可能是人数的压力,原先空旷的地方也挤满了人,他可能察觉到我们对此举的不赞成,不再尝试驱逐新的占领者。他仍然和先前一样热切。当我撕开先前在昂代买的一条面包,他很惊恐地看到我竟然吃这么劣质的面包。我一定要吃一片他的薄玉米饼。他拽下自己的旅行袋,打开锁,将袋口大大敞开。他的玉米饼装在一个圆形的锡盒里,下面垫着《青蜂侠》《郊狼》还有其他的一些廉价杂志。他切下厚厚的一块发灰的玉米饼。我尽可能多地吃了一些,为无法吃光致歉,然后走到走廊上。大多数人都是往来于一些当地的站台,一群“普通人”,面露悲苦、衣衫褴褛、憔悴不堪,带着忧郁不见底的眼睛和黑色鼻孔,或在两墙之间憩息,或倚着窗边的黄铜杆;他们紧紧裹着披肩,或是戴着让他们的头显得更大、让他们褐色长脸更加怪异的贝雷帽;忧郁,但似乎在抵抗着这种无聊单调,就好像目前已经做好屈服的准备,但也仅仅到此为止——一种“西班牙式”尊严。
隔壁车厢的旅客骚动更大了,现在上校的儿子出去了一下,制服了他们。我们回到各自的座位。很快他就开启了一个新话题。我对他的话题厌倦了,也懒得逗他,就拒绝回应,最后他终于沉默了。人们拉起遮光窗帘,有人把灯关了,我们试着入睡。
到了早上,通道空空的,已经被打扫干净了。上校的儿子说:“我们很快会经过埃斯科里亚尔,就是国王的陵墓。”我对他冷若坚冰。火车像一阵烟似的驶下坡,薄薄的牧场自山脊两侧延展开来,看起来就像遭遇了干旱,焦枯、寸草不生,只有一些低矮的残株。我们冲向马德里郊区、冲向那些庭院。到了月台,上校的儿子落在我后面,在煤烟滚滚的拱廊和车站前厅该死的骚乱中,他追着我不放,因我的步速而懊悔紧张。大概他必须要知道我在马德里的住处,好完成自己的报告。从酒店大巴上,我看到他挤在一堆搬运工、出租车司机和兜售酒店和膳宿公寓人中间的那张旁观者的棕色脸庞,他正看着行李被人提到顶上,双眼发红,回避着我的目光,盯着别人的工作。成功了!
一个彻头彻尾的警察。在每间旅馆,你都要填写警局的文件,你也必须在警局注册你的护照。为了获得一张火车票,你必须进行申报、表明你此次旅行的目的,另外,你必须拥有一张三联执照——一张安全通行证才能旅行。在打响对拿破仑军队的第一枪的地方隔壁,安保人员的宽脸和那些装着栅栏和深色玻璃的窗户一起,俯视着太阳门广场。警察也负责发放收音机执照。警察会在一家外省的公寓里检查你的行李箱。而曼萨纳雷斯附近的一个住在断崖挖出的洞穴里的女人也会很快告诉你:“我们住在这里是经过警察允许的。”你听说到处的监狱都满员了。在市中心的西贝雷斯广场为探监者提供班车服务,送他们去马德里监狱。在托莱多附近的一辆有轨电车上,我看到两名犯人——一个老人、还有一个十八岁左右的青年——正被送往监狱。他们戴着手铐,由两名必定带着机关枪的警卫队员看守着。那个男孩一头浓密黑发一直延到脑后,过早出现的黑黑的眼袋,一副任人摆布的模样,对苦大仇深的生活似乎完全无动于衷。从他的口袋里往外伸出一截面包。那个老人独臂,满身污秽,伤痕累累,两只脚从麻绳鞋底的帆布鞋里伸出来。他几乎谢顶了,稀疏的灰发下面露出一条已经愈合的伤痕。我看着他,他朝我微微耸耸肩,像投降的姿态,却不敢开口讲话。但当我在马德里屠宰场下车,周围是那些在内战中被摧毁的建筑,他大胆地抬起了他的那只手,在手铐所能允许的活动范围内尽可能地挥了挥手。
这些人可能只是普通的罪犯,不是赤色分子——每个月都有几百个赤色分子被抓捕,无尽的审判在埃纳雷斯堡上演。政治犯从人满为患的监狱被释放后,只能获得有条件的自由,他们会向你展示那些卡片,他们要在上面盖一个通用的官方印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工作许可,只能自生自灭地睡在街上,帮人擦鞋或者开开出租车门,或者是兜售彩票,还有乞讨。
在马德里市中心,你偶尔注意到上头布满枪眼的建筑,但整体来说在那些看起来还过得去的街区,内战的遗迹几乎已经无处可寻。大街两边的那些商店几乎像美国那样奢华,傍晚那些坐在银行、教堂和政府部门楼下的小咖啡馆里低头看着宽阔街道的人,也和纽约、华盛顿的酒吧里的人并无二致。所有高级的电影院都在上演着好莱坞电影,还有,此地对美国的好东西的渴望——别克车、尼龙袜、派克51钢笔和香烟——和世界上所有的首都一样强烈,和绝大多数国家的首都一样,这里没有美元流通,所以黑市非常兴旺——警察也不会介入。那些小摊贩会逐桌兜售钢笔和香烟——其中一些东西,尤其是钢笔,一看就是冒牌货;七星香烟包装得很精致,上面蓝色印花也很完美,烟卷里塞满粪便和秸秆碎末。一个男孩有一枚巨大的金戒指可出售,他用一种过度神秘兮兮的方式,让你飞速看上一眼他手掌里拢着的戒指,紧张兮兮,贼头贼脑。那是一只又沉又丑的方戒,你会怀疑到底谁会买下它。他低声说:“这是偷来的。”然后开价两百比塞塔[22],一百比塞塔,五十比塞塔,然后他会对你做出一副伤心、厌倦的表情,走向下一桌去碰运气。女人挥动手上的彩票,乞讨个不停。有的人会带着眼盲或伤残的婴儿,展示他们或受重伤或萎缩的双腿。其中一个带着一种训练过的痕迹,把孩子转过来,向我展示那张脸上的疮疤和那双化脓的眼睛。我住的那间膳宿公寓的女房东胡安妮塔告诉我,这些孩子都是按天租借给这些专业乞丐的。都是生意,她轻蔑地说。
膳宿公寓餐厅里的对话主要是关于电影明星,“司令”的妻子对詹姆斯·斯图尔特和克拉克·盖博同样钟情。桑切斯姐妹出生在香港,同样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们倾心的对象是有英国范儿的布莱恩·埃亨和赫伯特·马歇尔。即使“司令”本人也有中意的影星,他也会带着沙哑、紧张又粗糙的嗓音加入女士们喋喋不休的交谈。“司令”非常瘦削,行为得体,几乎一刻不得闲,神情阴鸷,一脸麻子,薄薄的头发梳成背头,眼睛乌黑。他和“夫人”都不吃我们每天吃的面包。每天都有人给他们送来黑市出售的白面包,到中午的时候他就把面包像轻便手杖一样夹在腋下。每次他们进门,都会伴随一阵骚乱,她踩着细碎又急促的步子,挥着自己的扇子,他则对我们所有人视而不见,仅仅是微微颔首。即使在最炎热的天气,他的束腰外衣的扣子也是一丝不苟地扣到喉咙。我穿着T恤和拖鞋来餐厅吃饭,对他而言是一种冒犯。他阴郁地坐下,享用自己的午餐,挥舞“夫人”的扇子让汤冷下来。他的“西班牙式尊严”带着那种恼人的傲慢和嫌恶,非常可憎。
膳食公寓里住着一个要人,一个海军的将军,他从来不在餐厅进食,他经常会在下午穿着短裤缓慢踱步穿过窗帘被放下、光线黯淡的房间。胡安妮塔可以不用敲门进入他的房间,他们中间明显有私情。桑切斯姐妹略带尴尬地告诉我,“将军”欠胡安妮塔一个大人情,内战的时候她曾经帮忙藏匿并照顾他患病的儿子,抑或是他的侄子,他发誓要报答她。共和国[23]对将军并不公允,他在海军学校拿着低薪教书。而“司令”在摩洛哥为佛朗哥效力,现在是一所军事院校的校长。他以纪律严明著称,那对姐妹非常自豪地提醒我,她们自己则是在女修道院接受教育的。
其余的住客都是中产阶级,那些人的人脉一定极其通达,才能负担得起像这家膳宿公寓这么好的酒店,他们都是“走后门”或者行政部门裙带关系上位的(enchufe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插头[24])。一份普通的公职——一个人政治上也必须像一只献祭的羔羊那样纯洁无瑕才能获得一份公职——对应的薪水一般是每月五六百比塞塔,差不多两百美元,而他们渴求的东西价格又和美国国内的差不多(在很多情况下价格更高,黑市上的一磅咖啡要两点五美元),一个人需要“靠关系”才能获得安逸的生活。如果通过家族影响力,或通过在教会系统或者海军身居高位的朋友的影响,他在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赶场似的轮流签到、签退。有时,他会被要求做一些工作,而他也会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但做起来能有多轻率就有多轻率。这部分属于国家的传统。所有的西班牙政权都用同样的方式让有教养的阶层保护忠诚。“现代”政府项目会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最近,一个基于贝弗里奇曲线[25]建模的社会保险计划被宣布实施,威廉先生自己也受邀担任顾问。但这些项目的真实目的是扩大“关系网络”,因为按照这个保险计划,那些患病或者失业的雇员每天能获得的实际好处不超过三比塞塔,几乎还不够买一条面包。佛朗哥和墨索里尼一样有强国的野心,但是西班牙太贫穷了;为了在位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以至于他没有能力来实现这些野心。那些被称作“新部委”的新建筑群,按照计划应该会壮观地耸立在卡斯蒂利亚大道的尽头,如今还未完工,四周还立着脚手架,显然已遭荒废。
对那些没有“后门”的中产阶级而言,生活的艰难是可怕的。一个人必须有一套西装,一件要花上两百比塞塔的衬衫,还有一根领带。挤在一群穿帆布鞋的人中间是不可想象的。关键要有一个女仆。并且,一个妻子应该穿着得体,孩子们应该吃穿不愁、能接受教育。一个人必须紧紧黏附着自己的阶级,堕落到更低等的阶级是无法衡量的——这种不幸是一个古老的事实,很牢固,无法追忆,人人都能理解。一种新型的不幸——也就是让一个人寒酸的西服看上去还算体面,抑或每个月能有多余的钱可以去电影院,以便在人们讨论《圣女之歌》那样的电影时能够礼貌地插得进话;又或者,和那些掉队者筋疲力竭地追逐合意的东西——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身上体现的尘世天国的形象——却算不上真正的不幸。真正的不幸是你在合租公寓,或者在人民居住的废墟、土窑和洞穴里看到的东西,那些在腐化的瓦雷卡斯区或者卡斯蒂利亚区如蝼蚁一般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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