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20世纪初，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发、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伊斯坦布尔成为各色人等聚集的地方，这些人包括试图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各帝国的间谍，白俄难民，非裔亚美尼亚艺人，希腊移民女歌手，列夫•托洛茨基，海明威，当然还有凯末尔。而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与佩拉宫——这座伊斯坦布尔闻名遐迩的大酒店有关联。查尔斯•金通过描述这些或有名或无名的人物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命运起伏，向读者展示了伊斯坦布尔在20世纪的历史变迁，讲述了这座名城所经历的现代化革新的实验。
作者介绍
查尔斯•金，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活跃的全球事务媒体评论员。
部分摘录：
雷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君士坦丁堡的未来》（The Future of Constantinople ），1917年我第一次看见佩拉宫差不多是二十年前。在那个年代，你必须有相当具体的理由才能走进伊斯坦布尔的这片区域，比如，台灯需要换新的电线，或者你要拜会某个变性的娼妓。这家古老的酒店方正敦实，通体都是绿色的大理石贴面，尽管世纪华彩消退大半，但与周围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旧的多层建筑相比，仍然十分显眼。走进佩拉宫的东方酒吧，我没遇见什么客人，红色的丝绒座椅大多空着，我停下来，点了一杯鸡尾酒和一碗不太新鲜的烤鹰嘴豆（leblebi ），酒保似乎感到很意外。
世事难料。1892年，佩拉宫刚刚开业，服务的客人都是乘坐东方快车抵达奥斯曼帝国的名流显贵，几十年后，这家酒店却成了异乡人最平常的落脚之地。佩拉宫的电梯有着铸铁框架、木质轿厢，是（继埃菲尔铁塔之后）在欧洲安装的第二部电梯，像鸟笼一般在酒店的大理石阶梯中间上下穿行；餐厅完全是巴洛克风格，休息室就在隔壁，顶部是高耸的玻璃天篷，室内镶嵌着人造大理石，装点着金丝银线细工精制的纱屏。这栋雄伟的建筑坐落在伊斯坦布尔最时尚的佩拉区。19世纪，佩拉大街早已声名远播，沿着这条街道漫步，你会经过许多世界强国的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与合法妓院就位于佩拉宫附近的同一条街巷，英国人、俄国人和德国人款待政府官员常去的鎏金的餐馆和昏暗的俱乐部也距离酒店不远。
佩拉宫如同西方在东方耳边最后的低语，是全球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建成的最雄伟的西式酒店。佩拉宫当初和伊斯坦布尔一样，都是向往苏丹、闺房和托钵僧的欧洲旅人踏进东方世界时停靠的第一个港湾，只是经过二十余载的风雨洗礼，这家酒店早已不复往昔。
国内革命推翻了苏丹长期的封建统治，拉开了十多年政局变迁和暴力冲突的帷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军事战败，外国占领紧随而至。1923年，土耳其人发起了意义深远的政治自立运动，翻开了现代历史的新篇章，他们决意挣脱土耳其民族的过去，放弃以伊斯兰教为主、多宗教并存的奥斯曼帝国，建立世俗化、同质化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的新领导人把首都向东迁移二百英里，迁到多风的丘陵城市安卡拉，挥别了故都陈腐的记忆。
年轻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见证了土耳其新时代的开始。1922年深秋，他登载于《多伦多每日星报》（Toronto Daily Star ）的文章这样写道：“我在电影里看见的伊斯坦布尔纯洁闪亮，难以琢磨。”海明威乘坐火车从巴尔干半岛出发，沿途经过砖红的拜占庭岸墙，绕过水中嬉闹的孩童，驶入小清真寺和矮木屋密集的地区，积满灰尘的穹顶和饱经海风侵蚀的墙板几乎触手可及。他看见乡间赶路的农夫穿着鲜艳的衣衫，蹒跚地跟在全身污泥、刚毛直立的水牛之后；他看见使馆门外的移民披裹着露水打湿的大衣，排着长队默默等待；他看见退役军官身着磨损的制服，昂首阔步地走在街上；他还透过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救援船上的难民家庭，由于空间所限他们只能蜷缩在紧靠轮船围栏的方寸之地，旁边就是喷吐蒸汽的高温管道。海明威发现，白色掩盖了一切肮脏，人们心如死灰，就像爱人被推进手术室那般绝望。
面纱与闺房、费兹帽与大礼服逐渐消失，苏丹和哈里发制度——象征伊斯兰教神旨的特定体制——不久也寿终正寝。土耳其不再沿用麦加历法，改为巴黎和纽约的计时方式。部长和将军们陆续迁往安卡拉，外国大使馆也跟着搬走了。伊斯坦布尔人去楼空，顾影自怜。土耳其知识分子形容，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都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呼愁（hüzün ），摇摇欲坠的城墙岸壁、落没将倾的华厦宅邸、风蚀雨浸的滨海别墅无一不流露出这股心似掏空的愁思。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土耳其人的彷徨无措却也隐含着一些意料之外的机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土耳其人学会了用逃避（keyif ）来消解内心的呼愁，他们用歌唱掩饰泪水，用欢笑回应恐惧，另一个不同面貌的伊斯坦布尔渐渐苏醒。牛车、电车和汽车在同一条道路上通行，民族分子集会的地方也能看到密谋世界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工的身影。小巷深处传出的新音乐既有油滑大胆的交响爵士，又有双目失明的亚美尼亚琴手拨弄琉特琴的断续弦音，还有黎凡特黑社会的悲伤情歌。你可以到俄裔美籍黑人经营的马克西姆俱乐部（Maxim club）喝杯小酒，也可以去花园酒吧（Garden Bar）随着棕榈滩七人组（Palm Beach Seven）演奏的乐曲成宿跳舞。
宣礼塔和托钵僧依然存在，可伊斯坦布尔变成了新式的伊斯兰城市。这个城市就像一座小岛，不仅能接纳流浪汉，还向奋斗者张开怀抱。它曾经是繁盛一时的帝国古都，如今却梦想成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城池。它既想保留穆斯林传统，又要实现现代化。岁月无情，人世流转，如果你看过佩拉大街的冬日残阳，遇见过街头巷尾的乞丐骗子，那么你就会憧憬另一个不同的国家，向往另一种不同的生活，这正是我们凭意志、顺形势想要改变的现实。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人想象的伊斯兰世界一直是对伊斯坦布尔的描摹：黄金时代的恢宏大气，盛世繁华的转瞬即逝，独裁统治和宗教极端主义之间莫名其妙的糟糕取舍。两次世界大战间期，伊斯坦布尔出人意料地欣然接受了西方理念，这个地理上连通欧亚的城市即将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试验田，坚定不移地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自我革新。
在这一再造过程中，奥斯曼帝国的故都同时反映出西方模式最好和最坏的两面：乐观又偏执；一边呼唤人权，一边专横行事；既想要逃避过去，又希望抹杀过去。游客抱怨伊斯坦布尔似乎不复从前，他们的潜台词其实是，伊斯坦布尔看起来越来越像他们自己。“我们这些文明的西方人，”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游历土耳其时写道：“同情甚至轻视时下的非西方社会，这些社会笼罩在某些强权的阴影之下，似乎被剥夺了阳光，丧失了活力……然而，如果我们凑近细瞧就会发现，这一大团似是而非的阴影正面……竟是我们的嘴脸。”
游览伊斯坦布尔的欧洲人对西方文明的黑暗面心照不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品尝过自身文明的苦果。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欧洲和近东的帝国全部覆灭，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西方人有时反而成了贫穷的移民，东方人则成了勉为其难的东道主。一波又一波的欧洲人以往日无法想象的身份来到伊斯坦布尔，他们踏上这片土地，不再是征服者，也不再是启蒙先驱，而是无家可归、穷困潦倒、绝望透顶的流民。他们游荡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被轰下佩拉宫的门阶：他们中有酒醉的水手、破产的生意人，有典当传家宝和旧皮草的前朝贵胄，也有被欧洲政府撵走的少数族群，还有内战、宫斗、世界革命的残兵败将。
我在伊斯兰国家爵士乐时代的史料海洋中巡航，邂逅了一位不可思议的旅伴，我想没有人比他更加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发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发行的一系列限量版土耳其影集，第一次记住塞拉哈廷·吉兹（Selahattin Giz）这个名字。吉兹是一位摄影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他日常所见的一切，大多数是模糊的、运动的细节。我查找了土耳其银行存放的他的档案资料，发现了一本标签为“卡扎”（Kaza ）的大影集，其中有许多可怖撼人的相片：汽车的残骸，倒地的行人，杜乃尔隧道的地下缆绳突然断裂后的满目疮痍，马车倾斜着通过车站前方的下坡路等。大都是街头小报争相刊载的题材；除此之外，还有野猫、影子、小情色等一些慵懒的个人摄影体验。
翻看吉兹的影集时我恍然大悟，这部摄影作品所折射出的生活正是我想要了解的那个销声匿迹的世界。我还发现，吉兹的个人生活也是深具伊斯坦布尔特色的流亡与复兴故事的真实写照。
1914年，吉兹出生于萨洛尼卡（现在的塞萨洛尼基）的一个穆斯林家庭。他的家乡最初是希腊城邦，居民主要是塞法迪姆犹太人，在他出生前两年，也就是1912年，被划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后来，巴尔干战争结束，这场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区域性预演的战争又把萨洛尼卡送回希腊的怀抱，新政府极力想抹掉多元文化在城市生活中留下的痕迹，他们拆除了宣礼塔，把清真寺改建为教堂，将穆斯林的房屋和企业都转到了基督徒名下。
吉兹一家跟随其余几十万穆斯林一同离开了欧洲东南部的故乡，定居在伊斯坦布尔的贝拉贝伊区（Beylerbeyi）。这片紧靠博斯普鲁斯的亚洲区聚居着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重现了吉兹家曾经熟悉的多元化生活模式。不过塞拉哈廷生活和事业的重心都在海峡的另一边，他常常在佩拉区流连忘返，混迹于电影院、街头艺人和卡巴莱歌舞厅之间。20世纪20年代末，塞拉哈廷还是著名的加拉塔萨拉伊公立中学（Galatasaray Lycée）的学生，叔叔在他的割礼（sünnet ）当日，送了他一台相机，自此塞拉哈廷全身心地投入摄影，整日带着他的蔡司依康四处游走。凭借优秀的镜头语言，他最终走进了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日报《共和报》（Cumhuriyet ）的暗室。1933年，他正式加入报社，四十多年来，一直是报社最出色的摄影记者。1994年，塞拉哈廷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岁。
翻看吉兹的相片——以及影集中收录的其他佚名摄影师的作品——就仿佛参加一场城市巡游，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观光客，几乎没人能够想象伊斯坦布尔拥有这样的昨日时光。这些相片弥足珍贵，留住了许多难以复制的历史时刻，俄罗斯歌舞团的金发女演员嬉皮笑脸地挥舞双臂，苏丹后宫的太监齐聚一堂，穆斯林群众宰杀公羊祭祀有轨电车，消防员戴着奇异的防毒面具参加防空演习，女学生听闻开国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逝世的消息悲痛欲绝，跳绳的成年女子露出孩童般灿烂的笑容，骑车的姑娘在骄阳下飞扬的黑发和衣裙，还有某个朋9友在冬日的伊斯坦布尔抓拍的吉兹——他面带微笑，软呢帽的边沿积满雪花。如果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那么有时它也是有益的冲击：促使我们回想过去的生存方式，祈祷方式和饮食习惯大相径庭的族群——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教士和俗人，难民和本地人口——比邻而居，每个人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重新开始。
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是全球化的都市，城市空间无限延展，容纳了一千三百多万人，比希腊、奥地利和瑞典的人口还要稠密。确切地说，这个城市的人口密度超过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古老的渔村变成了时髦的郊区，昔日的近郊变成了城市中心，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玻璃幕墙甚至比新建的清真寺和购物中心还高。即使在穆斯林的圣日，阿拉伯语宣礼的呼喊也压不住咖啡馆里传出的土耳其流行音乐。午后，你可以观赏希腊东正教的牧首宝座，参观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总部和土耳其首席拉比的办公室，也可以去陵寝祭拜穆罕默德的亲密伙伴。对伊斯坦布尔的居民来说，无论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土耳其人，还是库尔德人、阿拉维人、亚美尼亚人或者切尔克斯人，他们现在都十分笃定，这座城市就是他们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