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运用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案例，解释说明并论证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世纪末之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代表美国商业利益对外国进行干涉，以保护美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利益的兴衰史。
关于“陷阱”
一、为什么叫帝国陷阱？
一旦美国某届政府承诺代表美国投资商出面予以干涉，以保护其在海外的财产等权益，那么未来的政府要想避免此类干涉就更加困难。如果某位总统令人信服地承诺动用美国的强大势力保护在外国的美国财产权益，那么，这个国家可预见到的投资风险就会降低，更多的资本就会大量涌入。未来的政府可以拒不履行含蓄的承诺，但是这样一来必须带来政治成本，政治成本越大，投资商拥有的财富所面临的风险就越高。简言之，代表海外投资商进行的成功干涉，将引致更大的海外投资；而这些更大的海外投资一旦受到危险，又会制造成更大干涉压力。结果就是一个“帝国陷阱”，而落入这个陷阱，美国政府就会发现，他们很难抵抗保护美国海外财产利益的强大压力。
二、资本操作陷阱的方式
20世纪的美国投资商，在压制国内反对派和战略利益方面普遍获得成功。他们所运用的特定政治战略随时时间的推移也已发生变化。20世纪初期，海外投资商绝大部分都是动用个人的政治关系以影响政策。随着帝国陷阱这一模式开始实施，个人政治关系变得更容易。20世纪30年代，投资商开始运用更为复杂的战略，将保护他们的利益与政府当时高度重视的其他利益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投资商们鼓动公众和国会舆论，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这些公司试图将国家利益，如反对共产主义，与他们的财产权益捆绑在一起，争辩说，保护他们的收入来源，对否认敌对国家诸如此类的收入来源发挥了有益的影响作用。美国各类公众认为，没收他们同胞的财产，就是针对美国的攻击和损害。其他公众担心，一个国家对美国财产的没收得到允许，其他国家可能会随之效仿，如此这样，在某个时刻，所受到的经济损失有可能高达一定程度，足以影响到公众他们自己的利益。诸如此类的担心并不一定是现实，它们只需要被人们相信。干涉成本往往都是分摊，范围覆盖全社会，借助了所有这些战略，海外投资商正是从这一事实中受益。
三、帝国陷阱经历的三个阶段
美国非正式的帝国，在整个20世纪没有因总统的更迭而不断地移动，反而出现了两次明显的兴起与衰落。20世纪初期，当政治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必须保护其国家的海外利益时，第一个“帝国”出现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更多地使用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当大萧条摧毁了维系该帝国的政治联盟时，这个非正式的帝国就此寿终正寝。第二轮经济利益驱动的干涉行动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80年代。第二个“帝国”的地域范围更加广阔，受到富于挑战的反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且几乎不可能圈入直接的军事干涉；但是，第二个帝国（与第一个类似）也使得投资商操纵了美国政治系统，且常常相当成功，或者保护他们的投资，或者确保他们的损失获得赔偿。第二个帝国并没有彻底地终结，而是被司法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所取代，私人投资者发现，司法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定与发展，与求得华盛顿的支持一样极具吸引力。这也是帝国陷阱的第三个阶段。”
作者介绍
诺埃尔·毛雷尔（Noel Maurer），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和国际商务副教授。他于1997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1998年至2004年，他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大学的经济学系担任助理教授。这期间毛雷尔还在非政府组织工作，该组织致力于帮助恰帕斯州（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的农村小社区找到新的商机。2002-2003年间短暂地出任联邦政府全职雇员后，他于2005年开始在哈佛商学院担任助理教授。2015年，他加入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有能源、政治经济学、经济史、拉丁美洲，以及私人行为者如何在独裁政府或政治动荡下捍卫自己的财产权。著有The Empire Trap（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译本《帝国陷阱：美国政府如何保护海外商业利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9年出版），The Power and the Mone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Rights（剑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产权的政治学：墨西哥的制度转型》，中信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Mexico since 1980（剑桥大学出版社），The Big Ditch: How America Took, Built, Ran, and Ultimately Gave Away the Panama Canal（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部分摘录：
陷阱周期 帝国陷阱并非是一个必然发生或一成不变的过程。投资商们也不是总能随心所欲。投资商对财产权益强大保护（以及他们为达目的所运用的战略）的期望，与美国的政治体制、选民优先权和干涉手法的相互影响作用，形成了扩张和退出周期。注意，这些周期只涉及美国实力保护美国财产——它们不是因为民主扩张，或对苏联的遏制，或防止种族灭绝，或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是美国展现和动用实力的其他任何原因。
本书第二章“避免陷阱”，审视民主党的帝国扩张反对派们如何阻止在菲律宾和被占领的古巴出现帝国陷阱。麦金利政府因诸多战略上的原因接收了菲律宾，但是，反帝国主义者们利用他们在参议院的阻挠权力限制美国在这个岛上的投资，有意地防止国内利益集团支持将该岛保留作为美国的领土这种倾向的出现。针对古巴类似的法律也获得通过，只要是美国占领政府仍当权。正因为这一结果，支持永久保留该群岛的“菲律宾游说”从未出现过。
第三章“设置陷阱”，详细叙述了加勒比海周边地区一个非正规的美国帝国的发展历程。不可能依赖国会支持投资商在殖民地区的利益，当这一点变得非常清楚的时候，正规的帝国主义根本就不予讨论，但是，美国的财产权益因极不负责任的外国政府和政局动荡的综合原因而继续受到威胁。在来自热带地区企业的直接投资商和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的债权人的压力之下，西奥多·罗斯福利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不稳定，宣布了干涉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一旦出现“长期的错误行为，或者因无能为力而导致文明社会格局普遍松散”，美国就会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这一章介绍了市场对罗斯福的宣言是如何反应，包括美国的反对声音。然而，该章还表明，当美国投资者们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如1900年委内瑞拉的情况，卡斯特罗总统精心制定了一个战略，使美国一部分投资商的利益与美国其他一些投资商的利益竞争、冲突——美国政府不会采取行动。
美国可以劝诱和威胁外国政府尽力保护美国财产。但是，此举证明在解决许多问题方面无能为力，而正是这些问题导致外国政府的政治动荡、违约和没收美国财产。第四章“脱离陷阱”，详细叙述财政破产管理初期的失败。甚至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在1912年又回到了内战状态。事实上，多米尼加政府于1916年彻底垮台，迫使美国的全面占领要重新一点一点地恢复秩序。反帝国主义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终结了管理正在加剧的美国非正规的帝国。
1920年之后的共和党政府，继续坚持干涉政策，即使沃伦·哈丁总统在1920年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公开反对干涉政策。第五章“香蕉共和主义”，介绍哈丁总统如何试图使美国从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利比里亚的干涉和接管中脱身，但却最终失败。卡尔文·柯立芝在沃伦·哈丁1923年去世后继任，然而柯立芝的政府也同样处于矛盾状态中。柯立芝也未能抗拒要求政府代表美国投资商出面干涉的压力。到1927年，柯立芝公开宣称，“就自尊自重的政府而言，应具有明确的、必须履行的职责，担负保护他们的公民和财产权益的责任，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
大萧条让美国政府做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沃伦·哈丁总统不能做到的事情：大萧条允许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撤回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帝国承诺。第六章“偶然逃离”，介绍大萧条如何通过停止债权人与直接投资商之间的合作，促使第一个美国帝国终结。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通常都能够设法支付债务，同时又能够收到足够的财政收入以维持政府正常运作。然而在大萧条的情况下，这些政府面临非常痛苦的窘境：他们能够以紧缩政策的代价，保持继续支付他们的外国债务，而紧缩政策动摇了政治稳定；或者，他们可以强行没收高额税收，而这样一来就会直接侵害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或者，他们可以违约拖欠债务。债权人希望这些国家的政府尽一切可能获得足够的税收，以继续支付他们的债务。直接投资拥有者们不同意：税收和紧缩政策侵蚀了他们的利润，降低了他们投资的价值。最终，这些措施具备了引起动荡的潜在可能性，而这恰恰威胁到他们投资的生存。在债券持有者与直接投资商之间的这场争斗中，直接投资商赢了：大萧条对金融家在国内的影响作用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1931年，拉丁美洲国家掀起了一波违约大浪潮，当时控制玻利维亚政府财政的美国人同意认可了违约——玻利维亚政府事实上为此已积极地奋力争取长达一年。类似的情况在整个拉丁美洲的其他财政受保护国也发生了。但是在古巴，格拉多·马查多总统（Gerardo Machado）拒绝违约，甚至在经济彻底垮掉的时候。与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 escu）截然不同，马查多更愿意提高税收充公，而又停止支付政府官员们工资。结果简直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奇闻，罗斯福政府精心策划推翻了一位古巴总统，因为他拒绝拖欠自己欠美国投资商的债务。
然而，帝国陷阱所潜含逻辑仍继续保持不变。参与者却有所不同。债券持有者不再举足轻重，因为，大萧条摧毁了主权债务市场。（主权债务市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银团贷款出现才真正复苏。）直接投资现在占据了首要地位，而且政策制定都围绕着劝阻外国政府的没收，或者随之而来的争取足够赔偿。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主政之下，美国开始向外国提供援助（以补贴和货款的形式），并且制定、实施了也许是当代第一个针对古巴总统的秘密行动。这两个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得到了充分的完善，见证了完整的政府部门的创建，这些部门专门致力于政府官员调动以及秘密操纵外国政府事务。不仅如此，复杂的贸易控制规定的制定，使针对其他国家出口实施有目标的行动成为可能；举例来说，1948年之后，美国政府借助准许或拒绝蔗糖配额的策略，试图影响拉丁美洲某些国家政府。这些新的工具降低了干涉行动的政治成本——使美国政府更容易再次落入帝国陷阱。第七章“再次落入陷阱”，介绍再次落入帝国陷阱是如何发生的：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墨西哥的干涉行动开始，到艾森豪威尔在危地马拉和遥远的伊朗所进行的干涉行动。
第八章“帝国陷阱与冷战”，介绍这个帝国陷阱在与苏联竞赛的环境背景下继续主导着美国的政策。冷战对帝国陷阱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作用。一方面，冷战造成干涉行为的战略成本增大。美国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如果没有成功，就会将该国推进苏联的阵营。（举例来说，美国政府中许多人相信，正是因为美国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民族主义的反应和抵制，才将他推进了苏联的怀抱，这一点确凿无疑。）另一方面，冷战期间非同寻常的对抗，也增加了国内对外国民族主义默许的成本。私人利益集团立即意识到，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使他们操纵情报机构，影响公众与国会舆论变得更加轻而易举。肯尼迪政府试图对第三世界的没收行为不予理会，只要求国会授权对所涉事件的国家强制实施多项毁灭性的制裁。尼克松政府制裁秘鲁，而且冒着极大的战略风险，对与美国紧密结盟的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家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卡特政府对埃塞俄比亚发起严厉制裁，尽管此前曾受到警告，认为制裁的结果有可能导致目标国家加入苏联阵营——事实上，该国确实加入了苏联阵营。
然而，这个新的世界，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来说，无论是挑战与失败，它对美国的投资商来说总体上是相当有利。第九章介绍美国如何通过施加压力，为自然资源领域的绝大部分投资商争得合理的补偿。当然，冷战时期的帝国和大萧条之前的帝国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不同：冷战时期的第二个帝国，从根本上放弃了直接更改被干涉国家的国内法律法规的企图。美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资助项目，美国顾问在诸如南越（越南共和国）等国家无处不在，但是，一旦掌控政权被迫从德国、奥地利、日本和韩国撤出，也就不再存在“财政破产管理”或占领——除了在多米尼加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和格林纳达仅有的数天。即使美国在一些国家的确发挥了更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与美国的财产权益保护无关，而与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关系更大。
然而，在这些表象之下，主导、控制“投资者-政府”合作互动的板块正在漂移。第十章“意图脱离？”，详细叙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时期，法律和政治上一系列略微的创新改革开始允许私人投资商向国际法庭起诉外国政府，然后利用美国和欧洲的法庭强制执行判决。1945年之前，绝对主权豁免的法律原则认定，任何国家对另一国家法庭的行为都不负有任何责任。【这一原则也导致极具讽刺意义事件。1938年，墨西哥政府没收了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资产。而当墨西哥人将一些没收的油轮停泊在美国亚拉巴马州莫比尔港口时，亚拉巴马州的一个法庭判决竟然阻止美国的“墨西哥之鹰石油公司”（Mexican Eagle Oil Company）收回其公司被没收的油轮。】1945年之后，经多次改革逐步取消了主权豁免。首先，国有公司的兴起促使发生了诸多变化：如果法国航空公司凭借着其所有权而享受绝对豁免，它又如何在意大利经营？其后，努力使投资争端非政治化的诸多改革兴起：首先，赋予私人投资商权力，无需向本国政府“争得”支持他们诉求，而直接将外国政府告到仲裁机构。这些变化绝对不仅仅是装装门面而已。这些变化表明，一旦发生出口型资产被没收，投资商们可以要求赔偿，并对其判决的法定诉讼程序享有主动权；之后，如果外国政府违背赔偿判决，就利用其他国家的法庭强制封锁和阻止被没收的资产进行生产。
这些发展在当时并没有被看作是戏剧性的重大改变。就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投资商而言，旧的制裁体制依然发挥着作用。此外，苏联早已作好准备为加入其联盟的国家提供备选市场，因而削弱了新体制的作用与功效。但是，新的制度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一场革命：新的制度使美国行政部门不再代表投资商，因而降低了政治成本。配之以政治风险预防措施的制定，这些新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产权的性质。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管理者们面对外国投资争端时，除了默认当地政府的要求或向美国政府求救以外，还有第三个选择：他们可以向国际法庭提起诉讼——经常是这种情况；如果他们赢得官司，他们就可以收回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