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诺贝尔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得主作品。《真情》尽管是一部中篇小数，读完以后，给人的印象却像是一所占地虽然不大，建造得却颇有丘壑的宅子，人物不多，情节却不简单。
《真情》以个人回忆的方式讲述了犹太人哈里·特雷尔曼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恋，从侧面反映了美国犹太人的身份焦虑，展示了文化殖民下犹太人的生存处境。
《真情》是贝娄在八十二岁高龄、大病一场之后，于一九九七年出人意料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相比以往的作品，这部小说在思想上更为深邃，渗透着对人的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涉及了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多个主要的思想主题——物质主义、资本主义、存在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
作者介绍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在蒙特利尔度过童年。一九二四年，举家迁至美国芝加哥。一九三三年，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入西北大学，于一九三七年毕业，并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赴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长期在大学执教。
出版于一九五三年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使贝娄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其后，他陆续出版《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院长的十二月》（1982）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从侧面揭示了美国当代“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此外，贝娄还出版过诸多中短篇小说集、剧本，以及游记。
部分摘录：
要看出人们认为他们在做点儿什么，这是相当容易的；凭常识判断出他们实际上在忙点儿什么，这也并不难。诡计、欺骗、个人的敲诈勒索、识别出罪犯狡猾转变的真假，通常保存着的这全套手段，几乎也不值得去细细查看。自从我上次对《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和它曾经新颖的幕后情况颇感兴趣以来，好多年已经过去了。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就会使你重返那个调皮捣乱的本我[3]，这一点并不需要再加以证明。我同意弗洛伊德[4]是世界上有过的最具有独创性的人之一，但是他的学说体系对于我，就和培利[5]的表一样，毫无用处——这是对全人类打的一个比喻，开头先上好发条，接着就滴答滴答地走上亿万年。只要有一件事可以料想，有人（就这一事例而言，是一位十八世纪的美国牧师），肯定就会去设想。
为人所知，从来不是我的一种特殊欲望。我还觉得，一个敏锐的观察人，不难看透我这个人。遇到有人问起时，我总说我住在芝加哥，已经退休了，不过我从不乐意细说我的职业。倒不是有多少事情要隐瞒。可是我身上有点儿什么暗示，是有什么要隐瞒。我的外貌像一个中国人。朝鲜战争后，我奉派到一所特殊学校里去读汉语。也许，我的费解的技艺，通过一个秘密启发的过程，使我脸上有了一种东亚人的神情。小学里的孩子们从来不管我叫“中国佬”——他们本会这么叫我的，因为我属于一个含糊不明的类别，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个孤儿。不过这也会使人产生误会。我的父母全都活着。我被送进了一所孤儿院，因为我母亲关节有毛病，这使她从一家疗养院住到另一家，主要是在国外。我父亲是一个单纯朴实的木匠。住院的费用全都是我母亲娘家人付的，因为我的舅舅们都是发达的香肠制造商，负担得起她在巴特瑙海姆[6]或是阿肯色州的霍特斯普林斯[7]的医疗费用。
我在学校内被认为是孤儿院来的一个孩子。我也没有机会说明我的特殊情况；这种情况中的所有独特之处全都渗入了我面貌的结构里——一个圆脑袋，头发蓄得像孤儿院所容许的那么长，一双圆鼓鼓的黑眼睛，一张大嘴，加上一个相当厚实的嘴唇。就暗藏着的傅满楚[8]式的容貌而言，是一些绝妙的器官。
一个人返回自我的道路，就是从精神放逐中归来，因为这正是一篇个人历史所相当的——放逐。我不容自己过分利用我的中国式嘴唇。我似乎作出了决定，认为忙于自己的形象，调整它，修订它，篡改它，全是浪费时间。
在回顾我所作的选择的日子里，我相信自己会——只是会——实现转入另一种文明。中国人在中国绝不会注意我，而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模模糊糊地显得像中国人，并不足以防止被人发现……我的意思大概是说暴露出来。
但是我在远东只待了五年，其中最后两年是在缅甸度过的。我在那儿作了一些重要的商业联系，发现自己沉浸在另一种文明中时，我多少有一种天赋，善于把商业交易组合起来。通过这次缅甸之行（它有一个危地马拉分号），他们为我提供了一笔终身收入；我回到了芝加哥，因为我感情的根在这儿。
我放弃了当一个中国人。当然，有些西方人士宁愿当东方人。过去有特雷弗—罗珀[9]那么出色地描绘的那位著名的北京英国隐士；还有孙中山雇用了当他保镖的那个蒙特利尔[10]恶棍双枪科恩[11]，他似乎始终就不想再回到加拿大去。
很快就会看到，我有充分的理由要重新在芝加哥定居下来。我本可以上别的地方去——上巴尔的摩或波士顿[12]——不过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多少只是表面经过掩饰的同一情况。在芝加哥，我有些尚未结束的感情事务。在波士顿或巴尔的摩，我仍旧会天天经常想到同一个女人——想到我会对她说点儿什么，她会怎样回答我。“恋爱对象”，如同精神病学中管她们这样叫着，并不是时常碰上或容易摆脱的。“距离”实际上是一种形式。思想其实并不在意它。
我回到芝加哥，在范布伦街上开设了一爿铺子。我训练了我的伙计替我经营，于是我可以自由自在地使我的生活里充满了更为有趣的活动。使我自己有点儿惊讶的是，我成了一伙古怪的人里的一员。在一个像芝加哥那样的地方，主要的威胁就是空虚——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互不相通，一种嗅起来像漂白剂的精神臭氧。从前，芝加哥有轨电车上总散发出这样一股气味。臭氧是由上层空气里的氧和紫外线化合而形成的。
我找出了一些方法保护自己，不受到这种阈限的威胁（被吸进外层空间去的这一威胁）。说来奇怪，我开始作为一个知道不少东方情况的人而应邀出去。至少，女主人们相信我知道不少，我倒并不认为是如此。一个人实在用不着多说话。
我在林肯公园[13]边沿的一套公寓里安顿下来。不久，我碰上了一件意义重大的幸运事情。在一次晚餐会上，我遇见了老西格蒙德·艾德勒茨基和艾德勒茨基夫人。艾德勒茨基是一个到处被人立即认出来的姓氏，就像查尔斯王子[14]或唐纳德·特朗普，或是早些日子的伊朗国王或巴兹尔·扎哈罗夫[15]那样。不错，是艾德勒茨基，那位老先生本人，那位创业的巨子，在他的创办下，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那个无与伦比的豪华大酒店综合体建造起来了——好多大洲亚热带海滩上许许多多壮观的建筑物之一。如今，老艾德勒茨基已经把他的帝国交给了他的儿子和孙子。如果他仍旧在经营那些大酒店、航空公司、矿山、电子学实验室等，那么他决不会操心跟我这样的人交往的。
使我们会面的那次晚餐会，是弗朗西丝·杰利科举办的。有一个姓杰利科的在日德兰战役[16]（1916）中指挥英国的大舰队。这个家族有一支到了美国（美国的姓杰利科的这么说），变得很阔绰。弗朗西丝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还获得了一批珍藏的绘画，包括一幅博斯[17]的作品，一幅波堤切利[18]的和几幅戈雅[19]的肖像画，以及好几幅我喜欢的那种毕加索[20]作品——多重的鼻子和眼睛。我非常钦佩（尊重）弗朗西丝。她丈夫和她两个孩子的父亲弗里茨·鲁尔克竟然和她离婚了，但她依然很爱他，而且并不是抽象地。那天晚上，他也在那儿，喝醉了酒，闹闹嚷嚷。关于那个人的最惹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的前妻为了维护他而显示出的那种爱情的品质或标准。她是一位肥胖的女人，从来就不俏丽。那天晚上，在她的高级住宅的餐厅里，她脸上火红，下嘴唇耷拉下去，离开了牙齿。鲁尔克不一会儿就喝醉了，他很快就变得控制不住，砸了好几只酒杯。她站到了那个控制不住的前夫的椅子后面，默默地说了一番话，表示绝望、好斗而又忠诚。唔，在我眼里，她可是一宗丰富的人类资产。这倒不是指她信托储蓄账户中的那几百万美元，而是指她身上的品质——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品质。
老艾德勒茨基坐在我那一桌上，这一切他也全看在眼里。我的猜想是，没有几件这种性质的事，曾经当着一个如此阔绰的人的面发生过。就他而言，晚餐时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一件类似于重返早期移民日子里的事情。我想象，做一个亿万富翁就像居住在一种受管制的环境里。他是一个矮小的人，由于活到高龄，个头儿也萎缩了。首先，他的身材并不很高大。在新世界，他的移民大熔炉那一代那些营养不良的瘦小的儿女，养育出了六英尺身躯的儿子和高大、丰满的女儿。我本人就比我父母高大和沉重，尽管内心里也许比较脆弱。
我当时并没有指望艾德勒茨基注意到我也在场。在晚餐会后几天，老人的秘书写来的一封短信使我很惊讶。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会见他一次。在那封信的下面，有艾德勒茨基亲笔写的四个字：“务必请来。”将近一百年前，他曾经学过用西里尔字母[21]，或者更有可能，用希伯来字体书写。这一点从那个大写的“P”[22]的涡卷形花体上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那个负责安排约会的秘书，在艾德勒茨基的体系里受过精确的训练，无法在电话中告诉我为什么要邀请我去。我于是到他的玻璃藏身之地，他顶楼的办公套房里去拜望了他。我来到闹市区，给领向一台由一把特殊钥匙操纵的直达电梯。对于这次快速登楼，我感到就像早先我对于把百货店营业员和收银员连接在一起的气流输送管所感到的一样。销货发票和钞票全都被吸收进管子去，接下来，咔嚓，咔嚓，新买的袜子和找给你的钱全回来了。
你不再是隔着办公桌面对一位经理。你和他一块儿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在你的身旁，有一张咖啡茶几，上面放有一小杯清咖啡和一碟方糖。
我意识到在艾德勒茨基的仔细观察下，我的脸变得防御性地深沉起来。老头儿用不着就我个人询问些什么。我的生活和事迹都由他手下的人员仔细研究过了。显然，我通过了初步审查。他已经获得了有关我的基本情况的充分介绍，因此用不着再去谈我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我的造诣了——谢谢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