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牛津欧洲史”系列丛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策划推出，以其强大的学术资源和出版资源为依托，跨时代地集结了100多位国宝级院士作者，耗时40余年打造了这套牛津经典。 《牛津英国史》《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牛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牛津第三帝国史》 分别对应现代欧洲形成的四个节点： 起始——蓬勃发展——矛盾激化——尾声 《牛津英国史》：英国是欧洲步入近代化的先驱力量，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的确立。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高峰，具有跨时代意义，此后资产阶级力量在欧洲各国普遍发展。 《牛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欧洲各个超级大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不可调和从而爆发战争，一战成为重大转折点，欧洲步入各种危机。 《牛津第三帝国史》：纳粹德国的诞生是一战的遗留问题，民族主义蜕变为极权主义，并最终导致了二战。 单本打透四大重大节点，全景展现现代欧洲的形成。 《牛津拜占庭史》《牛津中世纪欧洲史》《牛津维京海盗史》 分别对应中世纪欧洲的三大地域：东地中海世界、西地中海世界、欧洲北方——揭示通向近代欧洲的三条道路！ 《牛津拜占庭史》：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在东地中海世界顽强生存，最终在环伺的外敌和不断的内乱中走向衰亡，但拜占庭帝国所保存的辉煌灿烂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却成了文艺复兴的渊薮。 《牛津中世纪欧洲史》：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西地中海世界看似黑暗，遍布瘟疫、迷信和战乱，其实是孕育议会、银行、大学等近代欧洲文明要素的摇篮。 《牛津维京海盗史》：维京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扬帆起航，拳打英国、脚踢法国、孕育俄罗斯，他们不仅是整个欧洲北方的噩梦，也是欧洲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推动者！ 全景展现中世纪欧洲的千年历史，多线程揭示通向近代欧洲的三条道路！ 《牛津古希腊史》《牛津古罗马史》 《牛津古罗马史》从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艺术、文学、哲学等方方面面，理清古罗马从小村庄到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来龙去脉。 《牛津古希腊史》从哲学、艺术、政治等方方面面，讲述了古希腊的完整发展脉络。看古希腊的哲学、艺术、政治，如何塑造西方文明的源头！ 全景展现古代欧洲千年历史，探寻西方文明起源！
作者介绍
《牛津英国史》：肯尼思·O. 摩根 牛津大学皇后学院和奥里尔学院名誉院士、英国科学院院士。英国史权威作家，撰写过多部有关英国历史的重要著作，包括《牛津英国史》《人民的和平：英国历史（1945—1990）》《英国政治中的威尔士（1868—1922）》，其中《牛津英国史》全球畅销近100万册。曾在英国上议院任职，在工党中具有深厚的影响力。他于2009年获得Cymmrodorion荣誉协会的金奖。他还是威尔士博学学会（Learned Society of Wales）的创始成员。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威廉·多伊尔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法国历史研究学会理事。威廉·多伊尔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代表性历史学家之一，以其写作的《牛津法国大革命史》而著称，另有《欧洲旧秩序：1660—1800年》《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牛津通识课：法国大革命》《革命时代的贵族及其敌人》《捐官制度——十八世纪法国的卖官鬻爵》等作品。 《牛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休·斯特罗恩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院士、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历任格拉斯哥大学现代史教授、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战争史教授。获得普利兹克军事写作终身成就奖、军事历史学会莫里森奖。他是牛津大学顶级战史学家，经年累月的一战研究让他对一战从军事到社会政治都了若指掌。另有著作《威灵顿的遗产：1830-1854年英国军队的改革》《英国军队的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武器卷》《战争的方向：历史视角下的当代战略》。 《牛津第三帝国史》：罗伯特·格拉特利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牛津大学历史教授，先后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奖金、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金，以及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奖。他是现代欧洲最重要的历史学者之一，尤擅二战和冷战领域。他深入的研究、辛辣的分析让人们深刻了解何为“平庸的恶”。他的《盖世太保与德国社会》《支持希特勒》《纽伦堡访谈》等著作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 《牛津拜占庭史》：西里尔·曼戈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历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现代希腊语言文学及拜占庭史教授、哈佛大学拜占庭考古学教授、牛津大学拜占庭与现代希腊语言文学教授。 《牛津中世纪欧洲史》：乔治·霍尔姆斯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创始人之一，曾任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副院长、牛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 《牛津维京海盗史》：彼得·索耶 英国历史学家，在维京人研究领域影响力极大，著有《维京人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财富》《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从改造到改革》等。 《牛津古希腊史》《牛津古罗马史》 约翰·博德曼：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古典考古和艺术荣誉教授、世界著名古典学家，长于希腊艺术史与希腊考古。 贾斯珀·格里芬：牛津大学古典文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精于古典文学。 奥斯温·穆瑞：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古代史研究员和指导教师，在希腊政治史研究方面成果斐然，曾两次到南开大学出席中国世界古代史年会并发表演讲。
部分摘录：
相互宽容的状态对罗马和卡图维劳尼人来说无疑皆大欢喜——不过也许其他不列颠人不乐意——但当反复无常的盖乌斯〔Gaius，卡利古拉(Caligula)〕继承提比略的皇位之后，这种和谐的状态开始瓦解。在这个时期的某一天，库诺比林努斯驱逐了他的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最终逃到了罗马皇帝那里，并正式向他表示臣服。盖乌斯不仅口头上宣称要降伏不列颠，还颁布了入侵的命令。随后他取消了这些命令，但只在最后一刻才取消，而重要的恰恰是这一点。人马已经备齐，大规模的备战已经完成，这可不是演习，而是真正的战斗，这使罗马公众忆起了他们的未竟之业。万事俱备，只待一声令下。
盖乌斯被刺杀，皇位意外落到他叔叔克劳狄乌斯身上。克劳狄乌斯以前被误认为智力有缺陷，皇室其他人不把他放在眼里。但事实上，他集常识、异乎寻常的创新思维、对历史的专业级兴趣以及对罗马传统的崇拜于一体。克劳狄乌斯登基不久就面对一系列重大军事叛乱，他急需在军队中树立威望，并在罗马赢得尊重。怀着这种想法，他自然不会放过在不列颠建立军功荣耀的机会。奥古斯都和盖乌斯都曾取消了入侵不列颠的计划，但克劳狄乌斯不会错失良机，他甚至决心要超越恺撒大帝的功绩。这是为个人和家族争光的最佳方式。
入侵的借口也有了，这个借口有先例可循，也符合当时的战略意义。国王库诺比林努斯此时已经去世，他的王国落入两个好斗的儿子卡拉塔库斯(Caratacus)和托葛杜努斯(Togodumnus)手中。因此，从东部入口进入不列颠并不是理想选择。在不列颠南部，重压之下的廷康谬的旧王国已经被削弱成海岸边一块弹丸之地，现在一场内部政变又使廷康谬的兄弟维瑞卡(Verica)被驱逐，这导致南部入口也关闭了。跟以往的情况一样，维瑞卡也逃到了罗马皇帝那里。这样一来似乎整个不列颠都开始敌视罗马，不列颠与帝国之间的宝贵交通也受到了威胁。克劳狄乌斯可以效仿恺撒，应这位不列颠国王的要求采取行动。
恺撒的战斗力靠的是卓越的指挥能力，以及长期在他麾下服役的士兵的忠诚。奥古斯都和他之后的几位皇帝所创建的新常备军队，虽然仍然需要指挥能力，但越来越多地依靠严密的组织和训练，以及长期稳定的体制。在这个时期，作为精锐部队的罗马军团只从罗马公民中招募，其中大部分人来自意大利。渐渐地，在意大利以外的较老行省建立的罗马公民殖民地，男子们也有了从军的机会。每个军团有五千多人，主要是重型步兵，还配备骑兵小分队、投石器和其他战争武器。罗马军团还配备各种熟练技工和行政人员。每个士兵都被要求能读会写，因此他们可以胜任各种政府职位。在公元1世纪的前50年里，地方酋长手下的非正规军发展为各行省的常规军，它们成了罗马军团的“辅助”部队；其中的大部分成员不是罗马公民，但是指挥官是罗马人。一支“辅助”军团通常有五百多人，包括骑兵、步兵或混合兵种，士兵的地位和军饷要低于罗马军团。不过，无论是罗马军团的士兵还是辅助军团的士兵，都享有定期工资、职业保障及退伍金，这在古代极为罕见。士兵有教育、培训和自我提升的机会，还能发财致富，军队自然成为推动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力量。无论是现役士兵还是退伍士兵，在自己的社区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辅助军团的士兵在退伍后自动获得罗马公民身份，他们的儿子也有资格参加罗马军团。因此，罗马军队不断地将目不识丁的野蛮人变成有文化的罗马公民，并将新民族融入帝国。
在公元43年，罗马集结了四个罗马军团和大约相同数量的辅助军团，约四万余人，浩浩荡荡扬帆驶向不列颠。与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相比，不列颠的武装力量没有什么变化：常备军成员来自贵族，他们最得意的武器是双轮战车，这是他们在战场上快速进退的工具，驾车人操控起来极其娴熟。骑兵的确切身份不得而知，或许是能够提供马匹的人，但不清楚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职业是否就是打仗。大部分不列颠士兵是从农场招募来的。罗马军队穿戴着铠甲，而不列颠人很少有或压根儿没有任何身体防护，他们仅依靠速度、斗志和手中的长剑。在他们能够靠近罗马人进行搏斗之前，许多人已经倒在罗马人如雨的标枪下；并且在与敌方步兵肉搏时，面对罗马人的短剑，他们的长剑在近战中处于劣势。凯尔特军队有时也能取得胜利，不过通常是通过突袭、伏击，或凭借绝对人数优势对脱离大部队的小股部队发动攻势来实现的。他们在阵地战中根本无法与罗马军团相匹敌，而罗马指挥官的战略是迫使他们进入开阔战场，或者将他们包围在城墙内，罗马的攻城兵和大炮可以消灭他们，或者断绝他们的粮草，迫使他们出城投降。面对罗马人，也许他们最大的劣势在于他们都是农民军，一年中能够战斗的时间非常短暂。如果他们不回家种地，全民就得挨饿。相反，罗马军队的供应系统可以保障军队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一直战斗，他们建造了坚固、物资储备充足的营地，即使在冬季也可以熬过去。这种系统使得罗马人可以年复一年地进行战争，并为实现永久占领的驻军提供根据地。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不列颠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持久战，的确了不起。
这次入侵遭到了一部分当地部落的顽强抵抗。毫无疑问，另一些部落一直盼望着不列颠南部的卡图维劳尼人的霸权被摧毁，他们轻易就投降了或加入罗马人与他们并肩战斗。最终，罗马大获全胜，11位不列颠国王向罗马皇帝臣服，克劳狄乌斯高奏凯歌挺进科尔切斯特；为攻下这座城池，他曾御驾亲征，甚至动用了象队。他志得意满，举办了共和国胜利者曾经用过的古老仪式来庆祝胜利。在庆典上，他自豪地宣告帝国领土又得到了延伸，继地中海后，“对海洋的征服”再次取得了丰功伟绩(这不是空洞的夸耀，军队起初拒绝出海作战)。
到公元47年，克劳狄乌斯的军队对不列颠的占领已经延伸至塞文(Severn)和特伦特(Trent)。眼下需要做的就是使不列颠成为罗马的一个常规行省。不列颠的总督享有很高的地位。这个职位是留给卸任的执政官的，总督拥有指挥多个罗马军团的权力。在不列颠作为一个行省的头一个半世纪里，在此地任职的罗马人都是定期筛选出的杰出男子。对罗马人而言，不列颠不仅是一个可以通过战争建立功勋的地方，到公元4世纪时，它还被看作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尽管我们没有数据来对比来自不列颠的收入与罗马的防御和行政方面的支出。到了公元47年，罗马人开始开采不列颠的矿产资源，这是征服的主要目的之一。例如，在这一时期，罗马开始开采曼迪普斯(Mendips)的含银铅。如果罗马满足于她已经控制的地区，那么她可能节省很多麻烦和费用；但是罗马人没有克制自己继续扩张的野心，虽然北部和威尔士的好战、不安分的当地部落对南部的和平发展并没有构成威胁。接下来两三年里发生的事件让罗马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在各个行省，罗马总是尽可能快地将更多的行政负担转移到效忠帝国的当地人身上。克劳狄乌斯打算尽可能地使用“附庸”国王——若他们可靠，这种治理策略最经济。在南部，包括维瑞卡的旧王国在内的一大块领土，被交给国王科吉杜努斯(Cogidubnus)治理，这位国王可能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不列颠人。诺福克郡的爱西尼人(Iceni)继续被当作“盟友”。在统辖地区之外，罗马与布里甘特人(Brigantes，盘踞在英格兰北部大部分地区的一大群氏族)的女王卡蒂曼杜(Cartimandua)达成了和解，此举确保了该行省不受来自北部的袭击。这项政策的成功案例之一，就是当时的卡蒂曼杜女王将逃亡的卡拉塔库斯(Caratacus)移交给了克劳狄乌斯；另一个成功案例是科吉杜努斯国王的持续忠诚，后来当罗马在不列颠面临种种危机时，他的效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督主要借助当地部落来管理不列颠行省的其他地区，这些地区被重组为罗马地方政府单位〔城市(civitates)〕，地方贵族成立了议会，并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这些体制是罗马体制的缩影。实际上，这些地方机构常常是现有政府机构改组而成的。此外，全行省都要听命于不列颠首席财政大臣，也叫省级财务官。这些财务官直接向皇帝汇报。这很自然，因为他们对皇室领地(除了通过继承或没收获得的土地以外，皇帝自动获得败敌的王室地产)和皇家垄断权负有特别的责任；但他们也制衡皇帝的军事和司法代表总督的权力。财务官和总督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且并非完全无意。
自公元47年开始，一系列事件证明不列颠行省的疆土不会一直局限于不列颠南部。罗马人对来自外部的袭击做出了回应，他们不仅反击，还解除了不列颠人的武装。除了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平民不允许在帝国境内携带武器——这在很大程度揭示了罗马时代的日常安全状况，但那些自愿顺服罗马的人并没有预料到这一条规定对他们也适用，他们对此难以接受。爱西尼人发动了起义，但被武力镇压，附庸王国的真实身份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下一步是调动驻扎在科尔切斯特的军团，并在公元49年用一批罗马军团的退伍老兵取代这支部队。此举的目的在于培养帝国崇拜(Imperial Cult)——对罗马和皇室的正式崇拜，旨在培养行省内人民的效忠；这些老兵是防止叛乱的堡垒。实际上，此时的科尔切斯特是一座没有驻军的城市。也许在同一时期，伦敦正被打造成一座物资供应港。从一开始伦敦就有可能成为不列颠的行政中心。这极有可能是罗马人有目的的行为，而不是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伦敦只是因为商人在此定居而发展成中心。此时，埃塞克斯海岸的优势受到了泰晤士河的挑战；罗马正在铺设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而伦敦恰好处于交通网络的中心，出于官方的目的，它很快就成为该行省的商业中心。
公元1世纪50年代是城市地区蓬勃发展的10年。只有以农业为主的内陆地区大体没有变化，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这些地区的货币经济普遍发展缓慢直到公元60年，随着总督苏埃托尼乌斯·保利努斯(Suetonius Paulinus)征服不断爆发骚乱的北威尔士各部落，该行省才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些外省人在罗马的老朋友爱西尼人和特里诺文特人的领导下，变得如此愤怒，决心抹掉罗马的一切痕迹？
我们只有罗马的记载，但足以揭示其治理不善——小到麻木不仁的玩忽职守，大到堂而皇之的犯罪行为。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不列颠人的性格做出了精辟的评述：“不列颠人毫无怨言地承担着兵役、进贡及对帝国的其他义务，但前提是要公道。他们最憎恨的就是不公道；他们可以忍受被人统治，但不能接受被人奴役。”公元61年，爱西尼人女王布狄卡发动了不列颠人起义，虽然财务官是一贯的祸首，但这件事不能仅归罪于他一个人，总督也有责任。不过这件事不只是他们两人的过错。我们也难以直接指责年轻的皇帝尼禄(Nero)，因为他受到他的“优秀”顾问们的影响，包括禁卫军长官布鲁斯(Burrus)，还有哲学家兼剧作家塞内卡(Seneca)。其中，塞内卡很可能知道不列颠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突然毫不留情地收回放贷给不列颠贵族的高利贷。从不列颠传来的报告很可能表明，那里爆发的动乱可能使他的投资面临风险。结果，回收贷款的举动给叛乱火上浇油。对罗马的不满主要来自两股势力，分别是爱西尼人和特里诺文特人。布狄卡的丈夫普拉斯塔古斯(Prasutagus)是爱西尼人的国王，他的王国是罗马的附庸国；他去世后，把一半遗产献给了罗马皇帝，希望这样可以换取罗马对他的王国和家族的保护。然而，罗马财务官和总督的代理人却把这看作是敌人的无条件投降。他们没收了普拉斯塔古斯国王的财产，把贵族逐出他们的庄园，向百姓强制征税、征兵。特里诺文特人也遭受了侮辱：旨在推动对皇帝效忠的帝王崇拜的主要负担落在了他们的贵族身上，而罗马殖民者(显然是在士兵的支持之下)霸占了他们的土地，且全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也可能是其他城市的贵族阶层)当时正面临财务危机，而引发叛乱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罗马要收回克劳狄乌斯的赠款和塞内卡的贷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帝王崇拜——以科尔切斯特的克劳狄乌斯神庙为代表——恰恰是不列颠人仇恨的焦点。
为了回应布狄卡的反抗，罗马人对她施以鞭刑，强奸她的女儿。布狄卡号召自己的部落和她的邻居特里诺文特人，并联合其他城市(但显然不包括科吉杜努斯国王)，横扫了不列颠南部，焚烧了科尔切斯特、伦敦和维鲁拉米恩(Verulamium，圣奥尔本斯附近)，折磨她抓获的每一个罗马人或罗马的同情者，给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小股罗马部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总督差一点丢掉了整个行省。最后他还是镇压了叛乱，抓获了布狄卡，并对不列颠施以极端惩罚。有一段时间，不列颠行省似乎要毁在罗马自己手里了。事实上，尼禄曾一度(可能在起义之前，也可能在起义期间)倾向于完全放弃不列颠。最后，有两个因素拯救了这个行省：新任命的具有高卢血统的杰出省级财务官朱利叶斯·克拉西奇亚努斯(Julius Classicianus)来到了不列颠；另外，罗马召回了那位作恶的总督保利努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