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大卫·爱登堡是英国电视界最具影响力也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之一。26岁那年，他申请到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在那个时代，指的是为广播节目工作——被拒绝了。不过，有人看到他那份落选的申请信，问他是否感兴趣到电视台工作。他选择了尝试，一干就是六十年，从未离开。翻开本书，听大卫·爱登堡讲述自己的故事，从容优雅，不失幽默。
从26岁写到90岁，这本自传记录了大卫·爱登堡对自然世界的热情与致力于理解自然的毕生渴求。
作者介绍
大卫·爱登堡，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节目主持人、制作人。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自然博物学家，还是勇敢无畏的探险家和旅行家，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旅行路程最长的人，几乎亲身探索过地球上已知的所有生态环境。他还被誉为“自然纪录片之父”，制作了“生命三部曲”、《地球脉动》等多部享誉全球的纪录片。1985 年，大卫·爱登堡被授封为爵士；2005年，爱登堡获颁皇室功绩勋章。大卫爵士还是大英博物馆和皇家植物园的托管人、皇家鸟类保护学会副总裁和皇家自然保护学会主席。
部分摘录：
20世纪50年代早期最成功的电视节目，是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部当时的负责人乔治·凯斯代尔（George Cansdale）在一张铺着一块脚垫的大桌子上，展示他所掌管的动物。事实上，他的节目之所以吸引人，主要因为节目是现场直播的。他带来的动物，比如黑猩猩、小狮子、猴子、蟒蛇、鹦鹉，可不会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它们也许会一直只把屁股对准摄像机，在他的衬衫前襟上撒尿。有时它们还会逃跑，站在桌子两旁的饲养员就会把它们捉住。它们时不时还会咬凯斯代尔先生一口。这一切都使节目极具娱乐性。不过，尽管他努力想要细致展示动物们的生理结构，并解释了他的展示如何符合动物们的日常习性，这档节目也几乎无法阐述自然史；那些动物都被半夜从围栏里带出来，扔进袋子或锁进小型行李箱中，接着就暴露在了摄影棚的灯光下。我们怎么可能要求它们表现得自然呢？
在我看来，英国广播公司除了报道和娱乐的使命外，还应该尝试一些更有野心的东西。我不奢望拿到充足的经费来拍电影，我的工作就是在摄影棚里制作节目。但是，或许我们可以用动物园里的动物来阐释一些最基本的动物学法则。既然电视是视觉媒体，或许我们就应该先从视觉的角度开始，探究动物们的外貌和行为模式为何如此。何不尝试将节目分为三个段落呢？一段关于变色龙，一段关于警戒色，还有一段关于求偶炫耀行为。我做了些功课，最后写出一份相当详细的节目内容大纲。我将节目命名为《动物的行为模式》（The Pattern of Animals）。
玛丽对此很感兴趣。“我们必须让朱利安主持这个节目，”玛丽说，“我会和他聊一聊。”从她办公室传回的消息说，朱利安·赫胥黎爵士愿意考虑这个点子，并让我过去见见他。
我来到他位于汉普斯特德（Hampsted）的摄政时期风格的精美宅邸，被带到了楼上他的书房。我想，为一档严肃的动物学节目列出大纲，要比邀请他参加一个室内游戏费力得多吧，未免有点惴惴不安。我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他。幸运的是，朱利安爵士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他是否愿意考虑一下，或许给我些建议，希望我去找哪些可以佐证他观点的例子？“不用，”他说道，“没必要这么做。你看起来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就把你的想法详细写出来，再让我看一看。”
从技术层面上讲，这档节目并不新奇。朱利安爵士只需坐在一张桌子后面，面对一台摄像机；另一台摄像机就沿着一只特制的笼子边缘上下移动，拍摄笼中居民的画面，来表现他谈及的内容。然而，这仍是个有点风险的操作。因为节目是现场直播的，我们无法保证要观察的动物在需要看它的时候，正好能被看清楚。由于透明玻璃会导致糟糕的反光，我们就把笼子正面彻底打开了。提供动物的动物园园长们向我保证，多数情况下这样做都不会有问题，因为笼子里的照明比摄影棚的灯光要强得多，鸟类和爬行动物都不愿闯入未知的黑暗里。
就有一次例外。为了展示挑衅炫耀行为，我们在节目中要用到一条埃及眼镜蛇。在我看来，完全没必要冒让这么一种动物溜进摄影棚的风险。爬行动物馆的管理员很了解约束它的方法。我们用一截透明胶带缠绕在眼镜蛇的中段，在胶带下面系了一根绳子，并将绳子穿过笼子底部胶合板上的圆孔，系在了摄影棚里的一件重物上。这条眼镜蛇可以自由移动前半身和后半身，就不太可能逃脱了。
朱利安爵士充分熟悉了第一期节目的内容，以便可以就他在监视器上看到的（也就是观众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动物图片即兴给出一些恰当的评论。然而到了第二期，他就省事儿多了，只是将准备好的文字稿从头到尾读完，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摄像机。第三期节目也差不多。不过，这档节目还是相当成功的，在去自然博物馆归还之前借走、用来阐释昆虫拟态的标本时，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我请求见一见昆虫部的管理员，想当面对他表示感谢。“请不要谢我，”他愤愤地说，“电视就是浪费时间。要让我决定的话，肯定一件标本也不借给你。我只是按照上级指示这么做的。”当我离开后，才想到原本我可以和他说，也许昨天晚上通过我们电视节目看到这些昆虫标本的人，要比过去一年进入他博物馆的人都多。但当时我没有想起来。
这档节目对我个人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伦敦动物园爬行动物馆的馆长杰克·莱斯特（Jack Lester）在挑选活动物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在《动物的行为模式》结束后，我和他坐在爬行动物馆超热的办公室里，周围全是水槽和笼子，饲养着他最爱的一些动物——夜猴、食鸟蛛、变色龙、鹦鹉，甚至有太阳鸟。杰克是一名全面的博物学家，他对各种动物都具有广泛的热情。
我们讨论了赫胥黎的节目。我们肯定能做得更好，应该给观众提供更多动物在自然界中生存环境的信息。但另一方面，我也确信英国广播公司不会把我派去拍摄野生动物的影片。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拍。毕竟我的工作是制作电视节目而不是摄像。但即便只是在实况直播摄影棚里的动物之前，先看几条讲述动物栖息地的短片，都会有帮助。该怎么做呢？
我们想到了动物收集探险队。当时，伦敦动物园依然保留着19世纪的一些观念，它的目的之一就是尽可能展示更多不同的物种。繁育动物并不算它最重要的目标。那时候许多动物园都认为，自然界中有取之不尽的动物可供展览。似乎没人会想到，或许有一天这些动物可能面临灭绝的危险。因此，对于一些大型动物园来说，派探险队去寻找尚不为人知或没被驯养过的珍稀动物，也不是件新鲜事。
我们说好，让杰克去试着劝说他的老板们启动一场这样的旅行，就说没准还可以让英国广播公司额外派一支摄制组跟队，这样一来就可以给动物园带来宝贵的知名度。同时我需要告诉玛丽·亚当斯，我发现动物园在组织一场探险，并提出我或许能够获准与他们同往，如此一来就可以从他们的专业知识中受益。等我们回来后，我就可以制作一些电视节目，用上杰克捕捉动物的一系列小影片了。每段影片播完之后，我们会在摄影棚现场用特写镜头呈现同样的动物，杰克则会对着摄像机进行详细展示，指出这种动物极为有趣的生理细节。接下来，或许还会出现一些未经排练的动物行为。比如说杰克被咬了一两口啊，也可能是动物逃跑了一回，这些都是令乔治·凯斯代尔那档节目大获成功的元素。
那么我们究竟要去哪儿进行探险呢？很简单。杰克曾在塞拉利昂的一家银行工作，在那里他爱上了热带。他对这个国家很了解，在那儿还有他的一些朋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我说，“一种很少有人知晓，也从未在动物园中见过的动物。可以是一种稀有的猿类，也可以是一种笼罩着种种诡异传说、神秘可怕的爬行动物。然后我们就可以为这场探险命名为‘什么什么的探奇’。”
杰克思索了一下。“好吧，”他说，“我想不出哪种稀有的或未知的哺乳动物，甚至是爬行动物。但是在塞拉利昂有一种鸟，很少有人见过它的活体，没有人了解它的筑巢行为。这种鸟叫白颈岩鹛（Picathartes gymnocephalus）。”
我觉得《白颈岩鹛探奇》不能成为设想中可以产生轰动效果的节目的名字。
“它没有其他名字吗？”
“当然有，”杰克说，“它俗称‘白头岩鸦’（Bald-headed Rock Crow）。”
即便换上这名字，还是不足够吸引我。最终，我们把这个项目简单叫作《动物园探奇》（Zoo Quest）。我们都向各自的领导汇报了这个想法。他们一起吃了个午饭，然后传回话来——可以着手开始了。
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谁来做摄影师。我想用16毫米的胶片。而那个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为数不多的影片用的都是35毫米的胶片，也就是当时、乃至今日电影剧情片的标准尺寸。广播公司的全职摄影师大都是电影行业出身，或来自新闻短片公司。他们并不想操作其他类型的胶片，尤其肯定不想用16毫米的，这对他们来说太业余了。他们嘲笑它为“鞋带”。可另一方面呢，35毫米的摄像机又大又笨重，里面的胶片也是一样，而且还十分昂贵。无论是考虑到我们的预算，还是将带摄像机前往的地点，都决定了16毫米的胶片是最合适的。我将这些理由写下，交给了玛丽。玛丽把它交给了影片部的老大。
传回来的是一则愤怒的回复：这个项目只能用35毫米的胶片拍。英国广播公司是一个专业的机构。降低水准？想都不要想！我坚持要用16毫米的。最终为此开了一个会。节目总监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样一来，影片部的负责人就必须做出让步。“但是，”他说，“要想把16毫米胶片弄成英国广播公司电视业务部的标准操作，除非我死了。”
现在，我又面临另一个难题。英国广播公司的摄影师谁也没用过16毫米的胶片。如果我想要操作这些设备，就必须得自己找个人来。我迅速想起了一个名字。电影院线曾经上映过一部关于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纪录片。就我所知，这部影片是由一名叫汤姆·斯托巴特（Tom Stobart）的摄影师用16毫米胶片拍摄的。我把他找了出来。他刚从另一场喜马拉雅探险中回来，这次是去寻找喜马拉雅山的“雪人”。他本人还有别的事要忙，不过他有一名年轻的助理摄影师叫查尔斯·拉古斯（Charles Lagus），或许可以加入我们。
我和查尔斯在莱姆·格罗夫顶层的一间酒吧里碰了面。他个头矮小，黑发，说话细声细语。他的父母是在20世纪30年代从捷克斯洛伐克来到英国的。在学校时他想做一名医生，不过他在初次考试时表现得不是太好，于是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他一直对摄影感兴趣，但一直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专业训练。不管怎么说，他曾和汤姆·斯托巴特在喜马拉雅山脉待了三个月，他认为自己可以应付我所描述的这种类型的旅行。我猜他对制作纪录片的了解程度比我只多不少。我们都为同样的事情哈哈大笑。喝完啤酒，我们就将一起旅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