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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秩序 : 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电子书下载

历史传记 2年前 (2022-07-13) 1316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本书是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所举办的“权力与秩序: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系列学术讲座基础上,并汇集了其他学者在河南大学讲座报告,同时并收入了本校部分学者的讲稿,最终成集。全书分为三个专题,“帝制体系之方向认知”,主要从官制、经济与社会三个方向讨论帝制下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与趋势;“社会架构之运行机制”,讨论帝制“国家”是如何运行的,涉及舆论控制、财政维持、基层权力运作等问题;“日常生活之官民等,讨论在专制国家之下的“人群”,虽然传统史学当中他们面目模糊,但却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

作者介绍

耿元骊,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省特聘教授,入选河南大学杰出人才特区第三层次人才,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中国乡村治理与社会秩序(18ZDA171)”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唐宋史,中国经济史。出版《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帝制时代中国土地制度研究》两部专著,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部分摘录:
舆论时代:从民主“众议”到专制性舆论主调 恩格斯说:“我们不再怀疑,世界历史进入了舆论时代。”但实际上,中国很早就步入了“舆论时代”,“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中国先贤认识到顺从民意是为政之道的重要准则。孔子发现舆论具有检验政治举措、政治功过的效果,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孟子则提出舆论代表民心向背,“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管子更强调君主要“与民为一体”,为政之道在于与民同心,王朝至治在于顺乎民意。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舆论观,使人在认识到舆论的政治功能之时,也产生了操控舆论的愿望。历代统治者都把驾驭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权术来对待,并逐步总结出一套严密的应对系统。
远古时期,舆论主体为氏族成员,舆论客体则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舆论形态表现为简单的民意。民意的传播方式既表现为庶民之间的意见交流,也表现为庶民与“首领”的政治互动,“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当时,天子处理公共事务或指定政令,时常征求庶民意见,如舜禹治天下,“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惟帝时举,敷纳以言”。尧舜制定政令,也总是考察民情,尊重民意,听取民意,出现了“士传言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的舆论局面。不仅如此,为避免政令之失,尧舜鼓励民众击鼓进言,评论时势,“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由此,简单的民意有时表现为具有一定组织性的“众议”,使得原始的议事制度表现出高度的权威性,其所塑造的民主舆论观念空前高涨,并对社会管理产生了决定性意义。如尧服从“众议”,派遣鲧治理洪水,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远古社会舆论民主的一般情况。正是由于舆论在远古社会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即使没有国家机器,社会成员也能和睦共处、安居乐业。恩格斯说:“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同时,在落后的远古时代,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时常影响着舆论的生成和传播,“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当原始先民无法抽象地表达意见时,就会以神话传说等象征性思维评价社会事务。当人们通过生动的故事称颂战胜自然、征服敌人的英雄人物时,舆论便以神话传说的形态表达出来。
至奴隶社会,古代先民逐渐摆脱巫术、神话、传说的束缚,自觉寻求趋近理性的舆论途径以表达意愿、抒发情怀。如《诗经》中的“美刺”作品,既是舆论对社会乱象的强烈谴责,又是舆论对承平世界的由衷赞誉,“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具有自由民主性质的社会力量——“国人”和专门从事舆论传播的职业人——“舆人”,他们代表某个社会阶层的集体利益,从事舆论活动,发表政治主张,鼓吹思想说教,出现了盛于一时的“国人之议”、“国人之谤”和“舆人之诵”。周厉王肆意止谤导致的政变是国人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也是国人言论威力的重要体现。至春秋战国,国人地位日益凸显,凡国家大事,国人莫不参与,如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产执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战国时,“舆人”的含义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国人庶民,也包括新兴士人。在此情况下,各路诸侯养士成风,君王、贵族、士人集聚一起,评骘时事,纵论学说,舆论气氛空前浓郁。天下士人周游列国,上说下教,传播意见,涌现出了孔子、孟子等一大批舆论活动家,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活跃的舆论时代,“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孔子褒贬春秋,孟子骂尽诸侯,老子昌言道德,墨子批评乱世,齐国稷下学宫游说之士,“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故此,各路诸侯礼贤下士,吸纳言论,征求民心,力行改革,秦、吴、魏等国的改革变法,皆是广采民意的结果。正是在舆论的推动下,春秋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并孕育出伟大的历史变革。当然,当权者也时常压制舆论,迫害“异端”,“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至帝制时代,随着一统王朝的建立,舆论活动呈现出新的历史形态。此时,贵族舆论、官僚舆论和地主舆论此起彼伏,错综交杂,冲突不绝,加上广大士人和农民起义的舆论推助,舆论高潮贯穿始终。在新的社会关系中,士人、地主和市民的思想日趋独立,城镇成为人们交换消息、公议时政的天然场域,显贵巨富、儒士说客云集于此,议论朝政,谈天论道,形成中国早期社会的公众舆论。
始皇建秦,统一思想,以法治国,但纵然如此,舆论批评仍然不绝,“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士大夫结党聚议,交游集会,使民间舆论偶有骚动。至汉代,以官僚、士人、市民、学生等为代表的“清流”势力,品评时政,裁量人物,掀起声势浩大的清议运动,“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当时,一大批讲气节、守道义的文人学士趋之若鹜,互相推崇,形成一股与宦官集团纷争对抗的舆论势力。同时,士大夫之间各树朋党,相互排异,明争暗斗,非议如潮,不断挑起舆论风波。其间,清议虽然屡次引发党锢之祸,招致残忍摧抑,并一度转向清谈,但作为一种代表集体“正义”的舆论形态,赓续不绝的清议运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舆论生成的思想动力,扩大了舆论活动的传播范围,增强了舆论影响的能量。
较之原始、奴隶社会,帝制时代的舆论对象更加广泛,内容更趋丰富,与此相联系,官方对待社会舆论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总体上,汉魏注重利用社会舆论,隋唐注重操控社会舆论,宋明以降则主要表现为压制社会舆论。可见,中国古代从“盛唐雄风”到晚清“病夫之国”的历史转变,恰恰与官方逐渐压制社会舆论直至万马齐喑的沉寂状态相一致。这也表明舆论环境的宽松与否直接关系王朝的盛衰存亡。
二 舆论形态:既是“喉舌”,也是“镜子” 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舆论的存在形态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这在舆论主体、舆论客体、舆论形式等方面皆有体现。首先,舆论主体是能够自主发表意见的人——广大民众和知识精英。其中,广大民众的舆论表达简单而直接,舆论诉求务实而真切;知识精英的舆论表达含蓄而深邃,舆论诉求宏远而致用。而且,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广大民众和知识精英的舆论诉求交融相生,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洪流,掀起空前的舆论高潮,引发深刻的社会变革。其次,舆论客体是社会现象、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等。这些社会现象往往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和“刺激性”,这些社会事务往往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现实性”,这些社会问题往往具有一定的“冲突性”和“反常性”。只要民众对现实社会表现出的集体意见、社会态度、价值取向形成某种趋向,现实社会本身就会成为舆论客体。再次,舆论自身是信念、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切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最后,舆论强度是判断舆论功能和影响的主要指标。按照表达方式,舆论分为两种:一是可以直接体验和观察的行为舆论和言语舆论;一是没有行为和言语体现的内在态度,这种舆论表达方式表面含蓄收敛,实则潜藏种种危机。如若舆论主体未对客体产生任何影响,这种舆论的强度就较弱,不过是一种无足轻重的一般议论;相反,如若各种舆论相互交织、深刻影响着舆论客体,并使舆论客体朝着主流舆论的方向发展,这种舆论的强度就较高。
在中国传统社会,舆论的存在形态大体有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官民舆论的交流融合是维持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在专制时代,统治者时常把不同于官方意识的言论视为谣言、危言和妖言,并采取高压政策加以管制;而统治者的意志却不受束缚,言出法随,一呼百应,民众稍应诺不及,便会祸降人身。缘此,倘若社会制度陷于衰微的泥潭,国家权力又不能及时缓解,民众意见就会直指官方意见而产生舆论冲突,并提出超越自身利益的价值诉求,不断发出天理民心的昭示,引发空前高涨的舆论热潮。在此情况下,官府便应适应舆论多样化、社会化的特点,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认同不同思想,听取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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