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原始的叛乱》是社会史的名著，作者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享有盛名，主要叙述和剖析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欧洲农村和城镇的农民反抗运动和处于萌芽状态的劳工运动，阐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及其剥削行为的残酷性。 欧洲兴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发展是一个漫长且不公正的过程，欧洲社会的一些底层大众，主要是农民和小镇的工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应对行为，这些行为为社会骚乱的“原始”或“古朴”形式，也由此得来了书名《原始的叛乱》。
作者介绍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是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
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中产家庭。父亲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母亲则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1919年举家迁住维也纳，1931年徙居柏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创至深的德奥两国度过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权而转赴英国，完成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霍布斯鲍姆1936年加入共产党，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他始终都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1947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1959年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成为该校经济及社会史荣誉教授。1982年退休后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2012年10月1日，病逝于伦敦，享年95岁。
部分摘录：
盗匪与路霸是警界的关注焦点，也同样应该成为社会史家的关注焦点，因为盗匪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组织化的社会抗议形式，或许是我们所知的最原始形式。无论如何，许多社会中的穷人的确如此认定。所以他们保护盗匪，视盗匪为他们的斗士，将盗匪理想化为神话人物，英格兰的罗宾汉、波兰与斯洛伐克（捷克）的雅诺契克（Janošik）、安达卢西亚的迪耶哥·哥利安提（Diego Corrientes），都是被如此神化了的可能真实存在过的人物。相应于此，即便盗匪本身并非有意要成为社会的叛徒，他也将努力去塑造这样的角色。自然，“劫富济贫、除非自卫或反击绝不杀人”的典型侠盗罗宾汉并非绝类无俦，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不愿像平头百姓一样背负传统重担的强人，可以通过反抗压迫者来摆脱贫困与卑贱，也可以通过加入压迫者集团或为他们效力来达到相同效果，故虽唯有“农民的盗匪”能获得讴歌传诵，但在任何农民的社会中也都有“地主的盗匪”，更不用说还有“国家的盗匪”。侍卫、警察、佣兵其实多半与绿林好汉出自同一类人。更有甚者，一种盗匪可以轻易地转变成另一种，正如1850～1875年间西班牙南部的经验所表明：“高贵的”强盗与私枭一转眼就变成乡野地方上的老大或土豪劣绅所包庇的股匪（bandolero）。个人的反叛性本身是一种“社会中立”的现象（或说是一个不具特定社会立场或阶级属性的现象），因而其反映出的是社会内在的分化与斗争。这个问题将在关于意大利黑手党的那一章中较深入地探讨。
尽管有可信的历史记录（不同于传奇故事）的盗匪极少能完全符合绿林好汉的理念形态，然而，绿林好汉的某种理念形态却确实存在，且确实有某些人体现了那种理念形态，例如安杰洛·杜卡［Angelo Duca，外号“小安杰洛”（Angiolillo）］。这种理念形态就是我所欲探讨的主题。
去描绘所谓“理想状态”的盗匪绝非不切实际的做法，因为绿林好汉最令人惊讶的特性就是其显而易见的一致性与标准化。本章所引用到的材料几乎全部取自十八到二十世纪的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南部[1]。虽然这些案例产生于差距渺远的不同时期——如十八世纪中叶与二十世纪中叶；以及相对独立的不同地点——如西西里与喀尔巴阡山乌克兰区（Carpatho-Ukraine），但它们看来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人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将它们一概而论。此种一致性不只表现在盗匪的神话上——群众所塑造的盗匪形象——也体现在他的实际行为上。
这样的类同性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群众几乎不曾协助当权者去逮捕农民的盗匪，反而是去保护他们，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西西里是如此，在十七世纪的俄罗斯亦然[2]。然而，尽管某地的匪患可能是无法根除的顽症，但若任一个别盗匪太过惹人嫌恶，必定会被剿灭，故盗匪的标准下场是被人出卖。十八世纪喀尔巴阡山的大盗欧列克萨·多夫布许（Oleksa Dovbush）被他的情妇所出卖，约于1918～1920年声名远扬的尼可拉·舒哈治（Nikola Shuhaj）则是被他的朋友出卖[3]。曾活跃于1760～1784年的安杰洛·杜卡（小安杰洛）或许是绿林好汉中最纯粹的案例，且其事迹曾经获得贝内代托·克罗斯（Benedetto Croce）加以精妙的分析[4]，但终也难逃同样的厄运。最恶名昭彰的近代盗匪：西西里岛蒙特勒普列（Montelepre）的萨尔瓦多·朱里亚诺（Salvatore Giuliano），于1950年被出卖，其生平事迹后来曾被写成一本扣人心弦的小说[5]。顺此以观，实则罗宾汉本人亦不免此一劫数。但是执法者却总宣称是自己将盗匪予以缚诛，以掩饰自身的无能：警员朝尼可拉·舒哈治的尸首开枪并自谓将之击毙；若盖文·麦斯威尔（Gavin Maxwell）的说法可信的话，朱里亚诺的尸体也有同样的遭遇。此种做法是如此普遍，以致在科西嘉岛流传着一句俗谚来描写这种情形：“就像警察对盗贼一样——死后再杀[6]。”同时，农民却反过来在有关绿林好汉的许多传奇与英雄性格外，又加上“刀枪不入”的能耐。传说小安杰洛有只魔戒，让子弹不能近身。舒哈治亦是刀枪不入，传说对其异禀的解释不一，一说是因他有一枝能拨开子弹的绿树枝，另一说则认为是因他喝过巫师所调制出的一种能抵御枪弹的汤药，因此唯有用斧头才能砍死他。据说十八世纪喀尔巴阡山的传奇绿林英雄欧列克萨·多夫布许只能用银枪弹才能杀得死，此一银枪弹必须安放在一个盛满春麦的盘子上达一年之久，还须经过一位神父于十二使徒节当天对之加以祷祝，以及十二位神父对它诵念十二篇弥撒才行。我丝毫不怀疑许多其他大盗的轶闻野史中也都有类似的神话[7]。显然这些做法或信念没有一个是从另外一个流衍出来的，因为它们分别兴起于不同的地点与时期，只因绿林好汉所崛起的社会与处境实极为相似，故尔。
要勾画出绿林好汉江湖生涯的标准化图像可能很简单：一个男人干了一件在地方风俗中不算犯罪，但在国家或地方官认为是有罪的事，于是便下海为盗。小安杰洛与马蒂那公爵（Duke of Martina）的庄丁为了牛走失一事争吵之后反上梁山。在卡拉布里亚的阿斯普洛蒙特（Aspromonte）地区，当时最闻名的大盗“波瓦的维琴佐·罗密欧”（Vicenzo Romeo of Bova）（波瓦碰巧是意大利最后一个讲古希腊语的村落），因为诱拐了后来成为其发妻的女孩而走入江湖。岱利亚诺瓦的安杰洛·马克力（Angelo Macri of Delianova）则因杀了一名曾射死其弟的警员而下海[8]。其实，在卡拉布里亚这个地区，家族间的仇杀（faida）与男女私奔都是极平常的事[9]。的确，在1955年雷焦卡拉布里亚省（Reggio Calabria）全省的160多个亡命之徒中，有40个因犯“杀人罪”在逃，其中绝大多数人所犯的凶案，在地方人士眼中是“值得敬佩的”。国家介入到“合法的”私人争端之中并将一个男人变成它眼中的“罪犯”，国家为了某些轻微的违法而对一个农民显出关注的兴趣，于是这个男人开始亡命，因为他怎能晓得这样一个与农民相互不认识、不了解的体系将会如何处置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萨丁尼亚的大盗马利亚尼·迪奥尼基（Mariani Dionigi），由于参与共谋一次“正当的”杀人案差点被捕而开始逃亡；另有一个戈迪·莫尼·乔瓦尼（Goddi Moni Giovanni）为了同样的原因开始亡命。1896年，坎佩希［Campesi，绰号皮辛帕拉（Piscimpala）］被警察训诫，随后不久即因“违反训诫”而遭逮捕，判处一年零十天的监视管束，并因放任其羊只在某个叫萨利斯·乔瓦尼·安东尼欧（Salis Giovanni Antonio）的人的草地上吃草，被判处以12.5里拉的罚款。他选择了逃亡，打算射杀该判决法官并置其债主于死地[10]。据说朱里亚诺因为干了不过只是几袋小麦的黑市交易，一名警员准备对他施以毒打，却放了另一个有足够的钱来行贿的私枭，于是朱里亚诺射杀了那名警员，这样的行动当然被视为是“值得敬佩的”。事实上，在萨丁尼亚观察到的情况，几乎确定可以适用于更广大的地区：
盗匪的“事业”几乎总是因某些小事而开始，这些本身微不足道的事件却将他逼上梁山：警方不针对犯罪事实而是针对他个人来科罚（即警方刻意找他的茬）；伪证；法官误判或阴谋陷害；冤狱，或任何一样让人觉得不公平的事。[11]
初出道的绿林好汉必须被群众视为值得敬佩的或清白的，此点至关重要，因为若他被认为是违反地方风俗的罪人，他将无法享受到他所必须完全仰赖的地方人士的保护。无可否认的，几乎任何一个和压迫者集团与国家发生纠纷的人都很容易被视为一个受害者、一位英雄，或兼为二者。因此，一旦一个男人开始亡命之旅，他将很自然地得到农民的保护，以及支持“我们的”法律（旧俗、家族世仇或其他任何东西）以对抗“他们的”法律，支持“我们的”正义以对抗“富人们的”正义的地方习俗势力的保护。在西西里，除非过于棘手，否则亡命者将得到黑手党的庇护；在卡拉布里亚南方，他将得到所谓崇义社（Onorata Società）的接应[12]，总之，不管在任何地方，他们都会得到民意的支持。的确，只要能得到接济，他可能会（或许大多数就会）落脚在邻近的村子，或干脆就居住在他自己的村子里。例如罗密欧平常便与其妻子儿女住在波瓦，还在当地盖了一栋房子；朱里亚诺也一样住在他老家蒙特勒普列镇上。一般盗匪与其家乡——通常指其出生地与他的“自己人”——相联系的紧密程度，的确极令人印象深刻。朱里亚诺一如他西西里的前辈们，一生都在蒙特勒普列度过；至于瓦勒渥（Valvo）、罗西塞罗（Lo Cicero）与迪帕斯夸雷（Di Pasquale）等，均生卒于本乡蒙特马吉欧勒（Montemaggiore）及西阿恰的卡普拉罗（Capraro in Sciacca）[13]。对一个亡命者而言，最糟糕不过的就是与其本乡接济来源间的联络被人切断，因为一旦如此，他就真的得被迫要去偷或抢，也就是去偷他自己人的东西，他可能因此而变成人所共谴的罪犯。经常在亡命者的乡村小屋中留下一些麦子与酒的科西嘉官员有一句名言：“以这种方式喂养他们，胜过逼他们去偷所需的东西”[14]，表达出了这种情况的一个方面。至于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劫匪的行为，则显示了另一个方面。在这个地区，由于冬季时难以获得逃亡所需的口粮，拦路抢劫遂于这一季节绝迹，劫匪们甚至离乡谋职。一到春天，食物补给不成问题时，拦路打劫就又死灰复燃[15]。这些卢卡尼亚（Lucania）的割喉者深知为何不去强迫贫农喂养他们，他们同样明白：只要有朝一日他们变成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时，他们就一定会这样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班牙政府迁走了安达卢西亚山区村落中同情、接济共和派分子的村民，从而迫使亡命的共和派分子开始偷取粮食，以致激起原本不涉入政治的牧羊人的反感，而变得愿意成为政府的眼线，共和派游击队的活动终因此而被政府剿灭[16]。
我们或可用一段短评来结束对盗匪生涯的速描。一般说来，盗匪是年轻未婚或没什么牵绊的人，因为男人只要一旦有了家庭责任，对权力机器进行反抗的困难度便急剧增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巴西利卡塔与卡皮塔纳塔（Capitanata），亡命之徒中的2/3小于25岁[17]。亡命之徒当然可能保持单身——尤其当一个男人所犯的罪，属于习俗中容许亡命者最终可以恢复完全合法身份的传统性“罪行”（如家族仇杀或诱拐私奔）时，保持单身是正常的状况。在卡拉布里亚南方的160多个已知的逃亡案例中，据说大部分皆属这类的独行侠：即个别居住在本乡村落的边缘以躲避仇家和警方，通过亲属或周济的线索与村落相联系。即便他参加或组成一个帮派，并因而在经济上仰赖一定数量的劫掠所得——部分肇因于经济因素，部分则导源于组织上的因素（因为这种帮派完全是靠首领的个人威望才能聚合为一）——这种帮派也极少有人多势众者。某些极小的帮派是存在的，例如1897年在马雷马（Maremma）落网的3个人（不用说，是由于出了内奸）[18]。十九世纪安达卢西亚的股匪中曾出现过超过60人的极大帮派，但他们其实是受雇为庄丁而在土豪劣绅卵翼之下的团伙，因此或许根本不应该被放在本章中一并讨论[19]。在革命的年代中，帮派曾变成实质上的游击单位，当时也曾出现过更大的、超过数百人的团伙，但在意大利南部的这些帮派，无一不受波旁王室当局在财务与其他方面的扶植[20]。普通的劫匪/游击队帮派的一般形象，应是丛生的毛贼中很小的一伙人，为了干一票而结合起来。在乔西姆·穆拉特（Joachim Murat）统治下的卡皮塔纳塔，有差不多70股盗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巴西利卡塔有39股，在阿普利亚（Apulia）则有约30股。在巴西利卡塔，每股盗匪的平均人数，号称是二三十人，但依统计资料来估算不过十五六个人。我们可以猜得到：犹如在拿破仑时期与王朝复辟时期（Restoration）由朱塞佩·德·菲里亚（Giuseppe de Furia）所长期领导的一个有30人的股匪，大概就是这种团伙——由资质中等的匪首所领导，缺乏极少有匪首有能力维持的组织与纪律——规模上的极限，更大的单位势必走向分裂。［在小股分裂繁生的基督新教教派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类似的人数规模限制，例如西部乡村圣经基督徒会（West Country Bible Christians），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每所教堂平均人数为33人[21]。］
我们并不清楚一个帮派能延续多久，但可以想象：这要视它使自己讨人厌的程度，社会情势紧张的程度乃至国际情势复杂的程度——在1799～1815年，波旁王室与英格兰对地方股匪的支持可能让它们很容易长期存在——以及它能得到多少包庇而定。朱里亚诺（在大力包庇之下）延续了6年之久，但根据猜测，一个有点野心的罗宾汉若能存活2～4年便已算是幸运的了：雅诺契克——十八世纪初期喀尔巴阡山的盗匪典型——以及舒哈治都只存世了2年：1860年以后活跃于阿普利亚的萨金特·罗曼诺（Sergeant Romano）延续了30个月；在意大利南方受波旁王室支持的最顽强悍匪，也于横行五载后瘫痪。然而，一个孤立而不事张扬的小帮派，例如拉丁姆（Latium）地区由多明尼哥·蒂布尔齐（Domenico Tiburzi）率领的一伙，竟得以绵延长达20年（约1870～1890年）之久。如果国家放手不究，盗匪们当然可以存活到金盆洗手、退归田圃，恢复农民的生活。这些曾经沧海的人本来就很容易整合到社会中去，因为只有国家与士绅才认为他们的行为有罪[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