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像高收入经济体经历的那样，中国在人均收入达到门槛值以后也迈入了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期。
这一转型既反映在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转折性变化上，也反映在城市格局的变化上。例如：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增长越来越落后于对教育、医疗和体育文娱的服务消费增长，大量的劳动力、企业甚至城市面临淘汰压力；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竞争中获胜，大城市在城市竞争中获胜。经济结构转型还改变了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宏观经济波动从工业化高峰期的“易热难冷”转向了“易冷难热”。本书结合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深入剖析了经济结构转型的特征及其面临的突出短板，重新审视了当前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主流观点，并提出了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建议。
作者还特别指出，应对经济结构转型，观念的挑战是我们需要直面的底层矛盾。观念是制度和政策的核心支撑，主流观念不变化，新的制度和政策调整就难以维系。观念是慢变量，时时刻刻都在细微变化，但是变化速度赶不上市场的变化速度。结构改革只能在观念和利益冲突的夹缝中找缺口，寻求边际上的突破。能做出结构改革当然好，冲突太大、时机不成熟的时候，等待也是一种智慧。
作者介绍
张斌，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研究领域是中国和全球宏观经济，重点研究的问题包括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人民币汇率和外汇管理政策、全球宏观经济等。曾获浦山优秀论文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部分摘录：
从制造到服务 经济增长是人均GDP上升过程，也是经济结构持续变化过程。绝大多数成功的经济成长都经历了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从工业再向服务业两次大的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支撑着人均GDP的持续增长，支撑着更大的生活选择多样性和更高的生活水准。这一章回答四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高收入国家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轨迹如何，中国什么时期开始了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中国有没有过早地去工业化。
技术与偏好 经济活动为什么会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进而发生经济结构变化呢？价格是资源配置的指挥棒，多数情况下一个部门产品或者服务相对价格上升会吸引资源流入该部门，实现该部门的扩展。这里所说的价格不是我们在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名义价格，而是相对价格，或者叫作真实价格。打个比方，假设全社会只有肉干和课程两种商品，肉干和课程价格都上升50%，两种商品的名义价格都有变化，但是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没有变化，这不会引导肉干和课程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肉干价格不变，课程价格上升了50%，课程的相对价格上升会激励资源更多流入课程部门的供应，流出肉干部门的供应。相对价格变化带来了肉干和课程的资源投入变化。
相对价格为什么会变化呢？谈到价格自然离不开供给和需求。供给方的技术变化和需求方的偏好变化是改变相对价格最重要的两股力量，也是改变经济结构最重要的两股力量。下面我们用肉干和课程的例子来说明技术和偏好变化如何带来经济结构变化。这个例子除了能帮助理解经济结构变化，还能帮助理解与经济结构变化同时发生的很多现象，比如中心城区房子的相对价格为什么越来越贵，为什么技术进步快部门员工并不会比技术进步慢部门员工的收入更高，货币为什么升值，等等。
在孔夫子星球上，人人都爱肉干，也爱课程。只吃肉干不够幸福，只有课程也不够幸福，肉干和课程兼得才幸福，类似大米粥一定要配橄榄菜吃起来才幸福的意思。开始的时候，生产肉干和提供课程各有100位师傅。市场上一块肉干可以换一次课程。
假如孔夫子星球比以前更疯狂地爱上了课程（这被归属于偏好变化），接下来会怎么样？会有更多劳动者转去提供课程，课程的供应数量上升而肉干的供应数量下降。如果你是一位国民经济统计分析师，会发现什么变化呢？孔夫子星球上没有政府也没有资本家，没有税收也没有资本回报，按照收入法核算，全社会的GDP大致等于全部师傅的工资，肉干部门师傅在全部师傅中的就业占比越来越小，肉干部门师傅工资在GDP中的占比越来越小，肉干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越来越小，肉干消费额在全部消费额中的占比越来越小。
把肉干看作制造业，课程看作服务业，对服务业的偏爱越多，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就会越来越小。偏好的变化是推动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的第一股力量。人总是要先吃饱肚子，收入里面更多的钱用于购买食品。随着收入的提高，吃饱肚子以后，消费支出的增长开始转向衣着、家用电器、汽车等各种标准化制造业产品，收入里面用于食品的支出比例会下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恩格尔效应（Engel’s law），这时候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会持续上升。再然后呢，随着对标准化制造业产品的消费越来越饱和，收入会有更大的比例用于各种服务类支出，教育、个人健康和娱乐、更好的医疗保障等，这是更高收入水平上进一步改善生活品质的重点内容，也是推动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最核心的力量。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比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也是为了更好满足消费者在更高收入水平上从制造品到服务的需求结构变化。
假如孔夫子没有让孔夫子星球更疯狂地爱上课程，而是给肉干生产带来了神奇的生物技术，同样的一位师傅，每年生产肉干产量都能翻番（这被归属于技术变化），今年一位师傅能生产100块肉干，明年这位师傅能生产200块，后年400块，再后年800块……孔夫子没有眷顾课程的生产技术，一切还都是原来的样子。只有肉干生产技术发生了变化，其他一切不变，以后的100年里会发生什么？
肉干对课程的相对价格持续大幅下降，以前一块肉干换一次课程，自肉干生产持续技术进步以后，几块、几十块肉干才能换一次课程。再也不需要那么多师傅生产肉干了，只要几位师傅生产的肉干就足以满足全社会对肉干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都转去生产课程。在国民经济统计分析师眼中，肉干这个部门就会越小，就业占比、增加值占比、消费占比都会越来越小。
把肉干看作制造业，课程看作服务业，制造业技术进步更快而服务业较慢，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就会越来越小，这是推动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的第二股力量。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比越来越低，这不能说明人家的制造业技术不行，恰恰相反，是人家的制造业很发达，用很少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就能生产或者从他国交换来足以满足本国需要的制造业产品。
技术和偏好变化是经济活动中的慢变量，是决定方向的最重要变量。上面这个例子除了可以帮助理解经济结构转型，还能帮助理解其他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为什么房子价格呼呼地涨，为什么人民币会升值。
假设全社会只有手机和房子两种商品。如果手机生产技术进步很快而房子增长数量很小会怎么样？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台大哥大手机2万元人民币，北京一套很好的房子也不过20万元，交换比例是1∶10。在手机生产链的不懈努力下，手机生产技术日新月异，手机供应大增，一台高性能手机也不过3000元，北京一套像样的房子至少600万元，交换比例是1∶2000，房子的相对价格是过去的200倍。是大家更喜欢房子不喜欢手机了吗？并非如此。现在生活比过去更依赖手机。房子相对价格更贵，一是因为房子新增供应太少，二是手机生产技术革新太快供应充裕。
中国的房价相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在过去几十年持续上涨，背后的一个根本性的长期依托是其他商品和服务部门快速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制造业快速的技术进步。如果没有制造业持续的技术进步，房子相对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将难以持续上涨。在总体物价水平稳定的情况下，房子的名义价格也不会有太大涨幅。
一个技术进步快、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部门的员工会比技术进步慢、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部门的员工收入更高吗？答案是否定的。手机部门技术进步虽然很快，但是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作用下，手机生产劳动者和住房建筑劳动者的工资变动中长期趋势会趋同。在住房部门工作的劳动者虽然没有生产率提高，同样也能分享手机部门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娱乐等很多行业员工也是这样，他们工作的内容即便没什么太大变化也谈不上生产率提高，但如果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提高很快，制造业部门工资上涨，这些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也会水涨船高。这个道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发现，称为“鲍莫尔效应”（Baumol Effect）。
假定有夫子星球A和老子星球B，两个星球都爱肉干和课程，两个星球做贸易，只有肉干（制造业）可以参加国际贸易，课程（服务业）不能参加国际贸易，两个星球货币最初的汇率是1∶1。假设A星球肉干生产技术快速进步，其他都不变，两个星球货币的汇率会有变化吗？A星球上肉干与课程最初的价格都是1A星币，有了肉干的技术进步以后，肉干供应大增，价格只能卖到0.5A星币，课程还是1A星币。存在肉干国际贸易的情况下，经过汇率换算后两个星球的肉干价格应该趋同（购买力平价）。A星球上的肉干是0.5A星币，B星球上的肉干还是1B星币，只有通过A星币相对B星币的升值，才能让两个星球上的肉干价格趋同。生产率进步带来货币升值！
这个机制其实也早被经济学家发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讲的是技术进步如何带来一个国家的真实汇率升值，真实汇率升值是指本国的商品和服务能换到国外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真实汇率升值有两种实现方式，一种是本国货币相对于国外货币的名义汇率升值，上面那个例子就是这种情况。另一种是本国相对于国外的价格水平上升，这也可以让本国的商品和服务换到国外更多的商品和服务。20世纪60年代还是固定汇率时代，巴拉萨-萨缪尔森最初的模型讲的是技术进步带来了工资和价格上涨，实现真实汇率升值。放在上面的例子里面，两个星球如果是固定汇率，1∶1的汇率不能变，两个星球的肉干的价格都保持在1A星币或者1B星币，技术进步的结果是A星球上的课程名义价格上涨，两个星球的肉干价格一样，但是A星球的1单位课程能换到B星球超过1单位的课程，真实汇率升值。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汇率文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解释中长期汇率变化的最重要理论依据，常被用于解释日元相对于美元的长期升值，对于人民币的长期升值也有解释力。
总结一下，技术进步和从制造品到服务的消费支出升级是经济结构从制造到服务转型最重要的两股推动力量。究竟哪股力量更重要呢？学术界认为后者对于从制造到服务拐点的出现更有解释力。有兴趣进一步深究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经验和理论建模的读者，建议参考经济结构转型的综述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