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故乡这个记录出生、成长、迁移、死亡的地方，牢固地寄存着每个离乡人共同的记忆 。
《在别处》是袁凌深汲生命记忆的个人自传散文集，成书历时十三年。他用柔软有温度的文字，忠实追溯了一个人的离乡与回归、青春到不惑的心路：孤身离乡的线索、在外漂泊的孤寂、城乡沉默的变迁、自我成长的印记……
从小县城去到大城市，从候车室回到出生地，真实记录了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一段城乡中国的无声变迁。
作者介绍
袁凌
杰出的非虚构作家，单向街2019年度青年作家，《新京报》2017年度致敬作家，腾讯书院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曾任“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1973年生于陕西，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作品先后入选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十大好书、两届豆瓣年度作品等。
已出版诗集《石头凭什么呼吸》，非虚构作品《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生死课》等，同时在多家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思想随笔数十万字。
部分摘录：
多年后，我和母亲站在岚皋车站里，找不到下脚处。院子里全是墨水，人群无视地来往，不顾及头顶和鞋袜被打湿，只是偶尔躲避车轮。墨水是他们与车轮一起亲脚踩出的，消灭了一切成形的东西，连一团污泥也不能幸免。我从来没见过一块地方，被践踏得这样彻底。这像是在一场葬礼上，所有的人身着黑色，无人出声，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雨水，消除了一切声息。
母亲说不行，这样不行，她必须吃点什么，不然肯定会在车上呕吐。我们踩着墨水穿过院子，买了两个饼子，不是烧饼也不是煎饼，像这个车站里的其他事情一样，分不出质地，也分辨不出味道。我和母亲坐上了车，我们一人一个慢慢地吃着，我发现我和妈妈的习惯是一样的，上车前一定要吃饱东西，这使人安心，又似乎有些抑郁。雨水隔着脏玻璃流下，旧的水流痕迹沾在了玻璃上，新的水流洗不掉。这个院子里也有一个厕所，厕所里的气氛较为宁静，我注意到附近院子里的一个水龙头，水龙头地下裂陷的石板长了苔藓。不知为什么，在车上我感到特别难过，似乎是诀别。我开学从八仙下安康，母亲与我同行。我其实有些不习惯，却不能表示出什么，似乎隐隐感到，这是最后的一次同行。
从安康回县之前，她提出去看火车。
我并不情愿，此前她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替我洗衣服，已经使我有些难为情，那个院子正对着女生宿舍的后窗。为了拆洗被褥，她似乎还去找了伙房借东西，洗衣台人来人往，我所有的同学都会看见。那时候，有个母亲来看望似乎总有点损失面子，把自己不容易长大着的年龄往后推了几岁，何况母亲来自乡下，连县城都不是。这也是她要去看火车的原因。我也没有看见过火车，虽然在城里偶尔能听见汉江对面的汽笛，拉长的尾子到这里还剩下一点。母亲的提议使我的好奇心减弱，但她微笑着，似乎很坚持，我很少在母亲脸上看到这种神情。
我们走上了去火车站的路。从兴安门出城经过汉江大桥，顺着去西安的公路，一直走到一处大斜坡下面。我穿着布鞋，不适合这种水泥路，脚趾有些酸了。这是父母没给我买球鞋的结果。他们只知道布鞋或者解放鞋，父亲认为穿球鞋就是为了踢足球，实际上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是他不赞成的运动。我想买的其实是网球鞋，这更说不出理由，学校里根本没有网球。
斜坡上头似乎有些建筑，有些人往上走。母亲说，是这上面吧。我却坚决认为不是。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坚决地认为不是。我也许看起来并没有生气，只是有一点严肃，母亲却带有一丝微笑，这微笑显示出母亲知道我的心理，我感受到了这一点就更严肃。我的理由是火车站会建在江边，铁路从坡上往下走，离江岸越来越近，等到距离消失就是火车站了。没有把车站建在高坡的道理。我的这个理由不知从何而来，但在当时却似乎有确凿的根据，我带着母亲往前走，一直走了好几个路口，母亲似乎认同着我的定论。看到了坡上植物缺口处的铁路，甚至驶过的火车，铁路似乎确实离江边越来越近，其间母亲似乎也提过一两次小小的质疑，我自顾往前走，她也就跟着我。但我忽然明白没有希望了，火车站不在前方。
脚酸变成了崴痛，我停了下来，我想到母亲的脚同我一样，她也穿着布鞋。这个想法更让我生气。我知道自己真的生气了。并不是为着洗衣服，穿布鞋，或者刚才的错误，只是这相同让我生气。母亲仍旧温和地笑着，看着我，虽然以往她并不是个一直沉默的人。我知道我没法发出火来。我们又往回走，一直走过了汉江，到学校时双脚已失掉了知觉。
以后想起来，那天我们走了二十里地，却没有走到火车站。但在一处山坡缺口下，我们看到过桥梁上的火车。在几株植物的掩映下，火车一截截的身体奔驰而过，看上去是严肃的铁灰色。在看不见的地段，火车发出的鸣叫像是动物，却又不是任何一种家养的牲口。这是我和母亲第一次看到火车。这大约也是她微笑的原因。母亲那一辈人中，没有人看到过火车，连同修三线的幺舅和舅娘，他们卖劳力打好了路基，连铺铁轨都没有看到就回来了。母亲去世多年以后，幺舅和舅娘被表弟接到深圳，坐了火车，还乘了飞机。幺舅娘重复地说，坐飞机感觉好，像在地上一样平。
那时我知道，母亲说的是对的，斜坡上头正是火车站。只不过那天往回走的途中，我们没有去证实。这架斜坡实在太长了，跑车站的三轮只送到一半，到车站要多加三块钱。不管带着多少东西，我们通常是慢慢走上去，一直到看见迎面的“安康”两个行书大字，镌在候车室的正面，车站似乎是和洪灾后的汉江大堤同时新修的，显得很气派，实际上是把一座黄土的山头削平了。
有几次，我站在安康城一处亲戚家屋顶上，隐约看见火车从对岸山坡驶过，拖着长长的车厢，进入隧道之前鸣笛，像是虫子入土，发出一种远大于体格的锐声。高中期间，我没有再去过那里，听起来那是一个凶险之处，发生着宰割、抢劫和火并的故事。从城中心到车站，无法开设公交线路，长年被三轮车把持，说不清那些司机的来源和身份。他们就像是从脊背上控制着这个城市的一帮人。
暑期回家，哥哥讲了他一个同学的事。这个同学叫辣子瓣，在“斧头帮”老大“和尚”犯轮奸案坐牢之后，就成了县城第一高手，曾经拿一条桌子腿单挑“高氏三雄”。一次他路过安康火车站，在候车室等车，遇到几个恒口地痞调戏一个姑娘，追到辣子瓣面前。辣子瓣起身干预，还没怎么动手，对方手指缝里藏着刮胡刀片，冷不防捎了辣子瓣脸腮一下，辣子瓣脸一冷，手一摸已是一条鲜血，不由大怒。放开拳脚，不一会儿几个地痞都前仰后倒，警察赶到，辣子瓣捂着脸申明情由，不料姑娘已杳无踪迹，幸亏周围人作证，警察平时大概治不了这帮小流氓，乐得顺水推舟一并押送到派出所，还给平中打了一个电话，称辣子瓣为“有正义感的好青年”。辣子瓣回到平利中学，受到了学校表彰，当年高中毕业招兵，辣子瓣虽然脸上破了相，仍旧挂红花入伍，风风光光地离校了，成了“斧头帮”高手中修成正果的一位。这个故事，却更使我对火车站心怀敬畏，以为非辣子瓣那样的高手，是不能稍有言语举动的。
直到考上了大学，第一次经过候车室。最清晰的印象，是厕所小便池壁铺着瓷砖，一排细长的水柱流下，永远在无声地冲走人的混浊，瓷砖却依旧洁净。厕所屋顶是斜的山墙，有处墙体似乎受潮了，年代一久，透出青苔的底色，使我感觉离开了车站，回到记忆中的某个地带。这和汽车站的厕所不一样，那里的厕所挡板上总是有和生殖器有关的涂鸦，又在敏感点添上烟头的烧灼，似乎是在实行着某种私刑。后来变成黑乎乎的一串传呼机号码，再后来是手机号。我后来知道，火车站的厕所挡板内容也一样，但却总去不掉那幅无声瀑流的印象。
候车室的房间很高，屋顶挂着的吊灯似乎从没有亮过，但室内依旧敞亮。座椅上各样的人，衣服大抵是不起眼的青蓝，整个像是一块打着各色补丁的大布。人们说着来自各县的口音，有着大致相同又区别于安康城内的音调，倒使我有同类的安心。似乎安康本城的人多数不活动，倒是我们这些外县的人围绕着来往。有次听着一家口音熟悉的人，看上去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要走到极远的地方，有种奇异的亲切，似乎预支了他方偶遇的乡愁。
没有料到，严峻的记忆来自候车室之外。第一年寒假收假，大雪封住秦岭，我提前一天到安康买票，售票厅的人头让我又想起了县城的候车室，这里虽然叫作厅，其实也就是一间大房子，比县城的候车室大上两倍，却容纳不下全地区的出门人，人一直在广场上排成了扭曲的长队，最后收成几束，进入挤爆的大厅。人群太挤，广场上也感觉不出寒冷。等我终于排到了售票厅里，还没有进入近乎象征着购票保障的单行铁栏，在售票窗口出现了拥挤，似乎人们突然发现只剩了一张票，立刻拥挤起来。这时我看见几个警察蹲踞在铁栏上，手里拿着类似短棒的东西，后来我想大约是警棍，但当时感觉起来更像是类似洗衣棒的棒子，向着忽然骚动起来的人群头顶打下去。我心中强烈地震动了一下，似乎售票厅里马上会一片骚乱，浪头会扑灭那几个蹲在高处的警察，与其说我是为人群不平，不如说是担心他们。但是情形相反，涌动的人头顺从地被几根棒子打下去了，像是在一个正常孩子身上突然发作的羊角风被大人强力压下去，人群继续安静地买票，刚才的骚动无影无踪了。
我得以继续排队接近售票口，心里却想到，要是刚才我在那群人里，棒子是否也会落到我的身上，虽然我是一个大学生，看起来不是扰乱秩序之辈。刚才那股涌动起来的人头里面有些什么人，或许并不只是背上扛着蛇皮袋铺盖卷的民工。但他们此时也全归于无声。我排到了窗口，警察们继续蹲在我头顶监督着，这时看起来是最可靠的保护者。我注意着自己的举止最合乎规矩，掏出学生证，让他们在心里肯定地说：嗯，这是一个大学生，他不会做任何不规矩的事。
但第二年暑假，我仍旧领略了人生中初次严重的屈辱。我在城中心汽车站搭三轮车，刚站到路边，被强行拉上了一辆车，看到这辆车上只有我一个人，相邻的一辆车上已经有三个，于是心意一动，下车到三人的那辆上。这引起了先前车主的愤怒，立刻来拉我下车，虽然被第二辆车的车主挡住了，他还是站在车头蛮横地骂着“碎，你下来，我捶死你”之类的话，总之是安康口音的骂人话中最毒的那种。高中三年中，我一听到这种骂声就头皮发麻，现在他一边把安康话中所有最恶毒的话都扔了出来，一边又往车上扑，要来打我，被第二辆车的车主挡开，他就把嘴里嚼了半截的甘蔗扔过来，甘蔗和碎渣子扔到了我的脸上，我似乎像被定住了一样，一声不响，心里的惊涛骇浪像售票窗口的人群，瞬间涌起又凝固，就是无法迈出跳下车和他拼命的那步，其间只隔着一条线，却永远也迈不出去。我的脸像安康郊外随常可见的石炭窑子，烧得要燃起来，却终究在心里闷熄了。这就像是一个比死亡还要残忍的过程，只有这辆三轮的车主是唯一的保护者。总算开车走了，车主开着车转头对我说：“刚才要不是我挡住，你今天就着了。”又说：“往后上了谁的车，不要随便下。”我心里这会儿愿意相信他说的话，虽然我上那辆车差不多是被强拉的。刚才的灾祸，不管如何是过去了。
但是车走到火车站广场斜坡的脚下，有两个人却下车走了，他们并不是到火车站。三轮车轰轰地又把我拉了半截，到了平时停车的地方，我掏出三块钱车费，车主并不接，看着我说：“刚才这趟上坡只拉了你一个人，你要多给五块钱。”我说车上还有一个人啊，车主却说：“他是跟车的。”那人也看着我，他虽然是外县人的面貌，却不出声。他脚下还放了一个黑色编织袋，但并没有提袋子下车的意思。我才明白他是车主专门找的外县人，平时就坐在车上招徕生意的。我问能不能少点，车主短促地说不行。我掏出八块钱给他，下了车，一个人爬着斜坡，脚步无比沉重，像是走不上去。心里充满了被骗和自责的难堪，似乎刚才的多付钱，比上车时的情形更屈辱。脸却再也烧不起来，只剩下完全的灰暗的沉重，像是人生中所有的自尊被从此摧毁了。
火车站是个比汽车站严肃得多的地点，这是我不断加深的认识。汽车可以留下来等人，人也可以爬到它的顶上去绑东西，它随时都可以停下来。火车却是一种不等人的东西，我从来都不能想象它在途中刹车，小学课本上学到的火车刹车的情节都和人命及英雄行为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让人无比崇敬又胆战心惊的事。但最严厉之处仍旧在站上，在检票口，比起进站，出站的时刻更严峻。
有一次在重庆菜园坝，送完人我有些心慌，因为站台票一时找不到了，担心自己出不去而被扣起来。出站时候被查扣，是火车站带来的另一重畏惧，自从进站上车，一次次地被查票，在车上还可以罚款补票，只要不是罪犯或者带有危险品，都有弥补和含混过去的机会。出站这次却似乎是性命攸关的。整趟路线都走完了，还有什么补救的余地？拿什么证明你的动机？面对查票的出口，像是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没有票证，就是罪犯。我曾见过在出站口被扣下来的人，他们似乎还在跟穿制服的人交涉，但我不敢去想等待他们的后果是什么，从此定将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