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21世纪的育儿理论中，哈利·哈洛与依恋理论是一定无法绕开的。本书揭秘了哈利·哈洛在20世纪进行一系列以恒河猴实验（代母实验）为代表的惊心动魄的心理学实验。这一系列实验虐猴无数，却为一代婴儿夺回了父母之爱。正是这一系列实验，颠覆了以约翰·华生和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对育儿理论的垄断，改变了“母爱对孩子的成长有害”“拥抱和关爱对孩子毫无益处”这些盛行于20世纪早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与教养观点，助推依恋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明确社会联系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性，为当代的育儿理论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哈利·哈洛是一位非常富传奇色彩的一位心理学家：有人说他的理念至少提前30年，他的研究改变了世界；有人说他是用猴子做实验的残忍的心理学家；有人说他对女性的态度是大错特错的；也有人说如果没有他，还会有很多孩子悲惨长大。围绕着哈利·哈洛的争议从来都很多，而本书就为我们呈现了这位传奇心理学家精彩的一生。
如果你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这本书如同教材一样，是你不可错过的学业补充读物；如果你对心理学感兴趣，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本由普利策奖得主撰写的精准还原20世纪颠覆性心理学实验的书籍；如果你是父母或儿童教育从业者，这本书会告诉你依恋力量在亲子关系、儿童教育中的强大作用。
作者介绍
德博拉·布卢姆（Deborah Blum）
普利策专题报道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奈特科学新闻项目（Knight Science Journalism
Program）主任、全美科普作家协会前主席。
1976年在佐治亚大学获得新闻学学位，之后在报业工作多年，并在1992年因为一系列关于灵长类动物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的调查获得了普利策专题报道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担任新闻学教授15年之久。2015年，布卢姆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奈特科学新闻项目的第四任主任，其工作主要是培养和提高记者撰写具有人文情怀的科学报道的能力。
作为一名科普作家，布卢姆出版过多部作品且广受欢迎。其中《猴子战争》（The Monkey Wars）被美国《图书馆杂志》评为“年度科技图书”，《大脑中的性》（Sex on the Brain）、《投毒者手册》（The Poisoner’s Handbook）均在出版当年就成为《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
部分摘录：
如果真的爱孩子，就跟他保持距离 孤儿院里那些令人灰心丧气、不敢相信、惨不忍闻的事情可以总结为一句话——那里的人是儿童杀手。
他们一直都是儿童杀手。18世纪欧洲的文献记录得很清楚。1755～1773年，佛罗伦萨的一家孤儿院共接收了15 000名婴儿，但2/3的孩子没到1岁就夭折了。大约同一时期，由于西西里的孤儿院死婴太多，附近的居民甚至建议在孤儿院的大门刻上一句箴言：“此处公费杀害儿童。”
据19世纪美国布法罗市（Buffalo）收容鳏寡弃幼的圣玛丽救济院记载，1862～1875年，该救济院为2 114名儿童提供了容身之所。超过半数的孩子在一年之内就离开了人世，大多数幸免的儿童都是有母亲陪伴在身边的。“这里的婴儿都是人工喂养的，尽管我们尽可能地在食物、通风、清洁卫生等方面给予他们关怀和照顾，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没能存活下来。”
尽管如此，婴儿、蹒跚学步的幼儿、学龄儿童甚至青少年还是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些孤儿院。在这些孤儿院里，每当一个孩子死去，都意味着为下一个孩子腾出了地方。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传染病，孤儿院的医生其实并不明白它们的起源，只好徒劳地与之对抗。孤儿院里，霍乱如洪水一般泛滥，同样肆虐的还有痢疾、白喉、伤寒和猩红热。可怕的痢疾是一种慢性疾病，这使孤儿院里经常弥漫着大便的臭味。根本不可能把这些粪便冲洗干净，因为缺少铺设水管的工人，没有热水，甚至连肥皂都不够用。当然，在抗生素和接种疫苗不知为何物的日子里，在没有发明氯水和巴氏消毒奶之前，感染横行的地方并不仅限于孤儿院。在美国，1850～1900年出生的孩子，有超过1/4在5岁以前就夭折了。不过，孤儿院是各种感染和传染病集中暴发的地方。从表面上看，孤儿院培养细菌的效率可比养育孩子的效率高多了。儿科医生可以给你讲出许多发生在孤儿院的可怕事情。
1915年，一位叫亨利·蔡平（Henry Chapin）的内科医生向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Pediatric Society）提交了一份报告，即《提供更精确的孤儿院统计数字的请求》。蔡平在全美调查了10家孤儿院。无论是以当时的标准还是以如今的标准来衡量，他记录的事实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10家孤儿院，除一所之外，接收的儿童在2岁以前全部夭折。听到这里，他的一些医生同事站了起来，不是因为愤怒，而是要再揭露更惊人的事实。一位来自费城的内科医生痛苦地说：“我与这个城市里的一家孤儿院有过联系，在这家孤儿院里，所有年龄在1岁以下的婴儿来到孤儿院之后的死亡率都是100%。”在此之后，蔡平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建立一个收养遗弃儿童的体系而奔走呼吁。这并不是说他觉得那些收养儿童的家庭会更加善良或者更加温暖，而是他希望这些孩子在这些家庭中不会那么快就夭折。
在蔡平那个时代，多亏了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以及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医生们才明白了他们一直面对的敌人原来是显微镜下的病原体。他们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些无形的病菌是如何传播的，但他们最自然、最合理的反应就是把患者与健康的人分开。一些医生，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路德·霍尔特（Luther Holt），极力宣扬这一做法。作为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儿科医生，霍尔特把控制儿童感染当作一生追求的事业。他督促父母把家里打扫干净，以免滋生细菌。在医生的眼里，父母也不是那么干净，他们都是潜在的病菌携带者。霍尔特一直坚持父母应尽量避免与孩子近距离接触。
在霍尔特之前的时代，在美国，父母通常和孩子睡在同一间卧室，甚至同睡一床。霍尔特为此领导了一项旨在让孩子独处一室的改革运动，不让把婴儿放在父母的房间。父母在照顾孩子前要先将双手洗净，要避免亲密的身体接触。毕竟，还有什么事情比亲吻孩子更糟糕？大家都知道，嘴唇可是赫赫有名的病菌传播渠道啊。
父母们可能对减少与孩子接触的做法还心存疑虑，但霍尔特的同事们对此却坚信不疑。在1888年出版的《主妇手册》（The Wife’s Handbook）中，内科医生阿瑟·奥尔伯特（Arthur Albutt）也警告所有的母亲，说她们的触碰也许会给婴儿带来病菌。奥尔伯特说，如果母亲真的爱孩子的话，那就应该在触碰孩子之前洗手，而且别太“宠”孩子，别跟他们接触过多。在这本书中，奥尔伯特对婴儿的称呼一直都是“它”。奥尔伯特认为，只有这样养育孩子，它长大之后才可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20世纪早期，出于对预防感染的追求，医生开始采取隔离原则，并把卫生、干净的环境当作神圣的准则。在医生眼里，父母都是潜在的病菌携带者，所以他们认为，真的爱孩子，就应该跟他保持距离。
在孤儿院里，从门口到窗户挤得满满当当的都是被遗弃的孩子，因此没有办法将病童与其他孩子隔离开。不过，管理者还是尽最大努力想办法让孩子们活下来。根据医生的指示，房间的窗户被打开，孩子们睡觉的床铺被分隔开，工作人员尽可能不跟孩子发生肢体接触。婴儿被放在有蚊帐、消过毒的婴儿床上，旁边放着一个干净的奶瓶。这样就能保证其他人不用接触婴儿床里的孩子。
20世纪早期，这种超级洁净、无菌包装的环境简直就是医学界最理想的疾病防控手段，除此之外，最安全的办法恐怕就是把孩子重新送回娘胎了。德国有一位叫马丁·库尼（Martin Cooney）的内科医生，发明了一种有玻璃墙壁的早产儿保育箱。那时候早产儿迟早都会夭折，所以父母通常把他们交给医生处理，医生们又都把孩子转交给库尼。库尼本人则到世界各国旅行，带着这些婴儿参加各种展览，推销他的保育箱。后来，他在库尼岛（Cooney Island）定居下来，并成功养育了5 000多名早产儿。1932年，他从迈克尔·里斯医院（Michael Reese Hospital）租借了一些婴儿，参加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并向公众售票，展览他的婴儿保育箱。玻璃盒子里的婴儿宛如一个个医学奇迹，因为在此之前，早产儿都难逃夭折的命运。库尼说，对他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说服孩子的母亲把孩子领回去。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孩子的母亲跟玻璃盒子里的孩子好像完全没有了关系。
消毒与隔离成了医院日常工作中的神圣法则。霍乱、痢疾以及无法解释的高烧开始逐渐消失。孩子们还是会生病，不过生病的原因不再那么神秘和不可解释了。医生的立场是：处理传染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患者和其他人隔离开，人类健康最危险的敌人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当时的医疗报告写得如同描述战况的战报，任何人都没有安全可言，任何人又都是危险源。其中一份报告出自芝加哥内科医生威廉·布伦尼曼（William Brenneman）之手，他探讨了医务人员在病房里到处走动的危险：那些实习医生从不把他们的感冒、咳嗽或者咽喉痛看作对患者的威胁。布伦尼曼不无讽刺地补充说，医生们以为只要把白大褂的扣子从上到下扣得严严实实，他们就不会把病传染给别人了。
布伦尼曼在芝加哥的儿童纪念医院（Children’s Memorial Hospital）工作。他认为，孩子们的病房和集中营差不多，至少就感染疾病的可能性而言是类似的。他回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俘集中营，那里的医生发现，俘虏身上爬满了链球菌。难道医院病房有什么不同吗？测试表明，该医院的122名医务工作者中有105名在细菌测试中呈阳性，而该细菌会导致致命的肺炎。“链球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俘营里导致了什么后果大家都知道，在类似的拥挤的环境下，在类似的频繁的接触中，我们每时每刻都很清楚婴儿病房里链球菌的厉害之处。”孩子们待在医院的时间越短，布伦尼曼提出的规则就愈加适用。他督促医生把患者全部送回家；如果患者无家可回的话，就把他们送给别的家庭收养，而且越快越好。如果他们不住院治疗就不行呢？那就把病床推开一些，迅速把孩子包好，可以的话，连护士也别让碰。
哈利·巴克温（Harry Bakwin）是纽约的一名儿科医生。他对20世纪30年代的儿科病房是这样描述的：“为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以往开放式的大病房换成了现在的小病室，带着面罩、包着头巾的医生和护士消毒得非常彻底，轻手轻脚地在里面走动，唯恐自己的走动会荡起细菌。医院严禁父母探访，工作人员与婴儿的接触也是越少越好。”有家医院甚至“设计了一种盒子，盒子有推进推出的阀门，还给服务人员设计了类似套袖的东西。婴儿被放在这样的盒子里，几乎不用人手就能够照看”。按照这样的标准，完全健康的孩子应当是独自躺在一尘不染的无菌病床上的那个小女孩，来访的只有那些戴着手套和面罩的成年人，他们会迅速地给孩子喂药，喂消过毒的牛奶，或者洗得干干净净的食物。
约翰·B.华生，针对母爱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认为，医院和孤儿院的情形对当时最为流行的两种观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一是崇尚消毒、无菌的环境，并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其二就是儿科医生认为，触碰、搂抱和哺育孩子只是愚蠢的母性冲动。不仅医生持有这样的观点，研究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家也一样，他们认为：“搂抱、抚慰孩子的做法对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样做也许是给孩子们帮倒忙。”
对于这一点，也许没有谁能比心理学家约翰·B.华生（John B. Watson）更有信心。华生曾任美国心理协会主席。人们对他领导的改革母爱种种弊端的运动仍记忆犹新。华生警告说：“在忍不住想爱抚孩子的时候，请切记母爱是一种有害的东西。”过多的搂抱可能会让婴幼儿不高兴，对青少年来说则简直是噩梦。它会给孩子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甚至使孩子无法迈入婚姻的殿堂。华生还警告说，所有这些影响发生的时间可能短得让人吃惊，“短短几天就可能对孩子的性格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华生派的心理学家认为，母爱是一种有害的东西，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因此，心理学家的第一要务就是减轻这种影响。
按照这种观点，对孩子而言，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由母亲来养育。由母亲养育就意味着要睡在摇篮里，被母亲搂抱，被母亲宠爱。华生认为，这种养育方法会使孩子变得软弱。溺爱孩子的父母，尤其是母亲，赋予孩子的只能是“软弱、保守、谨小慎微以及自卑”。华生在他的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阐述“母爱泛滥的危险”，他在文中警告说，溺爱孩子的父母最终将养育出牢骚满腹、不负责任、依赖性强的孩子，这种教育方式无疑是失败的。
华生是闻名全美的学者，备受敬仰。他口才极好，是个充满激情、意志坚定、极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他的追随者也由此被称为“华生派心理学家”。
华生认为应当对人类的情感加以控制。他认为感情是无条理的、复杂多样的，任何一位科学家，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应该对情感加以控制。由于这个原因，他很愿意研究人类的情感。不过，他的研究只是为了表明人类的情感与其他行为方式一样是可控的。与他的同事们一样，他也要为心理学在科学领域中争取到合法的地位，争取的方法就是让心理学像物理学一样具有不夹杂任何感情的精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