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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电子书下载

经营管理 2年前 (2022-07-13) 1302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及其团队新作
首部观察中国平安集团32年发展历程的传记作品
辉煌再现中国平安从蛇口到全球的创变之路
平安,正在迈向一个打破金融边界、引领商业创新的新时代。
作为长期关注新商业文明和企业创新的研究者与媒体人,秦朔及其团队对中国平安集团的发展进行了十多年的观察与记录,本书正是观察的成果总结。书中全面记录了中国平安集团32年综合金融发展历程,及其近年来深化“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构建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智慧城市等生态圈的历程。
中国平安集团成立于1988年,在2018年、2019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连续跻身30强,备受世界的关注。它的名称冠以“中国”字样,但又不是央企,而是从地方性的股份制企业发展起来的混合所有制的现代公司,是大陆规模*大的非国有企业;它的主要领导人从企业创立至今,一直都是马明哲先生。这样一家规模巨大,同时依然保持旺盛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的企业,堪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创新发展的标杆案例。
变,是平安不变的宗旨。如今的平安正努力成为一家科技巨头企业。通过持续的高投入,平安已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等方面掌握多项核心技术,并转化为前端应用型产品,给整个产业带来积极改变。勇立科技潮头的平安,正努力实现“科技赋能金融,科技赋能生态,生态赋能金融”的正向循环。

作者介绍

秦朔,知名媒体人、人文财经观察家,《南风窗》《第一财经日报》原总编辑,新媒体品牌“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部分摘录:
30多年前,公司在蛇口招商路租来的一间440平方米办公室开业,扣除洗手间和通道,办公使用面积仅200平方米左右。平安提出一年完成500万元的保费目标,这一目标仅是中国人保保费的几千分之一。很多老同事都是内地的干部,刚到深圳,无法解决住宿问题也毫不介怀,白天一起骑自行车跑业务,晚上回公司打保单,夜里就睡办公室地板。”这是马明哲回顾平安创业之初时的记忆。
每个老平安人聊起这样的故事,都如数家珍。
平安人深知,改革者当自强。如果平安创业失败,不只是一家公司之失,而且意味着保险业改革方向的失败。那样,保险市场还将延续一家独大的局面,并非一个真正的市场。
当初批给平安保险“准生证”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特意让人给平安递话,转达她的希望:“要把平安保险办成改革的产物,而不是改革的对象。”
这句话意味深长,含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改革,希望平安锐意创新,带动竞争,体现改革精神,而不是和过去的体制机制一个样;二是也要稳中求进,不能出现大的问题,那样改革也推进不下去。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整个经济改革中的政策基调。初创的平安,规模虽小,责任重大。
“挑了一块最难啃的骨头” 平安创业初期,商业保险的概念还很超前。在筹备过程中,即使在思想解放的蛇口,也有不少人说闲话,“保险公司自己保险不保险,都是一个问题”,“靠平安这点资本,根本活不了多久”。就连蛇口社保公司的一些员工也不愿意加入平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收钱去做投资的,“手里有钱才是老大”。更有人说,广东人讲究吉利,卖保险首先要给人家讲风险,可能会被认为是在谈论丧气之事。
蛇口工业区一位领导对马明哲说:“你是挑了一块最难啃的骨头给自己!”
但所有怀疑,都低估了平安的主观能动性。
事在人为。一拿到中国人民银行的批文,按奈不住的平安人就开始到市场上找饭吃。
1988年4月15日,深圳特区招商蛇口工业区房地产公司(招商地产前身)和平安签了第一张财产险保单,保险金额为3072.1万元人民币,保费为43998元。这张保单在当时堪称一笔“大买卖”。
4月28日,平安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再次提到“希望把平安保险办成改革的产物,而不是改革的对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既然选择了改革,就要勇担改革的艰难,还要严格自律,注重合规和风控。否则,“弄潮儿可能变成闯祸者”。
董事会决定,由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刘鉴庭出任第一任董事长,马明哲任公司总经理。刘鉴庭说:“平安来之不易。我们要深刻领会‘改革的产物’和‘改革的对象’的不同含义。公司的起点一定要高,路子一定要对!”
第一届董事会成员还包括:深圳工商银行方面的董事谭平、何润成、赵代喜、何沛泉,招商局方面的顾立基、刘昌汉、陈尚武、李振南等人。在这次会议上,还制订了平安短中长期的战略规划:
初期(1~3年),在深圳市内建立三个分公司,20~30个办事处及50个代理点,全面开展业务;
中期(3~5年),在国内四个经济特区、海南省、14个沿海城市及香港建立分公司、办事处及代理点,经营人寿险以外的一切险种;
长期(5~8年),基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分公司、办事处及代理点,经营国内所有保险险种。
一年多后,1989年8月,在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上,上述规划被修订为平安的十年战略。这也是平安第一个十年战略,其中提到:
短期(1989年9月—1990年12月),形成总公司—分公司—办事处架构;
中期(1991年1月—1993年12月),将“平安保险公司”改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长期(1994年1月—1998年12月),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改名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
平安的架构后来严格按照了这份时间表的进度,每一步几乎分毫不差。
先生产,后生活 创业初期,平安员工住的是6至8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有的人直接睡在了办公室。事实上,当时的首要工作还不是推销保险产品,而是向大众普及“什么是保险”“为什么需要保险”等知识。他们四面出击,苦口婆心,几乎天天加班。
当时,平安租用的办公大楼里有一家银行的金库,每晚7点要检查清场,全楼不能再有人。平安的员工只能晚上6点半关灯,藏起来不作声,等保安巡过了,再开灯工作。公司第一笔资本金到位了3000万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平安人不舍得随便花股东一分钱,公司仅有一台汽车,平时开出去,只要一到目的地就立马熄火,为的是节省油费。
团队成员每天挨家挨户拜访“准客户”。人们觉得很新鲜,偶尔还有人问:“你们卖的保险柜都有什么尺寸?”有业务员到公安局展业时被质问:“一个城市怎么可以有两家保险公司?如果有两家公安局,谁管谁?”
保单是跑出来的。平安的业务员一上班就离开办公室,每人骑一辆自行车,顶着烈日,穿街走巷,挨家挨户“扫楼”。中饭常常是随便在外面买两块面包。晚上回来每个人的脸都晒得通红,每天起码要完成拜访十个以上客户。
由于公司没什么名气,业务员必须揣着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去展业,证明自己不是“无照经营”。看到他们实在辛苦,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把一辆要淘汰的面包车拿来支援,他们立即把公司名称和标识直接刷在车身上,当作广告。
现任平安产险董事长孙建平就是当初最早出去展业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他从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国有大型造船厂工作。船厂有一两万人,论资排辈,住房按职级和年限分配,从师傅们的现在就能看到他的未来。
1988年三四月间,已经工作三年多的孙建平想动一动,来到蛇口。他寻摸到当时还没有开业的平安,33岁的马明哲面试了26岁的他。和孙建平一起被面试的其他几位应聘者都有保险从业经验,很快就被录用,而他是搞船舶的,显得专业不对口。但马明哲和他聊着聊着,觉得懂船舶的人将来可能会在水险业务上用得着,就让他留下了。
孙建平回上海办离职手续,流程烦琐,以致错过了平安开业剪彩,也没赶上合影,至今都觉得有些遗憾。但入职后,他并没有去做水险,而是直接去做了业务员。平安的要求是,三个月到半年是试用期,保费要做到50万元,不达标就要离开。“这是大家都要遵守的规矩,”孙建平对我们说,“就算现在让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去做50万元保费,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而平安当时就定了这么高的目标,能通过的人都挺厉害的。”
孙建平被派到深圳总代理处。说是总代理处,其实只有四个人。领导丢给他两本关于保险的书和五盒名片,让他一边跟着跑,一边跟着学。
当时深圳的企业客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来料加工企业,一类是贸易公司。孙建平主要跑中央企业在深圳的贸易公司,虽然每笔业务保费都不小,但攻下来却不容易。国贸大厦是深圳的地标,也是外贸公司最集中的地方,有几百家各类贸易公司。孙兵(后任新华保险总裁)和孙建平就从位于51层的深圳房地产公司开始往下“扫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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