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历史学家不断地在镜子里照见自己，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探索自己的身份：历史学家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是提问者，也是被提问者。要处理某一时代不容易被直接证实的“普遍共识”，显然是传统史学的禁区。阿赫托戈借助细致的洞察力、扎实的文献功底和强大的分析能力，踏入传统史学禁区，探讨历史学家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究竟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
古希腊历史学家、“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不朽之作《历史》不仅记述了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重大的历史冲突，而且也是西方对文化差异问题最早的探索。弗朗索瓦·阿赫托戈集中围绕文化差异这一问题，就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如何表现这种文化差异进行了探究与阐释。他通过考证希罗多德笔下的非希腊人，也就是斯基泰人的风俗和信仰，来分析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是如何描述、理解一种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又是用什么语言、修辞和哲学手段把他的文本塑造成一面镜子？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改变着我们对“历史之父”的理解。他笔下的希罗多德与其说是一位成功的希腊的编年史家，不如说是一位追求与众不同的杰出作家。
阿赫托戈借助细致的洞察力和扎实的文献功底，为当代人理解希罗多德的著作提供了强大的新工具。读者不仅可以跟随作者在书中找到阅读历史的方法，体会新发现的乐趣，尤其难得的是能在回溯中现场观摩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如何在早期研究中探索历史学的根本问题。
作者介绍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ois Hartog)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新史学”代表人物。1946年生，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历史学教授，任古典和现代历史文献学教席，同时也是路易·谢赫耐古代社会比较研究中心和历史研究中心(CRH)的成员、世界权威历史学术期刊《年鉴》杂志的十五人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年，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成为历史学家协会的六十名初始成员之一。
阿赫托戈深受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德国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影响。他始终关心的问题包括：关于文化边界和他者的思考、时间和时间观念的流变、古代史和对古代历史的使用。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常常是跳跃式的，从不局限于单一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而是在时空中穿梭和捕捉流变。其主要作品有《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出发去希腊》《希罗多德的镜子》《灯塔工的值班室》《古代人，现代人，野蛮人》《尤利西斯的记忆：古希腊的边界叙事》《历史的证据》等。
部分摘录：
斯基泰王国在哪里？ 斯基泰是荒漠之地（erēmía），是边塞地区（eschatiá）：那是世界的尽头。权力和力量把普罗米修斯带到这里，在宙斯的命令之下，把他捆绑起来。权力说：“我们现在到了偏远之地，正走在斯基泰的地域上，走在无人烟的荒漠上。”[1]阿里斯托芬把“斯基泰的荒漠”这种说法用在了一个人身上：的确，他的喜剧有一个人物，名字就叫“斯基泰的荒漠”（Skuthon eremia），意思是说，他是一个粗蛮的野人，而且没有朋友。[2]很久之后，昆图斯·库尔克（Quinte Curce）又把这个词接过来，让它从斯基泰人自己的口中说出来：在大流士、亚历山大征战斯基泰之后，他也成功地出征讨伐，就在要穿过塔纳伊斯河（Tanaïs）[3]的时候，他接待了斯基泰的一些使节。使节为了不让昆图斯·库尔克去攻打斯基泰，提醒他说，斯基泰王国的空间不同寻常，斯基泰人是不会被抓住的。他们又补充说[4]：“好像连希腊的谚语也嘲笑斯基泰王国的荒僻。而我们却甘愿待在沙漠里，待在没有文明的地方，而不愿生活在城市和富足的农村。”事实上，有好几个这样的谚语：“像斯基泰一样荒僻”，是指“荒僻和极其野蛮”的地方，指“不会种地，不断更换居住地点的人”，“被遗弃的人……”。[5]希波克拉底的论文《论空气、水和土壤》（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不可避免地也提到斯基泰，但是他给出了准确的地理定义：“人们所说的斯基泰荒漠，是一个平原，有草地，没有树，略微有些灌溉之水。”[6]因此，这种说法或者用以指一个地方，或者以喻意的方式用来指一个人，但希腊人肯定知道这种说法。作为谚语，它表达的是荒僻、野蛮和偏远的意思。
塔雅达：《阿里斯托芬的形象》，里昂，1962年，第428段（J. Taillardat, Les Images d’Aristophane, Lyon, 1962, paragr. 428）。参照赫西基奥斯的说法，认为Euathlos（也许原籍是斯基泰人）只不过是个“没有朋友的粗人”。
斯基泰的确是远在天边的王国，在北方，在有人居住的世界的边缘，甚至在边缘之外。《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强调了斯基泰王国这种远在天边的特点：宙斯派人押送囚徒来到“遥远的地方”，而且“斯基泰的游牧部落”（hómilos）被描写成围着“死水坑”而居，是“远在天边”的偏僻地方的人（gās éschaton tópon）。[7]对于希腊城邦来说，eschatiá（边塞）是文明之外的区域；“那是远在‘天边’的地区，那里土地贫瘠，环境艰难，人居稀疏，靠近边境的大山，或者就在大山里；那里与边塞毗邻，消隐在城邦领地交接处的大山和森林里，那里只能见到牧人、樵夫和挖煤人。”[8]把斯基泰说成是“荒僻之地”，是相对于“可以居住的地方”（oikouménē）而言，也就相当于把它说成是位于城邦领土边缘的地方。
对这些从埃斯库罗斯一直到昆图斯·库尔克（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一代代人所传承的潜在的知识，希罗多德在《历史》的第四卷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的确，我们不能只满足于重复说，斯基泰王国是“荒漠地域”（eremia），是“边塞地区”（eschatia），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他指出，这片“荒漠”里面还有荒漠。斯基泰人不仅不是唯一生活在这里的群体，因为他们也分成好几个民族，而且在这片土地上还居住着不属于斯基泰“种族”的其他一些部落。希罗多德列数了这些部落，清点了各个部落的情况，划出了各个部落占据的领地。用历史学家自己的话说，一个北部民族的系列就这样组织了起来，在这些部落当中，“真正”的荒漠是无可争议的，因为这些荒漠是空间的极限，而且那里是人的语言无法描述的地方；荒漠是在斯基泰王国北部很远的地方，而且越是向北和东北走，景色也就越是荒芜。这后一种说法只能从总体上来看才是对的，但是从地势来看，那里是一片人烟越来越稀少的地方，一直到人们只是听说过的人生活的地域，据说阿里马斯普人（Arimaspes）和格里风人（Griffons）的脚长得像羊蹄子。[9]然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对“斯基泰人是野蛮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其他的人野蛮，而斯基泰人并不野蛮。
斯基泰人大概是北方最重要的民族，但是希罗多德认为，他们只是北方的民族之一。的确，他想避免简单化的形象，不愿意只把斯基泰王国说成是荒蛮之地，是远离人间烟火的地方。另外，斯基泰王国不仅仅远在天边，它还在希罗多德对土地的总体表现中占有一席之地。迈尔斯指出，希罗多德在写《历史》的时候，使用了好几张地图，特别是一张爱奥尼亚的地图。[10]然而，这些地图在制作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称：世界是以对称的方式，在穿越地中海的“赤道”两侧组织起来的，从赫拉克勒斯的石柱，一直到托罗斯山脉（Taurus），中间还经过西西里岛和德尔斐。北方是寒冷之所，南方是暑热之地；北方的冷和南方的热说明了当地的事物之状况。[11]比如，和斯基泰王国对称的，南部是利比亚，更准确地说是埃及。的确，当冬天来了，鹤便离开寒冷的斯基泰，飞到南方的地区去。[12]不过，对称还表现在尼罗河和伊斯特罗斯河（Istros）这两条令人吃惊的河上：伊斯特罗斯河在北边，尼罗河在南边。希罗多德提出的对称，通过他在作品中的一个假设得到了证明：让我们想象季节发生了颠倒，也就是说，一边是北风之神和冬天，另一边是南风之神和夏天，双方互相交换位置，这样一来，太阳“在穿过整个欧洲的时候，会影响伊斯特罗斯河，就像今天太阳对尼罗河的影响一样”。[13]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伊斯特罗斯河和尼罗河离“赤道”的确是等距离的，而且通过从西向东流经的河道，具体体现了太阳光所能到达的极限点，换句话说，那两条河就是爱奥尼亚地图上的两条“回归线”。[14]还不仅止于此。对称的原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具有肯定无疑的阐释作用。的确，只要我知道伊斯特罗斯河的水道，我就可以通过相似性的原理，推断出尼罗河的水道；采用这个原理，我也可以处理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尼罗河的源头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如伊斯特罗斯河发源于凯尔特，“从欧洲的中间流过，将欧洲一分为二，尼罗河也流经整个利比亚，而且与伊斯特罗斯河是一样的”。[15]最后，尼罗河和伊斯特罗斯河不仅在相同的纬度上（这是可以注意得到的），也在相同的子午线上：伊斯特罗斯河流入伊斯特里亚（Istria），而伊斯特里亚面对（antion）锡诺普（Sinope）。尼罗河则流入埃及，而埃及实际上面对山地奇里乞亚（Cilicie），而且从奇里乞亚一直到锡诺普，直线距离要走5天，因此尼罗河三角洲是面对伊斯特罗斯河的入海口的。
一旦提出了这种对称的原则，叙述者便可以根据相同的，或者颠倒的位置模式，来想象埃及和斯基泰王国的相对关系。比如暑热和寒冷各自影响着这些地区，并产生相反的效果。埃及人自认为是最古老的民族，普萨美提克法老（pharaon Psamétique）的实验也认为是这样[16]，而斯基泰人则说自己是“所有的民族当中最后才出现的（nḗotaton）”。[17]一般来说，北部地区是属于无知愚民的地方，而埃及人是掌握十分古老的科学的人。[18]本都的希腊人的确也指出，萨尔莫克西斯（Salmoxis）的历史中确实存在着这一距离：盖塔人（Gètes）是萨尔莫克西斯的同胞，他们认为萨尔莫克西斯是神，而希腊人认为，他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的一个老奴隶，然而，毕达哥拉斯和希腊大部分“圣人”一样，也曾经到埃及旅行，以接受教育。[19]因此，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在萨尔莫克西斯和埃及祭司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相反，埃及人和斯基泰人对外国“文化”（nómoi）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们都拒绝接受外国文化，特别是他们都一概拒绝接受希腊的“文化”。[20]况且，在叙述中，战争使他们之间产生了联系：在伟大的征服战争中，辛努塞尔特（Sésostris）[21]到过斯基泰王国，并且“征服了”斯基泰人。他是唯一征服过斯基泰人的人，因为大流士对斯基泰王国的征战失败了。[22]而当斯基泰人驰骋亚洲，使亚洲成为一片焦土的时候，法老却没有让他们进入埃及（通过给他们送礼，通过乞求他们而阻止了他们的到来）。[23]
在埃及和斯基泰王国的对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相似的地方。的确，如果我们像爱奥尼亚人一样认为，亚洲和利比亚之间，是由尼罗河划界的，那我们就应当认为，埃及是一个处在亚洲和利比亚之间的国家。[24]然而，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认为斯基泰王国是处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一片国土。[25]因此，这两个国家都可以被看成“位于两者之间”的国家。
据埃及的祭司说，辛努塞尔特不仅是征服者，也是埃及空间的真正的创造者。的确，在他之前，埃及“到处都是马和马车”，因此，那时的埃及是游牧者的地盘，是完全可以与斯基泰王国比拟的，因为斯基泰就是马车可以到处驰骋、到处都有马在吃草的地方。但是在辛努塞尔特出现之后，马匹和马车都消失了，因为他让人在整个领土上挖了很多运河：“从那以后，埃及虽然是平原地区，却变成了没有办法走马放牧，不能用马车的地方；原因就是那些数也数不清、四通八达的运河。”[26]开始时挖运河是为了给远离河道的城市供水。另外，辛努塞尔特将土地平分给人们，给每个人都分了大小均等的一块地（kleros），并规定了该交的税赋。如果河流冲毁了“均田”（kleros）的一块地，国王会派人来测量地块减少的面积，并确定减少相应的税赋。希罗多德把这种办法看成几何学的起源。[27]换句话说，埃及的空间创造了权力，而权力又把一个走马放牧的地方变成了划分、丈量、分配和纳税的地方。
为了实行这些巨大的工程，辛努塞尔特使用了在征战中抓到的战俘[28]：因此，他是在强行剥削战俘的劳动力。斯基泰人也抓了战俘，但他们对待战俘的方式很不一样：他们会弄瞎战俘的眼睛。的确，希罗多德在非常奇怪的一个章节里解释说，他们弄瞎战俘的眼睛，让他们为母马挤奶；“正是为了给母马挤奶，斯基泰人才把所有战俘的眼睛都弄瞎了；因为，斯基泰人不是耕地的农夫，而是游牧人。”[29]令人感到十分好奇的是，斯基泰人的行为最终都从游牧人的特点中得到了解释，虽然叙述者并没有明确说明“弄瞎人的眼睛”和“游牧人的特点”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处理战俘的不同方法，的确说明了法老治下的埃及和游牧人统治的斯基泰王国之间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