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烟囱与进步》中，大卫•斯特拉德林解释了美国第一次环保运动中特定部分的演变—20世纪初的反烟运动。斯特拉德林认为，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的根源可溯至维多利亚时代，当时早期的改革者将美丽、健康、清洁与道德联系起来，并要求政府协助维持这些东西。空气质量成为包括芝加哥、匹兹堡和辛辛那提等依赖煤炭的城市内部中产阶级居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些城市之中，煤炭为经济的各个方面提供了能源，从房屋取暖到交通运输。城市居民开始质疑：一个没有纯净空气的城市，怎么可能真正干净、健康和道德？这些城市的反烟运动最初突出表现为一些进步改革者的道德辩论，包括医生和女性。城市通过了新的、模糊的法规来控制排放，尤其是针对工业烟囱。最终，工程师脱颖而出，取代改革者成为反烟运动的领导者，并且回答了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如何提高锅炉房的能源效率，减少烟雾的排放。经过几十年的有限努力，特别是通过对煤炭质量的调控，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大多数城市的烟云散开了。这些城市都经历了燃料转换，采用了更多的天然气和电力，而且通常在城市范围以外燃烧煤炭。《烟囱与进步》揭示了当训练有素的专家控制技术知识时，环境保护主义在地区和时代层面的重要性及局限性。
作者介绍
大卫•斯特拉德林（David Stradling），美国著名的城市史研究学者之一。1996年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森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后长期任教于辛辛那提大学，现任辛辛那提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副院长，Zane L. Miller城市史讲席教授。
部分摘录：
随着美国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里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煤炭推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到20世纪初，美国的煤炭和钢铁产量都超过了英国。内陆工业城市，如芝加哥、匹兹堡、克利夫兰和圣路易斯，经历了人口、生产和消费的显著增长。这些城市和其他城市都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代。但是，尽管美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产品和利润，美国城市的许多方面却显示出混乱的迹象，工业社会的矛盾在城市里暴露无遗。这个国家的城市经济蓬勃发展，但是贫穷却大量存在。新的繁荣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摩天大楼、电力、改善了的交通运输系统以及其他无数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贫民窟却滋生了疾病和不满，城市环境在人口快速增长和污染性工业的重压下遭受重创。尽管美国在生产和商业方面已接近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美国城市仍在努力收集垃圾、清除污水、供应饮用水和保护清洁的空气。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城市看起来贫穷而混乱。[1]
烟雾象征着城市的矛盾。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烟雾意味着进步和就业。与此同时，烟雾很脏且令人感到压抑。对许多游客来说，烟雾是工业城市景象的中心，显而易见地主宰着天空和大气。1919年，美国作家瓦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在谈到芝加哥时写道：“天空被污染了。空气中遍布一道道油烟，像脏黑色的暴风雪覆盖着草原，一直不停……烟囱矗立在世界的上空，喷出黑漆漆的东西。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天空了。”这里，在包含碳和硫的、浓厚而移动着的云层中，飘浮着与进步、城市生活和新文明明显矛盾的证据。尽管黑烟遮蔽了现在，就像城市居民的眼睛因刺痛而眯着，但是黑烟也可能遮蔽了未来。这种肮脏的文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2]
当然，烟雾绝不可能仅仅是城市工业化固有矛盾的象征，它太真实，太明显了。就像一位雄辩的密尔沃基人在1888年写的那样：“烟雾渗入我们的房子，污染了空气，玷污了一切，没有带来任何好处……我的衣服被烟雾弄脏了。我吞下了它。它充满了我的眼睛，阻塞了我的支气管。它挡在我和太阳之间，我看到我的同胞们一天天地受苦。”当然，这不是小的麻烦事。然而，在美国城市中那些令人窒息、阴云密布的日子里，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却从未到来。[3]
19世纪末的纽约《论坛报》或许发出了针对烟雾问题最持久、最清晰的反对声音。在纽约市相对干净的空气中，燃烧软煤排放的黑烟似乎是一个肮脏的入侵者。一位编辑认为允许烟囱排放黑烟是“最黑暗的丑行”。1898年冬，一篇题为《黑暗的末日》的社论继续了该报反对城市里浓烟增加的运动。它讲述了在一个清爽晴朗的冬日清晨，在“灿烂蔚蓝”的天空下，在充满活力的“纯净和令人兴奋的空气”里散步的故事。但是，这种享受被打断了。“有一片长长的黑云，在风中不停地向东飘去，就像一条黑暗的河流，流过这座城市。它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流着，没有断裂。”滚滚的浓烟持续着，“这不仅违反了自然的规律，也违反了人类的法律”，为未来的岁月埋下了不祥之兆。第二年春天，编辑哀叹道：“空气一天比一天黑，一天比一天脏，一天比一天闷。”作者明确了他对纽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理解：“在这个城市里，大自然所做的比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大城市都多，而人们却故意用黑暗玷污大地、空气和天空。”[4]
相比烟雾在纽约被看作一个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在许多城市，烟雾则被看作一个成熟的、土生土长的本地公民。其中一些城市产生的烟雾量令人震惊。由于研究人员几乎无法测量烟雾本身的数量，许多人转而研究烟灰，将其作为一种反映烟雾浓密度的指标。1912年，作为匹兹堡烟雾问题的一项大型研究的一部分，梅隆研究所（Mellon Institute）测量了匹兹堡不同地区的烟灰沉降情况。该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一些地区每年每平方英里沉降量约为2000吨。1912年，总共有42683吨烟灰笼罩着这座城市。在匹兹堡烟尘减排联盟（Smoke and Dust Abatement League）组织的一场展览中，梅隆研究所展示了一个表示匹兹堡烟灰排放总量的、有着类似方尖碑形状的华盛顿纪念碑的复制品。在这个非常生动的展示中，黑色的烟灰塔使得白色的那座黯然失色。[5]
对烟灰沉降情况的研究还证实，并不是所有城市居民在烟云下都遭受着同样的痛苦。在辛辛那提，研究人员发现，烟灰沉降最严重的地方是中央商务区。1916年，估计每平方英里为217吨。与此同时，在辛辛那提附近地势较高的郊区，烟灰沉降量每平方英里不超过20吨。位于闹市区附近的贫民窟和工业附近工人阶级社区的居民受到烟雾的危害最大。但是，当烟雾和烟灰在靠近火车站、轮船码头和工厂的城市中心最为严重时，那些抱怨最多的人却往往住在烟雾之外，正在从不远的地方看着云层。在辛辛那提克利夫顿社区的一处中产阶级居民区，烟灰沉降仅相当于市中心商业区的一小部分。那里的居民在家里可能会觉得烟雾所带来的影响不大，但是他们对城市烟雾问题的严重性仍有很好的了解。从浓烟密布地区以外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常常站在郊区的高地上，透过烟雾凝视着他们具有创造性的作品，并渴望表达更大的自豪感。[6]
一些历史学家从最近的空气污染问题中吸取了教训，他们注意到烟雾在经常出现逆温的地区变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当涌入的暖空气将下面较冷的空气困住时，就会出现逆温现象。这种现象在丘陵地区尤其常见，而且持续存在，因为在这些地区，冷空气可能被困在山谷中，比如匹兹堡或辛辛那提。逆温所产生的“天花板”（ceiling）可以阻止温暖烟雾的上升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烟雾会在城市中形成，产生浓厚的覆盖物。在匹兹堡一次类似的逆温过程中，一名游客从附近的一座山上往下看时，形容这座城市是“被揭开盖子的地狱”。当时，他透过一层厚重的、不断移动的烟雾观看匹兹堡，发现除了包围这座城镇的焦炉的火焰外，一切都被烟雾藏了起来。然而，尽管天气确实对烟雾的浓密度和分布有很大影响，但是即使没有逆温的俘获效应（trapping effect），烟雾也可能成为一种麻烦。煤烟中相对较重的颗粒不需要特殊的天气条件就能阻止它们的扩散，尤其是在19世纪末，当时烟囱的高度很少超过它们所服务的建筑物的高度。除了在多风的条件下，浓烟盘旋在排放者附近，而烟灰沉降最严重的地方生产量也最高。[7]
尽管大量的烟雾造成了一些问题，尤其是能见度方面，但是除了它的不透明性之外，还带来了更多严重的问题。以煤灰为例，它尤其令人反感，因为它不仅在城市的所有东西上都覆盖了黑色的灰尘，而且它还具有油性，这使得它附着在衣服、窗帘、家具和其他物品上。它使得物品被涂抹和染色。烟灰会附着在暴露在外的皮肤上，在鼻孔、肺部、眼睛和胃里积聚。它附着在建筑物、墙壁、书籍和盘子上，不能被轻易地擦掉。烟灰进入了橱柜、壁橱、阁楼和地窖。当城里的孩子们在布满灰尘的街道上玩耍时，烟灰染黑了他们的脸颊。[8]
浓烟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在美国的工业城市中，几种肺部疾病一直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毫无疑问，空气污染导致了死亡率的提高。在19、20世纪之交的几十年里，结核病一直在城市众多“杀手”中位列前茅。不过，尽管烟雾确实让肺病患者的生活不那么舒适，甚至生命被缩短，但是结核病的死亡率与煤烟几乎没有关系。确切地说，住房条件，特别是贫民窟地区的拥挤程度和污秽程度，在结核杆菌的传播中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肺炎、支气管炎和哮喘的死亡率受到烟雾的影响。虽然这三种疾病在今天很少致死，但在19世纪末，它们都是严重致命性的。例如，在辛辛那提，1886年的三大主要死因是肺结核、肺炎和支气管炎。那一年，辛辛那提所有死亡病例中有31%与肺部有关。在那几十年里，烟雾对健康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仍不得而知，但是城市死者尸体变黑的肺部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9]
尽管与健康方面的影响相比，烟雾问题对美感方面的影响可能相对不重要，但是对于世纪之交的城市居民来说，烟雾对视觉的影响要比对健康的威胁更为明显和直接得多。特别是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当进步主义者在他们的城市开展全面性的美化运动时，控制烟雾变得极其重要。在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Mulford Robinson）和J.麦克法兰（J.Horace McFarland）等改革者的带领下，20世纪初的“城市美化”（City Beautiful）运动试图利用城市规划来美化和“教化”美国城市。典型的城市美化规划包括一组新古典建筑风格的公共建筑、大型公共空间（特别是正规的公园）、宽阔的大道和行道树改造过的街道，以及对包括烟雾在内的城市污染物的控制。正如芝加哥《记录先驱报》（Record Herald）在1911年指出的那样，“肮脏的城市不可能美丽。烟雾、烟灰和煤渣使一切装饰的努力都变成了空洞的笑柄”。在芝加哥，烟雾对城市美化的努力具有特殊的特殊的意义。伊利诺伊中央铁路（Illinois Central）是该市最繁忙的线路之一，这一线路沿着城市的湖岸，穿过格兰特公园，到达市中心。几十年里，来自伊利诺伊中央铁路机车的浓烟和煤渣让游客无法进入公园，甚至从附近的房子里也看不到湖景。然而，不仅是芝加哥，所有依赖煤炭的城市都面临着观感上的挑战。正如克利夫兰商会（Cleveland Chamber of Commerce）总结的那样，“大量煤烟的存在，可能是对城市美丽和优雅最高发展程度的最大阻碍”。[10]
烟尘也有美感上的影响。城市居民经常抱怨建筑物的污染。那些对建筑上成熟的城市美化概念如此重要的，新的、大型的、白色的、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结构，遭受的打击最为沉重。在1894年的世界博览会上，芝加哥创建了“白城”（White City），这标志着最高的文明成就。一个整洁、纯净、精心规划、令人印象深刻的白色城市在世纪之交为其他城市树立了标准。芝加哥的白城主要是由涂成类似石头的易燃材料建造而成，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没有在一系列火灾中幸存下来。通过建造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古典主义市政建筑，其他城市试图复制白城，但是最后没有在煤烟中幸存下来。公共建筑、法院、图书馆、工商业活动中心的石墙和大理石墙上都积满了烟尘，它们深色的色调暗示着早期的衰败。就像芝加哥白城的逐渐破坏一样，说明在不洁净的环境中不可能持久保持洁净。[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