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时间拨回至一九七二年五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麦子发酵味道笼盖村庄，暗潮涌动于日常。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等待着了解历史问题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少年在码头边左顾右盼，在庄舍与镇上间游走返还，在交织缠绕的队史、家族史间出入流连。他于奔跑中成长，于成长中回望，回望里，记忆发酵，生长。历史老树的黄叶，一片片落入《民谣》的故事和人物，飘扬，旋转，飞翔。
作者王尧为其首部长篇《民谣》准备了二十余年，藉此完成了他重建个体与历史之间联系的夙愿。他以故事中人与故事看客的双重身份，杂糅评点、抒情批判，岁月流逝中的碎片和碎片不断碰撞，显露出新的缝隙，而小说由此拼凑出一条真正能够进入历史的现实路径。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它从历史走来，也脱胎于每个日常；散曲民谣中包裹着唱不尽的人事变迁与世情冷暖。《民谣》铺写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史。它以个体细微纤弱之小记忆，呈现时代的宏阔酷烈。
作者介绍
王尧，作家、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江苏省社科一等奖等。出版学术专著多种，另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在《南方周末》《收获》《钟山》等多家媒体开设散文专栏。
部分摘录：
外公和奶奶的故事不同，他们分别筑起了一条田埂和一条砖头铺成的街道，我沿着奶奶的街道摸到了以前镇上的老屋，沿着外公的田埂回到了我现在的村庄。但我渐渐发现这两条路是交叉的，村庄和那个小镇有时重叠在一起。
我要读初一的那年冬天，经常抱着一条被子到生产队场头站岗。我贴着稻床，听外公说那些陈年旧事。稻床是一种脱粒的工具，和床一样大小，毛竹嵌成长条条，像篱笆一样搁在床架上，做农活的人围着稻床，把一把把稻草扬过头顶，再猛烈摔到篱笆上，上下几次，稻子就被打落到稻床底下。没有脱粒机的年代，都用稻床；有了脱粒机，在停电的日子还是用稻床打下稻谷。稻床不用了，放层稻草，再铺条草席子，就可以睡人了。外公的闲话是另外一种风格，他所有的故事不是来自故事，而是来自我们这个村庄。
让我惊讶的是，外公说到镇上的石板街曾经着过一次大火，我们王家的油店和胡鹤义家的“昶利和”在火中被烧成灰烬。外公说，有人看到水龙局的水龙扑灭了胡家的火，但油店门市部的油缸炸裂了，火势更加旺盛。最终，用水泥和石灰扑灭了油店的火。爷爷奶奶一直没有说起过这事，奶奶从石板街走过指给我看的王记油店其实是后来重建的。
外公说：“你看到杨怀珠脸上有块大疤痕吧？他是大火中逃命出来的。油店的人都出来了。”我这才知道，杨怀珠的脸是在这次大火中烧坏的。我小时候看到他的右眼总是闭着，上面不长眉毛，原来是大火烧坏的。多少年以后想起在梦中被大火灼醒的场景，这老头儿还是唏嘘不已，我现在只记得这个老人闭着一只眼睛说，你有再多的家私也没得用，一把火就把你烧成锅灰了。洋行的煤油、纸烟、矿烛一旦着火，便无法收拾了。
据说这个时候胡若鲁回来过一次，他当时不在新疆，不在云南，更没有去台湾。这场大火以后，子承父业的想法在胡鹤义心里复活了。他让杨怀珠到台城电报局给若鲁发了电报，当若鲁真的从上海回来站在他的病榻前时，他有些说不出话来。他打量再三，一身西装的儿子，就像他在上海银行看到的那些高级职员一样，颇感生分。胡鹤义最后决定，还是让若鲁返回上海。胡鹤义心里一阵失落，富不过三代这句老话可能在他们胡家灵验了。此时，回到庄上做管家的怀珠，还不知道大少爷衣领上扎的那根既像绳子又像布条的东西叫领带。怀珠心里嘀咕，大少爷扎根上吊的绳子干什么。当怀珠后来知道这个上吊用的绳子比他几套衣服都要贵重时，他突然对这个家庭的振兴失去了信心：再大的家私也经不住几根绳子扎来扎去。
若鲁回来过一次这件事在一九六八年春天被公开了。上面再次审查外公时，杨怀珠出来做证，透露了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秘密。之前，怀忠始终咬住说，外公用船把若鲁送走的，若鲁去了台湾。外公在漫长的回忆中，搜索出了杨怀珠跟他隐隐约约说过若鲁出去后回来过一次。外公没有直接去找怀珠，爷爷从粮管所回来时，外公说起这事，爷爷说他去问问怀珠。在石板街上，爷爷和怀珠有时候会在店里一起喝杯小酒。怀珠对爷爷说：“我想想，想想。”这老头儿想了想以后，去大队做了笔录，帮外公作了澄清。
我问外公：“这火是谁放的？”
外公说：“不晓得。是胡家失火了，再烧到你爷爷的油店。江湖上说法很多。有人说是共产党放的，有人说是国民党派人放的。肯定不是共产党，王二大队长牺牲与胡家没有关系，我到镇上找了若愚，才好给王二大队长收尸的。这件事，我向上级报告过。国民党县党部派人放火的可能性大，胡若愚在镇上突然消失了，国民党台城县党部光大火了。”
爷爷奶奶从来没有说过家业衰落的事，他们一直活在王家最繁荣的景象里。父亲记得的当然是繁华逐渐衰退的景象，等父亲跟着爷爷奶奶到乡下时，石板街上的“王记”已经是一爿小店了。
“多亏那把火烧了你们家的油店。”外公早上喊我起身时，想起昨天晚上说的事，又跟我补上了这一句话。外公的潜台词是，如果没有这把火，爷爷奶奶的家庭成分就不是贫农了。
我想也是，我很庆幸这把火让曾经繁华的王家气息奄奄。我后来跟勇子说：“那天如果你在生产队场头，你会看到早晨我的表情是如何轻松。”
·2·
曾祖父应该是个拘谨的人。
父亲第一次抱起我看这位老人的照片时我六岁，我有些紧张，他在照片上一丝微笑也没有。父亲印象中，他的爷爷表情平静，话很少。曾祖父去世时，他直接留给我的遗产是一只银手镯。父亲说，他是抱着我去送别曾祖父的。顺便说一下我们那边的称呼，我们叫曾祖父老爹，叫祖父爹爹，婆爹爹是外公，婆奶奶是外婆，婆太太是父亲的外婆。在灵堂，曾祖母给我戴上了这个手镯。
这个圆形的手镯是可以缩小和放大的，虽然我的手臂已经像一段藕，但这个银镯子在我的手腕上空空荡荡。奶奶关于曾祖母最愉快的回忆是老太亲手把我手腕上的银镯子捏小了。这个镯子在我手腕上不断放大，还没有放到最大时，我自己把它卸了下来。我们村上的孩子，没有谁像我这样套着一个银色的圈。当我把它放到母亲手上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羊，扣它的那根绳子解开了。
想想还是那么紧张，我不仅戴过手镯，还戴过脚镯。如果不是奶奶说起妹妹糖果戴过的脚镯是大奶奶送的，我已经忘记我也戴过它。我只记得它戴在糖果的脚腕上，糖果走路时，小铃铛发出叮当叮当的清脆声。我好奇地看妹妹走路，好像看到了小铃铛在晃荡。母亲说：“这是你戴过的。”母亲的话让我有些害羞，奶奶的话则几乎是打击了我：“你不晓得吧，脚镯子是大奶奶送给你的。”我第一次听说了这个震惊的消息。大奶奶就是胡鹤义的老婆。那天，奶奶心绪好像特别乱，她说起了几个死去的人，说自己梦到大奶奶上吊了。母亲对奶奶说：“你记错了，大奶奶是生病死的，大少奶奶是上吊自杀的，那是哪一年的事了。”
我出生后的第三天，奶奶陪着大奶奶到了我们家。大奶奶几乎很少出门，她向奶奶和母亲道喜。母亲说，大奶奶笑嘻嘻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我也朝大奶奶笑。临走时，大奶奶说：“家里没有东西了。还有这个存货。这只脚镯子本来准备给若愚的孩子，也用不着了。给小宝宝吧。”母亲怎么也不肯收下，大奶奶说：“你嫌我是地主婆？”看大奶奶几乎要哭出来，母亲这才接下脚镯子。这件事的因果，可能是奶奶给大奶奶送了红蛋和糖粥。乡下风俗，生了男孩要挨家挨户送红蛋和糯米糖粥。奶奶和母亲商量，要不要给大奶奶家送糖粥。母亲说送吧，人不能势利的。她们婆媳都觉得大奶奶人不错。大奶奶长我奶奶一个辈分，糖粥是奶奶亲自送过去的。大奶奶跟奶奶说：“早上听说你们家从西边巷子里开始送糖粥了，我是想吃这碗粥的。”奶奶对比她落魄得多的大奶奶有着理解和同情：“大奶奶哪样没吃过？那是什么日子，现在东家成了伙计了。”说到日子，母亲还感叹：“如果你晚两年出生，就送不起红蛋和糖粥了。”我逐渐知道，我们家和胡鹤义的关系远不是大奶奶给我送脚镯子这么简单。
真的可笑，我曾经戴着手镯和脚镯在地上奔跑，戴着手镯和脚镯出现在小镇上。外公说了石板街失火后，我跟奶奶去镇上，在水龙局门口停留了一会儿。石板街从镇中央的大礼堂向西，一直到西码头。西码头在一条叫“小西溪”的小河东岸，北面紧挨着码头的是以前的水龙局，我见到这幢高大的房子时，里面仍然放着水龙，水龙局的名字已经不常用了。从西码头向南，沿河有一条巷子叫水巷，在巷子东侧，好几进坐北朝南的房子，就是我们家在镇上的祖屋。潮湿的祖屋住着我的曾祖母，还有在澡堂里发毛巾搓背的五爹。我很害怕去祖屋，我在曾祖母面前总是怯怯的。她像古时候的人。我们在同一个时空里，面对面，我们看着不同的方向。曾祖母留给我的形象就像曾祖父的相片一样发黄和遥不可及。
我第一次对祖屋留下印象，是父亲带我去第三进房子的堂屋磕头。曾祖父去世后，按照旧制，灵柩停放在家里。堂屋里撒满了石灰，潮湿的气息从石灰层里缓慢地散发。父亲说，你老爹就睡在里面。曾祖父是在我两岁的时候去世的，他活到了八十九岁，这时已经是一九六〇年了。关于我的曾祖父，我毫无印象。父亲和母亲也记不清他们有没有抱着我去看老爹。老爹知道有我，我不知道有老爹。他的存在，是我每次去镇上的祖屋，总要看到停放着的灵柩，灵堂香火缭绕。我要对着他磕头。我那个年龄记忆的不是这些东西，但它带给我巨大的恐惧，我能够想起来的老爹就是这些。我能够记得的还有爷爷对父亲说过，曾祖父去世后，县长也送了花圈，这在当时是莫大的哀荣。父亲说：“方县长送花圈，是感念你老爹给游击队送过几桶油。”父亲这时候说到了独膀子，老爹差他到西码头给游击队送油的。这是我懂事后，第一次听到腐朽没落的家族与革命有关的一件事，我开始对曾祖父有些好感，我甚至想象他也会大笑的样子。
安葬曾祖父时，我走在一支长长的队伍里。这几乎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聚与散，后来再也没有如此的规模。曾祖母出殡的场景零零落落，家道已经衰落，人心也已经衰败。我后来在听爷爷奶奶说起这些时，感觉曾祖父的出殡，是对往昔繁华日子的一次凭吊。此后再去祖屋时，我不用磕头了，我只要对着老爹的相片鞠躬。我的个子越来越高，我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相片上曾祖父的额头、眼睛和嘴唇。我想着曾祖父遗照的轮廓，那是爷爷后来的部分轮廓，我和父亲、祖父几乎都是那种轮廓，各自稍有变形。我和他们不同的是，我在平静之外，脸上多了笑容。
在开始和父亲能够讨论一些问题时，我说，老房子太阴暗了，我在里面肯定睡不着。其实我也从来没有在祖屋过夜。父亲有点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老屋光线是很亮的。我父亲对待祖屋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总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我现在才理解，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在那里，人们叫他“少爷”，少爷在老屋生活了十年，也许那时那几进房子阳光灿烂。至少父亲留下了这样的记忆。
我对祖屋不良的印象，可能与我随父亲去给曾祖母拜年有关。应该是上小学了，我跟在父亲的身后，走进老屋。老太坐在第二进的堂屋中间，手里捧着一只灌满热水的盐水瓶，脚底下踩着一只铜炉。她的眼睛好像总是闭着的，人老了可能习惯闭起眼睛。
五爹大声说：“老太，德之带儿子给您拜年了。”
老太好像没有听见。五爹又往前一步，重复了刚才说的那句话。坐在我面前的曾祖母这时才好像从遥远的地方走来。
父亲差不多和我同时叫了一声：“老太！”
曾祖母说：“少爷上来了，好啊。今天天气不好。你们怎么还上来了？”
我很惊讶，曾祖母还称父亲少爷。不过，我父亲的名字“王德之”很古怪，说是古书上的。父亲曾经想把我的名字改为“王宏通”，也是老气横秋，我没有同意，我就叫王厚平。
父亲递上拜年礼，五爹收下来了。
曾祖母朝着我说：“你过来吧。”
其实我已经靠她很近了，也许我可以靠得更近些。
曾祖母把一个红纸包放到我的手里。她每次都是从左袖口里掏出里面有两毛钱的红纸包，她的曾孙辈很多，她的两个袖口仿佛就是账房的抽屉。
台城姑奶奶家的孙子一次和我碰到一起拜年，她也是那样从袖口里掏出一个红纸包。我和这个弟弟去街上买连环画时，弟弟打开红包，里面是五毛钱。这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大家庭中感受到阶级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给我的压迫感，我性格中的敏感也许就是在这两个红纸包之间产生的。这个秘密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的父亲。
细想起来，曾祖母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从镇上回村的路上，我的眼前总是闪过曾祖母掏袖口的动作。我终于发现曾祖母是在我转身的瞬间，从她的右袖口里掏了个红纸包给我城里的弟弟。这样的情景如同我小学的功课，差不多重复了六年，直到老太也最终离开了祖屋。
曾祖母去世时，我和奶奶正好在镇上。老太再也不会睁开眼睛了，经常闭上眼睛的老人是在向死亡眺望。三天以后，我捧着曾祖母的遗像，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我抬起头时，看到一个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女人用手指着我，和身旁的女孩说着什么。
半年以后，这个女孩和我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读高中，她告诉我，那天她母亲告诉她，捧着老太太照片的是她的重孙。我再回忆半年前的情景，这个女生看我的眼光已经模糊了。此后，这个女生成为我记忆中的另一个方小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