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如果有人能被称作英国著名双面间谍金·菲尔比的苏联版本，那个人就是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戈尔季耶夫斯基是两个克格勃特工的儿子，他在苏联最好的情报机构接受训练，1968年正式参与情报工作，后来成为苏联驻伦敦的情报站长。但从1973年起，他开始秘密为英国军情六处工作。长达十 年的时间里，冷战逐渐走向终点，随着美苏两大强权之间的猜疑达到顶峰，世界一度濒临核战争爆发的边缘，戈尔季耶夫斯基最终帮助英方获取了关于苏联领导层战略思维的关键情报，并在幕后为苏联和英国关系的解冻作出了贡献。因为军情六处极力想维系与美国的信任关系，它向美国中央情报局透露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姓名，中央情报局因而痴迷于弄清英国这位最高级别情报提供者的身份。最终，他们的痴迷将戈尔季耶夫斯基逼上了绝路：被指派去调查戈尔季耶夫斯基身份的中央情报局官员阿尔德里奇·埃姆斯，正是一名暗中为克格勃服务的线人。
通过揭露美国、英国和苏联三方互相扰乱的故事，戈尔季耶夫斯基戏剧化的生涯故事在他1985年从莫斯科逃亡时到达高潮。麦金泰尔*的这部作品可能也是他最好的一部。
作者介绍
本·麦金泰尔（Ben Macintyre），历史学家，《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兼副主编，并且是该报在纽约、巴黎和华盛顿的通讯记者，曾被推选担任英国声望最高的纪实文学奖“塞缪尔·约翰逊奖”的评委会主席。其代表作有《代号“锯齿”》（Agent Zigzag）、《肉糜行动》（Operation Mincemeat）、《朋友圈内的间谍》（A Spy Among Friends ）和《痞子英雄》（Rogue Heroes ）等。他经常以自己广受好评的作品为基础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电视剧。
部分摘录：
奥列格和叶莲娜·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66年1月的一个雾天抵达哥本哈根，并由此进入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如同一名军情六处官员此后评价的那样：“如果你必须选择一座城市来证明西方世界相对苏联的优越性，没有比哥本哈根更合适的了。”
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美丽、干净、现代且富裕，这里在一对刚摆脱苏联单调而压抑生活的夫妻眼中，无疑是非常诱人的。这里到处是时髦的轿车、鲜亮的办公楼、设计精妙的家具和牙齿整齐、笑容可掬的北欧人。这里到处都是咖啡厅和供应异域美食的敞亮餐厅，以及销售各色商品的商店。在戈尔季耶夫斯基贫瘠的眼里，丹麦人不仅更加阳光、充满活力，在文化上也很充实。当他第一次走进图书馆时，那里的书籍种类之多令他深感震惊，更令人惊讶的是，读者想借多少书都行，还可以把书装到塑料袋里带走。街上似乎也很少看到警察。
位于哥本哈根北部克里斯蒂安尼亚盖德（Kristianiagade）的苏联大使馆由三栋外壁涂有灰泥的别墅组成，这里建有整洁干净的花园、运动中心和社交俱乐部，更像是一座设有门禁的大酒店，而不是一片苏联领土。戈尔季耶夫斯基夫妇搬进了一间新公寓，房间的天花板很高，地上铺着木地板，还配有设备齐全的厨房。克格勃为戈尔季耶夫斯基配了一部大众甲壳虫汽车，每月还会预支250克朗现金作为活动经费。音乐在哥本哈根似乎无处不在：巴赫、亨德尔、海顿、泰勒曼，这些作曲家的音乐在苏联被禁止演奏，在这里却全然不受限制。戈尔季耶夫斯基想，禁止普通苏联公民出国的政策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除了信仰坚定的克格勃情报员外，谁还能在品尝了如此之多的自由后，不流连忘返呢？
苏联大使馆的20名官员中，只有6人是真正的外交官，其余的人都在为克格勃或苏联军事情报总局格鲁乌（GRU）效力。驻哥本哈根大使馆情报站站长列奥尼德·扎伊采夫（Leonid Zaitsev）是一个富有魅力、认真负责的官员，似乎没有察觉到他的大多数属下无能、懒惰或偷奸耍滑。与实际的谍报工作相比，他们反而在虚报开销上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克格勃小组的大致工作内容是培养丹麦联络人、招募线人和物色潜在的特工。戈尔季耶夫斯基很快意识到，这简直就是“受邀去贪腐”，因为多数官员会编造和丹麦人的互动情况，虚报账单，编造报告并私吞经费。莫斯科“中心”似乎没有注意到驻哥本哈根情报人员的反常现象：很少有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丹麦语，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懂这种语言。
戈尔季耶夫斯基决心表明自己和其他人不同。已经流利掌握瑞典语的他开始学习丹麦语。在上午，他通常在使馆处理签证申请业务，这与他名义上的工作内容吻合；间谍活动通常从午餐时间开始。
克格勃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谍报网络不成气候。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大多数工作是行政上的例行公事：在秘密传递点留下现金或便条，监控暗号留存点，与密探进行秘密联系，对于其中大多数人他未曾亲眼见过，也不知道名字。如果一个密探在某座公园的长凳下放了一块橘子皮，这就意味着“我遇到了危险”，而一个苹果核则表示“我明天要出国”。这些复杂的暗号有时会沦为一场闹剧。有一次在一个暗号留存点，奥列格在一处公共厕所的窗台上放了一枚弯钉子，以此告知密探，他应该在此前约定的秘密传递点拾取现金。密探表明已收到此信息的回复暗号，是在同一地点放一枚啤酒瓶盖。回住所的路上，奥列格发现这个瓶盖来自一瓶姜汁啤酒。在间谍的暗号里，姜汁啤酒和普通啤酒一样吗？还是代表什么别的意思？在和情报站同事进行了彻夜的激烈讨论后，他最终认定，密探根本没有注意到不同瓶盖间的差别。
在丹麦，新教教会会登记出生和死亡情况，手抄记录在大本档案里。在一名来自莫斯科的熟练伪造者的帮助下，任何新身份都可以通过修改教会档案，从源头进行伪造。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训练牧师去获取登记表，并在多所教堂组织了多起盗窃。他后来说：“我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丹麦的教会登记册里包含了不少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凭空捏造的丹麦人。
与此同时，奥列格还着手招募线人、密探和密使。扎伊采夫告诉他：“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目标。”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使用“戈尔诺夫”（他母亲的婚前姓）的化名，说服了一名学校教师和他的妻子充当“活信箱”，与特工收发信息。他结交了一个丹麦警察朋友，但几次会面后，他开始对是否争取此人感到犹豫。
在哥本哈根不到一年，戈尔季耶夫斯基结识了一名与众不同的克格勃情报官。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柳比莫夫（Mikhail Petrovich Lyubimov）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活力、非常聪明的乌克兰人，他的父亲曾在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机构契卡（Cheka）工作。柳比莫夫比戈尔季耶夫斯基早四年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毕业，之后给克格勃写了一篇题为《英国人的国民性格与其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的论文。1957年，根据克格勃的命令，他在莫斯科世界青年大会（World Youth Festival）上勾引了一个美国女孩。四年后，他作为一名苏联新闻参赞被派往英国，在工会、学生团体和英国机构中招募线人。他的英语带有纯正的上层阶级口音，满口老派的标准英国腔（用“What ho！”问候，用“pip pip！”道别），让他听起来就像一个俄罗斯的伯蒂·伍斯特（Bertie Wooster）[1]。柳比莫夫对所有和英国有关的东西都感兴趣，或者更准确地说，热衷于他所喜欢的那些英国文化元素：威士忌、雪茄、板球、绅士俱乐部、裁剪考究的粗花呢服装、台球和绯闻。英国情报机构给他起了一个“笑脸迈克”（Smiley Mike）的绰号。英国人是他的敌人，但他崇拜他们。1965年，他试图争取一名英国密码员但未获成功，此后英国情报机构立即试图策反他。在拒绝为英国情报机构服务后，他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之人并被遣返回莫斯科——这一经历丝毫没有减弱他浓厚的崇英情结。
1966年底，柳比莫夫被派往哥本哈根，担任政治情报负责人（克格勃术语称之为“PR线”）。
戈尔季耶夫斯基很快喜欢上了柳比莫夫。“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行动的过程。”柳比莫夫一边喝着格兰威特（Glenlivet），一边在有护墙板的聚会室里讲着他招募间谍的故事，他在英国的传奇经历让年轻几岁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大饱耳福。柳比莫夫将戈尔季耶夫斯基视作自己的门徒，这样评价这位比自己年轻几岁的年轻人：“他渊博的历史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喜欢巴赫和海顿，这令我肃然起敬，尤其是与那些只知道钓鱼、购物、尽可能囤积物质财富的在丹苏联人相比。”
和柳比莫夫爱上英国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发现自己也被丹麦这个国家所吸引，他喜欢这里的人民、公园、音乐和自由，包括被丹麦人视作理所当然的性自由。丹麦人对性持开放态度，即便以欧洲标准而言也相当大胆。一天，奥列格去了哥本哈根的红灯区，一时兴起进了一家卖色情杂志、性玩具和其他色情产品的商店。他买了三本同性恋色情杂志，带回家给叶莲娜看。“我就是很好奇。我当时不知道同性恋者如何发生性关系。”他把杂志放到了壁炉架上，公开展示了一种在苏联荡然无存的自由。
“我的人性在那里大大地张扬了，”奥列格写道，“丹麦有很多美妙的地方，比如生机勃勃的音乐、高水平的学校、高度的开放性和快乐的普通人；与之相比，苏联简直是如地狱般巨大且毫无生气。”他开始打羽毛球，发现自己很喜欢这项运动，尤其是欣赏它所具有的欺骗性。“羽毛球在飞行的最后几秒会减慢速度，这给选手以机会，让他们思考如何在最后一刻改变击球落点。”后来他把在最后时刻改变击球落点的技术练得十分纯熟。他还去听古典音乐会，到图书馆读书，走遍了丹麦的每个角落，有时是执行间谍任务，但大多数时候纯粹只是享受这样做的乐趣。
平生第一次，戈尔季耶夫斯基感觉自己没有受到监视。但事实并非如此。
丹麦安全与情报局（the Politiets Efterretningstjeneste，简写为PET）规模不大但非常高效，其公开职责是“预防、查明和打击危及丹麦社会自由、民主和安全的威胁”。PET高度怀疑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构成了此类威胁，从这个懂得欣赏古典音乐的年轻苏联外交官抵达哥本哈根的那一刻起，PET就开始留意他了。
丹麦人定期监控苏联大使馆人员，但缺乏全时监控的手段。大使馆的一些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同时，克格勃技术人员成功打入了丹麦情报部门的电台网络，苏联大使馆内的监听人员会定期侦搜丹麦监控小组之间传递的信息。叶莲娜·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丈夫一起为克格勃工作，监听这些信息，并将其翻译成俄语。因此，克格勃可以搞清丹麦情报部门监听车的位置，并确认何时其人员没有受到监控。每名受怀疑的克格勃官员都有一个代号：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丹麦安全与情报局电台中被称作戈尔姆森叔叔（Uncle Gormsson），这个名字源自一位外号“蓝牙”，名为哈罗德·戈尔姆森（Harald “Bluetooth” Gormsson）的十世纪丹麦国王。
丹麦安全机构认定戈尔季耶夫斯基（化名戈尔诺夫、戈德耶特赛夫、戈尔姆森叔叔）是一名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克格勃间谍。
一天晚上，那位警察朋友和他的妻子邀请奥列格和叶莲娜去吃晚餐。他们出门后，丹麦情报人员进了他们的房间，安装了窃听设备。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得丹麦夫妇的邀请有点可疑，因此，根据自己在101学校的培训经验，他出发前采取了防范措施，在门框涂抹了一些胶水。当他们结束就餐返回家中时，发现那些肉眼无法识别的胶水印遭到了破坏。从那以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家说话都很小心。
克格勃和丹麦安全与情报局之间的彼此窥探总是断断续续，缺乏连贯性。受过“干洗”培训的克格勃官员经常能摆脱丹麦人的盯梢。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误以为自己成功地隐藏了行踪。
戈尔季耶夫斯基进入性用品店并购买同性恋色情杂志的行为之所以被发现，有可能是因为丹麦情报部门对哥本哈根的红灯区进行了监控，或者丹麦人跟踪了他。一个已婚苏联情报人员对同性恋色情感兴趣并不是好事，因为一个有秘密的男人有可能遭到勒索。丹麦安全机构对此进行了仔细的标记，将这条有趣的爆料信息告知了一些盟友。在西方情报机构的档案中，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名字旁第一次被打了一个问号。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逐渐成长为一名最高效的克格勃人员。柳比莫夫对此写道：“受益于良好的教育、对知识的渴望、喜欢读书和像列宁一样常去公共图书馆的好习惯，他毫无争议地在同僚中脱颖而出。”
影响他前途的唯一阴云就是他的婚姻，在文化与精神生活日益繁盛的同时，他的婚姻关系却每况愈下。两人的婚姻一开始就没有多少温馨可言，现在则愈发冷淡。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要孩子；叶莲娜却坚决不同意。来哥本哈根任职一年后，他的妻子透露道，离开莫斯科之前，她曾在没和他商量的情况下，堕了一次胎。奥列格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非常愤怒。在丹麦，叶莲娜本应充满活力，但奥列格却发现年轻的妻子生活态度消极、对周遭的新事物不闻不问。他开始感到自己的婚姻“就是一纸协议而非爱情”，他的“空虚感”与日俱增。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自己对女性的态度是“尊重的”。实际上，和许多苏联男性一样，他秉持着一种陈旧的婚姻观，希望妻子能任劳任怨地打理家务。而作为一名出色的克格勃翻译员，叶莲娜坚持认为“女人不应该做家务”。奥列格可能对西方社会的很多新思潮持开放态度，但他对女性解放却有所保留；他说叶莲娜具有“反家庭倾向”，只能徒增自己与日俱增的沮丧感。他上了烹饪课，希望能让叶莲娜感到羞愧，以后多去做饭；叶莲娜要么对此没有注意，要么根本不在乎。她犀利而机智的言辞曾让奥列格赞赏不已，现在只会让他生气。一旦觉得自己是对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就会固执己见、不思变通。为了摆脱这种沮丧感，他每天都会在哥本哈根的各大公园独自跑上几个小时，回到家已经精疲力竭，没有力气吵架了。
在奥列格的婚姻生活出现裂痕的同时，苏东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剧变。
1968年1月，具有改革派思想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开始实施自由化政策，放松对出国、言论自由及审查制度的管控，试图摆脱苏联的束缚。杜布切克倡导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承诺限制秘密警察的权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并最终实现自由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