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包含《正义的成本》《优雅的理性》《解释的工具》《法的经济解释》《生活的经济解释》《不完美的世界》《完美的正义》《效益的源泉》《正义的效益》“法在法之外”“人世间的法”“脑海里的法”“探索法之法”，书稿整体的涵盖面很广，分别从理论和现实、思维方式和法律实践等角度，对法律及法学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与分析；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对法律问题的分析中，以实际的案例展示了法律经济学的应用范围之广，以及在分析实际问题时极高的可操作性。作者以经济学的视角对诸多法律问题展开观察与讨论，一方面，希望在智识上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分析为法学增添新的智慧，另一方面，也力求在实务上能为法律学者及从业人士，提供更有力的工具，使其能学好法律、用好法律。
作者介绍
熊秉元，台湾地区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曾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推翻著名的“科斯定理”。在华人经济学界，与张五常、黄有光、林行止并称为“四侠”，现为浙江大学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并担任多所国内外高校兼职教授。 著名法律经济学家。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美国布朗大学取得硕博士学位后，返回母校，在台湾大学经济系暨研究所任教二十余年，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目前为浙江大学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近年来在两岸推展“法律经济学”，渐有成果。两岸及港澳主要大学的法学院里，担任讲座教授的经济学者，他是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位。
部分摘录：
面对人千奇百怪的行为，经济学家希望能找出源头，建立一个在相当程度上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分析架构。
经济学向其他社会科学扩展，而且颇有斩获，这是不争的事实；芝加哥大学的拉齐尔（Edward Lazear）教授，就曾以“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 ）为名发表论文，探讨这种现象。
为什么经济学有这种威力，可以“无入而不自得”？在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可以先以个人经验，稍稍描述经济分析的威力。首先，在阅读其他社会科学的论文时，我常有一种感觉：二三十页或更长的论文，篇幅虽然可观，可是要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只要用经济学里的一两个观念，通常就能“一言以蔽之”。因此，经济分析的长处之一，是可以以简驭繁。
其次，我曾教过许多推广教育的课程，学员大都是四五十岁左右的管理阶层。对他们来说，很多人是一辈子里第一次接触经济学。每当课程结束后，总是有人告诉我：没有想到经济学这么有趣、也这么好用；对于大大小小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由经济分析的角度，得到简单明快的解释。因此，经济学的另一个长处，是面对不同的现象，可以一以贯之。
以简驭繁，表示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可以掌握重点。一以贯之，表示在解读各种社会现象时，可以有恃无恐。对于经济学者而言，经济学之所以具有这些优点，主要是因为经济分析有一套强而有力的“行为理论”。这套理论的基础，就在于经济学者朗朗上口的“经济人”（the homo economicus）。掌握了经济人的特质，在相当程度上，就掌握了经济分析的特殊思维。
那么，什么又是经济人呢？在这一章里，我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经济学家所认知的“人”。
人的特质
·对于有些人来说，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这两种人！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差别！
·还有一些人认为，差别只在于三十岁以下的人和三十岁以上（也就是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
·当然，还有些人根据星座来判断，因此世界上总共有十二种人！
和这些不一而足的看法相比，在经济学家的眼里，“人”又是什么呢？既然经济学号称是（自封为）社会科学之后，经济学家对于万物之灵到底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对于这些问题，可以先从两个角度来思索。首先，想想其他学科的例子。对一个化学家而言，世界上有千奇百怪的事物；不过，追根究底，一切物质都是由一些“基本元素”所组合而成。同样的，对一个数学家而言，所有的运算都可以归纳成加减乘除这四种；事实上，减乘除还是由“加”的运算衍生而来。社会科学分析的对象是人，以及人的行为所形成的社会现象。所以，要分析社会现象，前提就是要了解人的行为；而要分析人的行为，前提就是要掌握人的特质。因此，经济学家把人的特质当作分析的基础，就像化学家把基本元素、数学家把加减乘除当作分析的基础一样；由基础出发，再建立一套完整的分析架构。
其次，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人就是人，人的喜怒哀乐和情感理智是天生的；要探讨人的特质，是个很奇怪的念头”。不过，大家可以先在头脑里想象下面的一连串景象：
·自己上街选购一件衣服；
·买电视时，花了很多时间和老板讨价还价；最后因为老板不愿意再降一点，结果没买成；
·童年好友结婚，自己从香港坐飞机到台北参加婚礼，在当天深夜赶回香港；
·神风特攻队的队员爬进机舱，准备起飞。
虽然这些（和其他千万种的）景象南辕北辙，可是反映的都是人的行为。一套好的分析架构，应该可以一以贯之的、由同样的基础出发，来解释这些不同的景象。显然，就理论的发展而言，需要一些比“喜怒哀乐、情感理智”更明确精致的概念。
经过长时间的探讨，经济学家归纳出两点人的特质：“理性”（rational）和“自利”（self-interested）。
理性
对于经济学家认为“人是理性的”，一般人直觉的反应通常是：人，“当然”不是理性的；人是情绪（感情）的动物，而且人常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事。不过，让我们抽茧剥丝，看看经济学家到底怎么自圆其说（谎）？
当经济学家主张“人是理性的”时，是指人是“能思索”而且“会思索”的一种动物。人具有认知环境的能力，人也具有分辨和思维的能力；而且，人不只是具有这些能力，事实上人还“会”运用这种能力。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人能思索并且会思索可以说是一种很平实中肯的描述。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接受“人是理性的”这种描述，而采纳另外一个观点，我们将很难理解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如果人不能也不会思索；那么，人为什么会依交通信号灯过马路，为什么人又能利用自动提款机提款？
当然，人往往会冲动或情绪化；不过，这并不表示人是不理性的。试问，在面对自己的师长上司时，一个人通常会很冲动和情绪化吗？在考试作答时，大部分人都是兴之所至地随便勾选吗？即使是一时冲动买了件昂贵的衣服（或和别人吵了一架），这个行为的背后隐含着这已经是经过自己的过滤，自己知道可以承担这个偶然事件的后果。而且，退一步考虑，那些“冲动、情绪化”的行为毕竟只占一般人行为里的一小部分；因此，经济学家可以把分析的目标，放在绝大部分其他的行为上。
不过，即使接受“人是理性的、会思索”这种假设，还必须处理“不理性”的问题。一般人会认为，吸毒伤身、跳楼自杀、贪吃甜食等等，都是不理性的行为。可是，这种观点隐含一些值得澄清的问题：首先，“理性”是一种主观的概念；人会思索，指的是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而进行某种心智活动。我不多吃甜食是我的理性，别人多吃甜食是别人的理性；我不能以我的取舍，论断别人的取舍。（因此，参加神风特攻队的队员，可能是基于同侪的压力或其他的原因而加入；由一些史料来看，至少有些队员在心里经过相当的挣扎。）
其次，“理性”只是指人能思索而且会思索，并不表示思索之后所采取的行为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昨天我很理性地买了十只股票，今天股票大跌，我赔了钱；虽然我很懊悔，可是，我（和其他任何人）显然不能用后来的结果来否定原先的斟酌思考，因为行为和结果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时点上。
再次，理性当然也有精细和粗糙的分别；喝两大杯金门高粱之后的思索能力，当然和清醒时不同；小朋友对事情的斟酌拿捏，也当然和成人不同。不过，除非是醉烂如泥、步履蹒跚的人和襁褓中的婴儿，人都能思索而且会思索——人都是有理性的。
最后，是关于理性的客观性。你有你的理性，我有我的理性；我不能以我思索的角度否定你的思索角度，就像我不能以我的审美观来辩驳你的审美观一样。不过，如果在内在的思索和外在的判断上，我们之间有某种交集，这时候“理性”又多了一层意义：我们可能会基于同样的考虑，而采取同样的行为；譬如，我们都不会为了省钱而坐慢车。那么，对“我们”两人而言，坐慢车省钱是“不理性的”。这是指对我们两个人来说，省钱坐慢车和我们对其他事物的思索判断格格不入；可是，对其他人而言，省钱坐慢车可能是理性的——因为能慢慢地欣赏沿路风景！
总结一下：理性，反映了人在行为上的自主性，也隐含了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有思索评估的能力。
自利
“人是自利的”，这是经济学者对人的特性所作的第二种描述；当然，一般人对这种描述的反感，可能要比对于“人是理性的”的反感更强。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人事实上不是自利的，因为人会做很多利他的事；第二，人“不应该”是自利的，人“应该”为他人着想。前面的理由，是实然面（positive）的质疑；后面的理由，是应然面（normative）的考虑。我们可以细细琢磨，这两点理由的曲直。
让我们先标列出两个参考点：一是极端的自私，一是极端的利他。开车时摇下车窗、丢出垃圾，这可以说是极端的自私；日行多善之外，每个月还把薪水绝大部分捐给慈善事业，这可以说是极端的利他。以这两个参考点为左右端点，我们可以想象有一道宽广的光谱；介于两个端点之间有无穷多的点，而这道光谱涵盖了行为的各种可能性。
对于经济学者而言，这道光谱上各个点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不同；不过，所有的点都可以从“人是自利的”这种角度来解释。“摇下车窗丢垃圾”是自私，当然也就是自利；捐钱做善事虽然是利他，可是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慰藉满足，这显然也是自利。因此，不论行为表现的外观如何，在本质上总有自利的成分。
此外，当经济学家说“人是自利的”时，他是指“人会设法追求自己的福祉”；重点是在“自己的”和“福祉”这两点。追求自己的福祉，并不表示一定会侵犯或伤害到别人的福祉；而且，福祉是包括物质、心理、精神上的福祉。我们很难想象，一般人的绝大部分行为（也就是社会科学家所分析的对象）是完全不顾自己、是完全要让自己变得难过和不适！
事实上，在大部分时候，人的行为是比较接近光谱上“摇下车窗丢垃圾”的那个端点。试想，当我们去买水果时，选了（我们“自己”认为）漂亮、甜美、可口的之后，不是就让别人不能再买到这些较好的水果吗？因此，就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的行为在利己的同时，不也间接地伤害到其他人吗？我们希望自己的成绩好、工作表现出色，不都隐含了其他的人会相形逊色吗？因此，当我们掠去行为的表象之后，我们会发现：虽然表现的方式不一，人其实都是在设法增进自己的福祉，让自己觉得比较快乐、比较高兴、比较有成就感、比较有道德！
关于“人的行为应该利他”的观点，也值得仔细斟酌。首先，社会科学是探讨社会现象“是”如何，而不是社会现象“应”如何。即使社会科学家（似乎）有责任提出革新建议，以改善现况；可是，在能有效地解释实际情况“是”如何之前，我们并不具有指引方向的条件。直接论述“应”如何，只是道德上的呼吁；也许满足一般人心理上的期望，但显然对分析实际现象毫无帮助。
其次，我们可以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人应该是利他的”这种原则，那么一个人如何处理不同关系的交往——和家人相处、和亲戚相处、和好朋友相处、和陌生人相处呢？这些关系的亲疏远近，难道不是已经反映出“自己”这个因素的重要性？也就是，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利害）考虑，而决定“利他”的程度！
再次，“应该”代表的是一种束缚，也就是限制了行为上自由取舍的空间；一旦把这种束缚变成内在的一种规范（我应该诚实），那么遵守规范本身也隐含自利的成分（因为我说了实话，所以我心里很坦然）。不过，更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会为自己加上一些束缚，为什么人要自绑手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