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洞见未来，是攸关前途命运的终极问题。尤其是在残酷的战略竞争环境中，无论是对国家、组织、企业还是对个人，洞见未来关乎生存与发展。推演作为一种基于演绎推理、依靠博弈仿真、服务综合性战略决策的高级研究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在模拟的未来环境中研判态势、检验决策的有效实践手段。本书以未来可预见性的哲学和理论为切入点，着眼于战略思维与战略研究文化的塑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用推演优化战略决策的命题进行系统研究论证，全景式地展现了推演的发展、实践与未来，能够帮助读者充实研判手段、丰富战略思维、改进战略决策。
作者介绍
杨霄
法学博士，国家高端智库战略研究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战略预见与生物安全研究。著有《大国远谋：国家中长期风险评估与战略预判》。
部分摘录：
官僚体系造成了复杂决策机体运行的无序性。决策是组织内部代表不同部门的成员为了自己部门的利益与其他部门讨价还价的政治结果。简单而言即“你站在哪里（在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取决于你坐在哪里（在决策组织中的位置）”，也就是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美国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有关军事、外交政策的决策和执行的大量案例均表明，没有客观存在的单一国家利益，代表不同机构的人都是通过自己部门的“透镜”来认知国家利益的。总统的最大利益是赢得大选或连任，保持权力和声望。政府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权力范围，部门决策者都尽力控制资源，以维持其权力。职业外交家的最大利益就是职位提升。外交决策的结果往往取决于不同机构及其领导者的权力大小和讨价还价的技巧。政府不同机构的特殊利益和政策偏好制约着该机构的政策制定者。政策制定者根据在特定环境下其机构的利害关系决定在特定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即所谓位置决定立场。
官僚决策模式的基本假设是政府由一些大的组织机构构成。从形式上看，主要决策者的确在组织和决策中处于领导地位，但他们得到的决策信息是由组织提供的，选定的各种决策方案是由组织进行分析研究的，做出的决策也是由组织来执行的。也就是说，决策实践都是组织机构的产物，决策的行为主体是一个松散地联合在一起的多层级组织有机体。组织行为与其说是最高决策者的审慎选择，不如说是各级组织机构的行为集成。不同政策领域的责任是由不同组织机构分担的。例如，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国防部负责军事。各部门在主管的事务方面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力，但这些权力和决策都毫无例外地受到组织及组织内部其他机构的干预。由于各组织机构只对狭小领域负责，因此容易眼光狭隘。各组织机构的运行需要许多人协同努力，而这一过程是通过规范的机构运行程序完成的。这也是官僚决策最为突出的特征，即其产物都是程序性的，因为组织机构都要按规范的运行程序来处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机构为履行职责就需要分散权力，为协调行动又需要集中控制，于是组织机构在两种需要之间经常处于拉锯状态。
官僚决策的问题不只源于组织机构固有的特点，所谓的“政治正确”更是一直困扰组织决策者的重要问题。虽然最高决策者的干预并不如通常想象的有效，但是他的确有能力改变组织决策。例如，决策者可以把执行新政策的责任交给单一机构，或建立新机构全权负责。这方面就存在很强的“政治正确”问题。“重大的震撼性变化时有发生，而在对未来的预测中却鲜有体现。这不仅是出于心理学家所了解的那些原因，在国家安全领域还有‘政治正确’的压力。有些主题，有些未来场景，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刻意回避，甚至成为禁忌。”[28]冷战期间，美国对越战走向的判断无疑掺杂了非常多的“政治正确”因素。196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亚历克斯·麦科恩看到当时的越南战场评估初稿后无比愤怒，认为其结论相比最熟悉越南的专家的判断“简直太悲观了”。因此，他批准的最终报告认为“共产党人的进展将会被击退，且局面将很快改观”[29]。但事实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与麦科恩的“直觉”背道而驰。“政治正确”的问题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很多重要的国家级战略研究活动中表现非常明显。由于有高层决策群体参加，他们很容易地影响了战略研究的选题、方向以及其中关键要素的选择。在这方面，失败的教训极为深刻，最为典型的就是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前进行的推演活动受到多个方面的不正常干扰，导致最终在决定战局走向的关键战略研究中犯下大错。
（二）决策心理 决策心理是一种冥冥中的指引。运用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决策和政治现象是近年来政治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组织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基础的集体行为，而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的行为。抛开决策者的信仰、价值观以及对别人的印象去解释他的决策通常是不可能的。例如，国家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人的关系，国家的对外政策是由代表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决定的。这就需要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解释人的政治行为。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学者更是强调：如果国际关系理论不把人的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它所描述的世界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变化、没有生机、没有交流和互动的世界，决策心理的研究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和“试金石”。
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但并不是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死板、机械的反映。人的心理过程是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即头脑和环境互动从外界获得及解释信息的过程。它与个人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和世界观等联系密切。人的认知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是从选择性获取信息开始，经过个性化解读，从而比较面对不同的可选对策时的偏好，最终做出选择进而反应。人认知客观现实世界的过程，是“获得、组织和运用知识的心理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知觉、记忆、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信息处理、语言、思想和想象等。认知系统帮助人们把环境分解成可以理解和可以认识的单位，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信息过滤的方式，即人们不必评估所有信息。但正因为如此，导致出现一系列认知问题。例如，决策者的价值观、认知方式、性格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决策者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根据观察到的“心理环境”制定政策。
认知本身是个复杂的、包容性较强的概念。认知复杂性对决策性质，决策者的个人风格、对危险的评估及如何处理信息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与理性假设相反，认知研究的重点是在决策者认知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及其对决策的影响。一般情况下，随着决策者认知复杂性的增加，他们应对复杂局势的决策能力也会增强。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但是相对于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的心理过程属于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外部环境或因素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透镜的“过滤”，形成有意义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些外在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才会成为影响决策的因素，才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形成影响。
首先，决策者存在主动的信息筛选和倾向性认知的过程。现实世界经常会出现与自己原有信仰和观念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在认知和处理信息的过程中，人们总是避免不一致情况的发生，通过调整容易改变的方面来保持认知的一致性。为此，决策者可能通过有选择地认知来影响信息的处理过程，从而保持认知的一致性。这种现象极大地影响到决策者采纳信息的全面性和均衡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一叶障目”。例如，人们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往往强调外在因素和环境的作用，在解释别人的行为时往往强调内在因素的作用；把自己的错误归因于别人的错误，而把别人的错误归因于他们本身不好；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朋友，以消极的眼光解释和看待敌人。
其次，由于决策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决策者存在主动降低信息采纳量的现象，从而造成普遍的信息失真问题。决策者在处理问题时通常面临相互矛盾的现象，或是总体信息量过大，或是不够全面，或是有用信息严重不足。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制定政策时总是试图尽可能多地解读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形成固定的模式后再用于分析形势。将复杂和互不相关的事件压缩到连贯一致的模式中往往会导致偏见，刻板印象就是典型的表现之一。这种认知过程有很强的绝对性，即一旦认为某个群体具有某种特性，就会毫无例外地认为群体中的任何人都具备这一特点。这种认知方式往往还是深度敌视或友好的态度的象征，决定和支撑着特定的行为特点。在此情况下，决策者往往用启发式思维简化判断。这种方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借助归纳思维，向历史找答案；二是用演绎思维和逻辑推导结果。历史是面镜子，从历史中学习可以说是人类的普遍习惯。在这个过程中，当决策者面对自己不清楚的决策环境时，总喜欢与历史上已经非常明确的类似情况进行比较，并根据历史经验做出决策。这种认知方式的模式是：历史事件——历史经验教训——未来行为。例如，美国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的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对这两场战争的态度。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认知的重要因素，这种认知还会影响对所接受信息的解读。而演绎思维就是把看不见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事物类比成一般人都较为熟悉的东西。例如，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政策被称作“遏制”，实际上其原意是用容器把苏联“装”起来。与此类似，冷战、“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纸老虎”、美国将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说成是前者对后者的“强奸”、称一些国家为“流氓国家”等说法也都是简单的类比。决策者一旦形成上述认知思维，其决策倾向也就顺势确定了。但是，历史往往是不会重复的，可以相比的两件事之间也非完全一致，因此这种认知过程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最后，并非所有的人都对决策产生影响，只有处于主导地位的决策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决策者的个性与组织决策行为之间的主要联系受到诸如决策者对特定事务的熟悉程度、决策者在特定领域所受到的训练以及他们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熟悉程度决定了决策者的参与程度。例如，兴趣是一种动力，对特定问题感兴趣的结果之一是关注相关的决策过程，并参与决策过程。决策者所接受的教育和实际工作经验影响其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进行积极决策，而对于不熟悉的领域则往往采用处理日常事务性问题的方式来决策，甚至“不决策”。另一方面，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决定了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在信息的处理方式上，对环境敏感的决策者处理信息的方式是从下到上，而对环境不敏感的决策者处理信息的方式则是自上而下。从开放程度上来说，对环境敏感的决策者在分析问题时往往关注别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对环境不敏感的决策者则寻求与自己的观点一致的信息，对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的信息则采取不相信、曲解的方式。此外，决策者的决策方式和与人相处的方式会影响到国家可能采取的战略。
（三）战略文化 战略文化造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行为惯性。国家有战略文化，企业有组织文化。文化是一种组织行为的惯性，也成为影响组织决策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会基于战略文化选择特定的国家战略。例如，苏联有炮兵文化传统的战略火箭军长期坚持发展中程导弹；美国自冷战开始坚持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反导弹战略传统；印度独立后基于外交理念而长期支持禁止核试验，但在实际行动中反对禁止核试验。
即使面对相似的战略环境，在不同战略文化中，社会化的精英也会做出不同的战略选择；文化属性不同的国家，对相似的战略现实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战略决策不仅受客观因素的制约，还受历史、规范、认同、价值观和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战略文化视角就此应运而生。
21世纪前的西方战略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科林·格雷从诠释主义路径出发，将战略文化理解为一种“路径依赖”，国家过去的行为对其当前和未来的选择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历史关键节点上所做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未来的外交政策路径。作为战略行为体的人类是战略文化得以存活和延续的载体。因此，可以通过历史、身份和性格来预判国家战略决策。另一个代表人物江忆恩则从实证主义路径出发，将战略文化看成一个独立于战略行为的“干预变量”，主要运用符号、意象和隐喻来解释战略行为，认为战略文化塑造了战略偏好，从而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同的战略选择。人类总是通过一定的文化模式来认知与自身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世界，尽管人类面临的客观世界是同一的，但不同的战略文化对同一的世界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有迥异的看法。一种战略文化为决策者提供的是一种认知图式。不同的认知图式带来的往往是各异的战略环境判断。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得出对战略文化不同的划分种类。以战略文化的性质为标准，可将战略文化划分为对抗性战略文化和非对抗性战略文化两种类型。对抗性战略文化坚持：认知世界的基本图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认为威胁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世界始终处于安全自助、危机四伏的状态。正是从这种冲突性的战略认知出发，一些西方国家在诸多问题上往往无限夸大分歧与对抗，不断寻找乃至制造敌人。“冷战思维”就是这种文化的真实写照。这种思维导致的结果就是否认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可能性，最终将世界引向对抗与互不信任的泥潭之中。与这种对抗性的战略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对抗性战略文化从整体性的世界观出发，认为世界具有一体性和相互依存性；虽然也承认威胁的存在，但认为威胁是可以避免的；国家之间是可以和平相处、实现良性互动的；只有通过和平而不是依靠武力的方式才能解决国家间的分歧、矛盾与争端。这种战略文化催生的军事战略一般没有明确的敌人，也不直接针对哪一个国家。譬如，我国的军事战略就强调积极防御，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战略目标必须服务于国家利益，而战略文化又左右着国家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因此在“战略文化—国家利益—战略目标”的关系链条中，战略文化的作用是基础的，其最终彰显的是不同国家的战略文化对它们各异的战略目标确立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对抗性的战略文化由于倾向于追求绝对性的国家安全利益，因而在选择战略目标时，比较注重本国国家安全利益与别国安全利益的对比，强调本国安全利益高于别国安全利益。霸权国的战略目标选择就是这种战略文化的反映。早在1893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就提醒世人：“扩张力是美国人固有的一种力量……如果有人断言，美国生活中的扩张性现在已经完全停止了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冒失的预言家。”杜鲁门说：“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以非对抗性战略文化为底蕴的国家坚持的是非扩张性战略目标。美国学者约翰·斯顿明确指出：“中国的偏好是有节制地、被动地、防御地使用军队，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古代战略家管理国家的技巧和其自感优越的世界观。”这种战略文化虽然也注重国家安全利益，但主张不干涉别国的安全利益。海外活动的目的不是进行海外殖民与扩张，而是为了与广大国家进行友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