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11年，武昌起义，事起仓促，仿佛只一夜之间，一个硕大无比的王朝就轰然坍塌。其实，这是自1840年起，清王朝对中国面临现代性转型懵然无知，对现代性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制度系统懵然无知，因此应对失据、步步被动，各种问题和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的总爆发。 本书从多个视角全景描绘了晚清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这最后几十年的历史画卷，围绕这一时段的史事、人物、社会等方面展开解读，最终梳理出了清王朝覆灭的内在逻辑在于传统“天下观”与现代国家观、技术进步与制度落后、改良与革命这三对矛盾的长期撕扯与断裂，这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屡屡陷入困局的关键所在。
作者介绍
雷颐，著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等。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何以至此》《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取静集》《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部分摘录：
中国广州外贸，主要是中国向英国出口茶叶、瓷器、丝绸、大黄等物品，而中国进口主要是钟表、八音盒、自动机械玩偶等各类西洋奇珍。这些西洋奇珍，主要也是为皇家供应，所需非常有限。相对于出口额，中国从英国的进口额实在微少。长年累月，中英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中国是巨大的顺差，英国是巨大的逆差。
公元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数十年，急欲扩大商品市场，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使，率领有七百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企图打开中国市场，改变中英贸易的不平衡状况。这位大英帝国的特使以为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实想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
时处盛世的大清王朝，上上下下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人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与意义，反而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是“吾皇”天威远被，使远在天边的英国与其他藩属一样，因仰慕中华文明、诚乞教化而远涉重洋来为大清皇帝纳贡祝寿，主动成为中国属国。中国地方官在翻译英方有关信函时，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话语系统将其格式、用词译成下对上的禀帖，来华经商的英国商人被译成“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遗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十全老人”乾隆皇帝阅后大喜，批示：“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6]马氏一路受到中方热情款待，但其船队却被插上“英吉利贡使”的长幡，在他们的礼品清单上“礼物”被改为“贡物”。马氏自称“钦差”被清朝官员改为“敬差”或“贡差”，负责接待他们的大臣在给皇帝的奏折中都是以他们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十一月之久，来向天朝输诚纳贡……乾隆皇帝收到了经由大臣徵瑞转奏的马戛尔尼使团“贡单”，见单内仍有“遣钦差来朝”之语，认为与天朝体制不符，遂特别传谕：“阅单内有遣钦差来朝等语。该国遣使入贡，安得谓之钦差？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臣之词。原不必与之计较。但恐照料委员人等识见卑鄙，不知轻重，亦称该使臣为钦差，此大不可。著徵瑞豫为饬知，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7]天朝上国的“认知系统”决定了“天朝”从皇上到臣民只能从夷狄“向化”、主动要成为中国“藩属”的角度理解此事。
然而，双方最后却终因觐见皇上的礼节而发生激烈的“礼仪之争”。中国认为，既然是“贡使”来“进贡”，觐见皇帝时当然要像其他属国的贡使一样，按“天朝”体制，代表本国君主向“万国之主”的中国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对此，马氏坚决不同意。从7月下旬到9月中旬这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双方一直为是否“下跪”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甚至权倾一时的和珅也专门为此会见马氏，亦无结果。
最终，乾隆皇帝知道此“夷”并非要来成为“属国”，至为不快，命其离开中国。同时，乾隆帝仍以“上”对“下”颁发“敕谕”：“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咭唎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深为嘉许。”对英方派驻使节的要求，乾隆断然拒绝：“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尊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译馆供给，行至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对英国提出的通商要求，他也断然拒绝：“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8]马氏一行最终一无所获，于10月初被迫离京返国。
公元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时隔23年后，英国又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为特使来华，根本目的仍是想打开中国市场，建立外交关系。此时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远超23年前，但中方对此仍是毫不知情，仍认为这是英国“迭修职贡”，诚心向化。然而双方又因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由于阿美士德仍拒不跪拜，嘉庆皇帝大怒，颁谕称：“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当日又下旨要求英使离京回国。也像乾隆皇帝一样，嘉庆皇帝也给英国国王颁发“敕谕”一封：“尔国远在重洋，输诚慕化”，“特命大臣於尔使臣将次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之，特将贡物内地理图、画像、山水人物收纳，嘉尔诚心，即同全收，并赐尔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以示怀柔。”“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徙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9]
此时距英国发动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只有24年，嘉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仍满是“天朝”“万国共主”“输诚慕化”“恭顺之心”“倾心效顺”“来朝”“向化”等华夏中心论观念，对一个“新世界”的来临一无所知、一无所感。
1793年和1816年英国使臣两次使华，英国没有达到通商和派驻使节的目的，但是，他们却有非常重要的收获。
马戛尔尼使团于1793年8月初到达北京，后来十分狡猾地找种种理由不走海路而从内陆于12月初到达广州，然后在澳门停留一段时间，于1794年3月中旬离开中国。超过半年，从北到南，他们对中国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对中国，他们从通过传教士的远距离观察实现了近距离观察、研究。以前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毕竟笼统，而且侧重人文方面，此次马戛尔尼使团人数众多，有政治家、科学家、机械师、医生等专业人员，他们从这些领域、学科对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考察研究。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7月中到达中国，由于有马戛尔尼使团先例，阿美士德使团也是沿大运河南下，然后于1817年1月末从澳门返国。也有半年时间，从南到北，也对中国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阿美士德使团比马戛尔尼使团少了二十人，成员中有科学家、博物学家、水文及地质学家、医生、测绘技术人员，还有素描绘图精湛的画家，而且有几名“中国通”。此时距马戛尔尼使团已过去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是英国在工业革命道路上突飞猛进的二十多年，所以阿美士德使团的设备和人员的科学知识水平更高，对所经中国海陆沿线的测量更加精准。
英国的这两次出使，极大地改变了欧洲此前主要是通过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传教士书信著作和启蒙派学者的论述了解中国，从而得出的“中国结论”。此前在马可·波罗、传教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派学者的著述中，中国是一个繁荣、富强、先进、民众道德普遍高尚、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度。但这两次经过实地调查，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风俗民情、地形地貌、物产、气候、军队、武器等方方面面作了一番考察和评估。他们的观察、记录细致到把纤夫拉纤的调子、民歌《茉莉花》的曲调，都用五线谱记录下来了。
经过比较，马戛尔尼认为中国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科学技术和军事等各方面均大大落后于欧洲，他的结论是：“至少在过去的150年，没有发展和进步，甚至在后退，而我们科技日益前进时，他们和今天的欧洲民族相比较，实际变成了半野蛮人。”他甚至认为在他的有生之年有可能看到清王朝的崩溃：“我在考察中发现庞大的上层建筑根基空虚”，“微小的摩擦可以诱发火花，将造反的火焰燃遍全中国。事实上帝国已发展到不堪重负，失去平衡，不管它多么强大有力，单靠一支手已不易掌控局势。尽管当今皇帝以他的精力和智慧可以长时期维持国家机器平稳运行，但如果在我本人去世之前它已崩溃瓦解，那么我将不感到意外”。他考察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发现部队缺乏训练，以冷兵器为主，不知道炼钢技术，火绳枪还是从前葡萄牙传入那样，没有专门生产火药的工厂，都是个人制造，士兵的一项任务就是自备火药，因此火药质量很差。[10]中国海军与海防，他认为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将其摧毁，并使从海南岛到直隶湾的航线中断。中国面临的更严重后果是“朝鲜人将马上就会获得独立”，“把中国和台湾维系在一起的联系如此脆弱”，只需外力介入，立即就会被切断。“从孟加拉只需稍稍鼓动，在西藏就会引起动乱”，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使团成员还考察了香港附近海面，认为非常适合殖民。“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11]
他的结论，令人不寒而栗。半个世纪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一百年后，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就是朝鲜“独立”，台湾被割让给日本。
阿美士德使团也对中国的方方面面作了详细考评，认为以往传教士的中国论述受到了不应有的重视，对中国有过高的评价，他也认为中国不仅完全落后而且潜伏着巨大危机：“各省现在可能仍然潜伏着对政府的不满，如果这种不满被外来攻击引发成行动，或者受到外国支持的鼓励，改朝换代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汉人的民族感情还没有完全消失，可能会出现一个或真或假的明朝的代表人，如果得到外国援助的强力支持，他会找到足够的拥护者，把没有资格拥有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驱逐出去。不过，如果没有这种干涉，现在还看不到内部革命的任何迹象。”“由于百姓没有代表，他们除了叛乱没有别的纠正办法。”“我相信，中国的军队尽管足以应付国内的治安，但是从它们列队行进的样子和士气状况来看，即使是对付亚洲不正规的军队也是不堪一击，肯定无法对抗欧洲的军队。”[12]
更重要的是，阿美士德使团船队从香港起锚，先后进入南海、台湾海峡、东海、黄海、渤海和白河口，在此期间，他们依靠精密的气象测量仪器不间断地记录了这些海区的气象数据，每天3次，每次间隔8小时，并将这些数据汇总为一张海上气象数据记录表，清楚地标示了测量点的经纬度、测量时间、气压、温度、湿度及盛行风向。海洋水文要素与船舶航行安全密切相关，在海洋水文要素中，一个需要测量的基本指标就是海水温度。海水温度的变化可以引起海浪的变化，造成台风、海雾天气，影响船只的航行。船队在航行期间，他们对不同深度的海水温度进行了多次测量。这些水文数据为后来英军舰队在中国海域航行提供了依据。阿美士德使团在大沽口上岸后，陆续获得了对他们来说最为难得的内河水文、气象及航道情报。他们通过京杭大运河、长江、赣江、鄱阳湖等内陆河湖，一路南下至广州，经澳门回国。利用这个机会，使团搜集了内陆河流的水文数据，每进入一条河流，使团成员都对河流的宽度、深度、长度、流速及暗礁分布情况进行记录。从1816年9月8日到11月24日，进行了长达78天的连续观测，并将所有数据绘成了一张内陆气象记录表，清晰地记录了长江等主要河流的气象情况。在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之前，英国人对长江航道并不熟悉。该使团途经长江时借机测量了镇江、瓜洲、金山一线的长江水道，为以后鸦片战争中英国通过长江进攻镇江和南京完成了航道情报的准备工作。内河航道、水文、气象情报的获取，使得英国人对长江等重要水道的情况了如指掌，因此英军才能在鸦片战争中大胆地从沿海深入内河进攻南京等重镇，取得决定性胜利。
该使团在旅行途中，无论大小，只要发现一处驻军营地，都对驻军点的人数、地点和装备等基本信息进行记录，掌握了沿途各地的清军布防情况。1842年，为了取得决定性胜利，英军决定溯长江口而上占领南京。战前英国并未对长江水道进行侦察，而是在行进中以测量船为先导，边测量边前进。由此不难判断，英军是以阿美士德使团当年搜集的镇江、瓜洲、金山一线的航道情报为基础，通过测量来记录变化后的数据，最终兵临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答应了英方提出的谈判条件。在谈判桌上，英国提出了割让香港。原因在于英国人发现香港具有极好的建设港口条件，而且靠近澳门和广东海岸，在贸易、交通、军事上都极为理想。但彼时香港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当时清廷连香港在何处都不知，而英国之所以提出要清廷割让这个看来毫无价值的小岛，就在于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使华时对香港进行了细致考察，对此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可以把香港作为贸易中转地。他们的船队在香港湾停泊了三天，对香港岛及周边海域情况进行了细致考察，测量了香港岛的地形，还有成员携带水银温度计上岛，在香港岛最高峰太平山上攀爬了一千英尺。他们测量和记录了香港湾的气温、气压、温度、湿度和盛行风向等气象情况。考察过后，阿美士德使团对香港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团中的海军军官都认为对任何吨位的船只来说，香港都是极好的避风地。该船队的一些船只靠近朝鲜海岸，对附近的岛屿和海岸线也作了精确测绘。还有些船只到达琉球，并成功登陆，停留了六个星期之久。“从朝鲜和琉球群岛的历史中，我们了解到，日本和中国经常争夺对于这些朝贡国的宗主权，在较早时期双方各有胜负，但是近年来，优势在中国方面。”[13]他们已经敏感地触摸到了六十余年后中日关系的焦点、痛点。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这两次出使中国后，都出版、发表了大量中国见闻，改变了欧洲此前的中国观。他们分别在乾隆、嘉庆年间来到中国，正是中国的“乾嘉盛世”。然而，在盛世之下，他们却看到了清王朝严重的危机，甚至很可能被粉碎。一个直接的后果是，这为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提供了强烈的动因和精准的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