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康雍乾盛世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也是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乾隆在康雍乾盛世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一方面，他把盛世局面推至顶峰；另一方面，盛世的背后潜藏着衰落的迹象，亡国危机难以扭转。乾隆后期，吏治败坏，士习积弊，天下进入了多事之秋。
本书对乾隆及以下几位皇帝的理政得失及个人命运进行了提炼，如“乾隆帝的乐与哀”“嘉庆帝的困与变”“道光帝的庸与俭”等，思考一个拥有众多勤勉帝王的王朝为何必然灭亡，探讨制度之弊及其启示。
作者介绍
郭立场，高校副教授，时评人，专栏作家，青年历史学者。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项目近10项，发表学术论文、评论文章等600余篇，著有《天辰羽雪》、《有话可说》等，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党政干部文摘》转载，部分作品入选公务员申论教材。其作品情感内敛含蓄，文风朴实庄重，语言辛辣犀利，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
部分摘录：
同治帝没有留下子嗣，慈禧在选嗣君时，将醇亲王奕譞次子载湉过继于咸丰帝。光绪元年（1875）正月二十日，不谙人事、年仅四岁的载湉即皇帝位于太和殿，成为1875—1908年间名义上的统治者。光绪，即继道光先帝之绪也。一国之君，再度从一名成人变成一个幼童。
光绪帝是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他四岁登基，活了三十八年，在位三十四年。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生活不自由，婚姻不自主，政事不遂意，始终像个提线木偶被慈禧操纵。他也曾有过挣扎和抗争，也曾抓住过时机和节点，吹响了改革号角，掀起了变法运动，大刀阔斧地破旧立新。无奈，时运不佳，经验太少，实权太小，措施太急，急于求成，下场凄凉。面对慈禧及保守派的反对和反扑，光绪帝毫无还手之力，最终被幽禁灜台，成了阶下囚，莫名死去。
一、谁来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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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1874），正值青年的同治帝病亡，膝下无子，无人继承皇位。在此之前，清朝先后出现过汗位推选制、嫡长子继承制和秘密建储制，需从皇帝子嗣外寻找继承人的情况还是首次。
按照清朝家法，皇帝驾崩无子，须从晚一辈中择一贤者为皇帝的嗣子继承大位，也就是从“溥”字辈选择继承人。曾任慈禧女官的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记载：“清朝入关以后，不知道是由哪一位皇上订下一个规矩，严禁兄弟禅位。一个皇帝升天之后，必须让他小一辈的人——不是子便是侄来接位，同辈的人是断乎不许染指的。” [488] 慈禧却并未从“溥”字辈中寻觅继承人，而是把目标锁定在醇亲王之子载湉身上。
慈禧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然有其考虑。一般认为，慈禧确立嗣君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光绪帝年幼，四岁小儿，便于控制。此外，光绪帝系咸丰帝的弟弟奕譞和慈禧的妹妹叶赫那拉氏所生，既是其侄子又是其外甥，与慈禧关系密切、亲上加亲。尤为重要的一条，光绪帝与同治帝同属“载”字辈，慈禧仍是皇太后，仍能垂帘听政，仍能执掌皇权。
帝嗣的选立，貌似帝王家事，实则天下大事，不仅攸关皇脉延续，更关乎国家前途命运。慈禧立嗣，打破成例，实行兄终弟及，而非父死子继，违背了常规，顿使宫廷中的各种关系充满变数，也为接下来无休止的猜疑和论争埋下了伏笔。
宗祧继承的原则是，“有子立嫡，无子立后”，无子时立同宗辈分相当的他人之子为嗣，俗称“过继”或“过房”。康熙十年规定：“如无子嗣，准将近族之子，过继为子。” [489] 慈禧刻意回避在同治帝下辈中寻找继承人，妄称光绪帝的帝位得自十三年前就已经去世的咸丰帝，以保留自己皇太后的称谓，置同治帝的孝哲毅皇后于皇嫂的尴尬地位。虽言之凿凿，但让人难以信服。果不其然，光绪帝即位未几，反对风潮便席卷全国。
翁同龢对选嗣过程有亲历记述：“戌正，摘缨青褂。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宣布曰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490] 与此同时，两宫也完成了再次垂帘听政的例行手续。《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载：“请吁恳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一折。朕恭呈慈览。钦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览王大臣所奏，更觉悲痛莫释。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唯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不得已姑如所请。” [491] 这一连串的动作，都是在同治帝去世当天完成的，反映出慈禧的权欲之重、心机之深、速度之快、手段之狠。
事有不平，必生怨怼。先是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为同治帝鸣不平，建议皇上将来生有皇子，承继大行皇帝同治帝为嗣，接承皇室世系。慈禧大为光火，认为广安“冒昧渎陈，殊堪诧异”，着传旨申饬。 [492] 嘉顺皇后因同治帝早逝，伤心欲绝，复因慈禧强立光绪帝，不为同治帝立嗣，又多次被慈禧训斥，竟绝食而死。不久，御使潘敦俨又挺身发难，被罢官免职。为了维护祖宗传下来的惯例，士大夫自古即有规谏的传统，严惩高压之下，挺身赴义者仍络绎不绝。
所谓“武死战，文死谏”，这是报国忠君者的至高境界。就在故交同僚纷纷挺身谏言之时，吏部主事吴可读愤然以尸谏明心志。在同治帝和嘉顺皇后的大葬典礼上，吴可读以死劝谏，要求将来光绪帝生了儿子后，仍旧承继为穆宗之子，使“大统有归”。他的尸谏虽然没有挡住慈禧的垂帘听政，却开创了晚清京官不避权贵、直言敢谏的风气。吴可读能以生死为轻，不愧为行无所掩的狂狷之士。
吴可读事件，从京师到直隶，又到外省，由朝及野蔓延全国。尸谏带来的舆情，如同泄洪之水一般不可阻遏，为处理困扰朝局数年的大统之争提供了突破口。天下至理，愈辩愈明，此前模糊不清的继统立嗣问题，终以集思广益的方式得以基本解决。迫于舆论压力，慈禧重启了有关光绪帝承嗣大统的讨论。慈禧当即批复：“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 [493]
在臣僚和民众的双重裹挟下，慈禧不得不做出妥协，颁旨了结此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托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494] 光绪帝的继统没有问题，慈禧可以继续垂帘听政，吴可读的意见得到采纳，朝野官绅的愤懑情绪得到舒缓，结局皆大欢喜。然而，帝位继承制的威胁仍在，垂帘听政的隐患并未排除。
东汉刘陶说过：“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宁。” [495] 自此以后，皇嗣继承生出诸多变故，帝后党争，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其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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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爱子的慈禧，把光绪帝视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从血缘关系看，光绪帝是慈禧最近的宗亲。从政治关系看，慈禧不但把皇位给了光绪帝，并为其选配了所谓国之栋梁。在慈禧看来，她已经尽到了该尽的责任，光绪帝也要对得起自己，好好地做个儿皇帝。
可悲的是，慈禧是个不合格的母亲。她先前对同治帝管得太松，为避免悲剧重演，如今又对光绪帝管得太严。慈禧词严厉色，把孩童光绪帝吓得胆战心惊，金梁辑《四朝佚闻》中有“帝慑于积威，见太后则战栗”的记述。 [496] 据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载：“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 [497]
一般来说，家庭教育管得太多、太严，孩子是很难有大出息的。据信修明的《老太监的回忆》记载，刚入宫的光绪帝，小病不断，大病常有，连慈禧都担心这孩子能否健康长大。他胆子特别小，害怕打雷闪电，尤其是狂风暴雨时的闪电惊雷，常常为此会吓得大哭大喊。 [498] 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养成了孤僻的性格，沉默寡言，意志消沉。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躲在屋子里摆弄西洋玩具。据一些太监回忆，拆得多了，他竟能将拆下的八音盒再组装起来，而且能改变八音盒的音阶。
和所有父母一样，慈禧望子成龙，希望光绪帝能为一代明君。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5年1月18日），慈禧发布懿旨说：“皇帝尚在冲龄，养正之功，端宜讲求。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 [499]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二日，慈禧又发布懿旨，要钦天监于明年四月内选择吉期，让光绪帝在毓庆宫入学读书。派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充当师父。她要为光绪帝请来最好的老师，让光绪帝接受最好的教育，进而成为天下最优秀的人。
光绪帝的课程及毓庆宫一切事宜，由他的父亲醇亲王奕譞妥为照料。国语清文、蒙古语言文字及骑射等事，派御前大臣随时教习，亦由奕譞一体照料。此前，翁同龢曾担任同治帝的老师，但没有取得应有的教育成就，所以对帝师一职心有余悸。无奈，慈禧坚持，翁同龢不得不担负起教导光绪帝的重任。
光绪二年（1876），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读书，开始重复同治帝的成长悲剧。翁同龢第一次见到光绪帝，就觉得其面色晦暗，神情萎靡，目光呆滞，意识朦胧，尤其是身材比同龄的孩子矮一大截，一看就是发育不良的状态，不禁一阵心酸。 [500] 翁同龢为光绪帝制定了严格的学规，对他的管束十分严格。慈禧对光绪帝的管教更加严厉，隔三岔五检查他的学习成效。据《宫中日记》记载，慈禧对待光绪帝一贯是疾声厉色，在光绪帝小的时候，每天总是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长跪。到后来，光绪帝被责罚得经常饿肚子，饥饿难耐之时，竟然发展到偷窃太监食物的程度。 [501] 光绪帝年幼时就被心理变态的姨妈出于私心带离家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最终造成他一生的悲剧。
翁同龢对光绪帝的悲惨生活深有体悟并深表同情，此后对光绪帝渐趋宽容和蔼，给他以父爱般的温暖。不仅如此，翁同龢还对太监的服侍不周严加斥责，处处维护光绪的地位和尊严。久而久之，翁同龢成为光绪依赖的靠山，“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 [502] 。
紫禁城是帝国权力的中枢，却不是适合孩子成长的乐园，宫廷生活索然乏味，既无亲生父母的骨肉之爱，又无与邻里孩子的玩耍之乐。光绪帝的学习生活相当繁重刻苦。年复一年，除了两宫皇太后的生日，光绪帝的生日、端午、中秋等各放假一天，以及新年放假五天，光绪帝没有丝毫空闲。日复一日，每天除了向两宫皇太后问安，陪两宫皇太后上朝，其他时间都要在书房度过。
长期孤独的宫廷生活，时时身不由己，事事遭遇掣肘，给光绪帝的成长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光绪帝的成长，当时在宫中服役的太监寇连材在《宫中日记》中说：“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人，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实为不足四岁）登基，登基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即光绪的生母），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后（慈禧）一人。然西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辄涕泣云。” [503] 入宫后的光绪帝，没有母爱，在孤独无依中成长，体悟不到童年的欢乐，感受到的只是凄凉寡情。
就学问而言，光绪帝在历代帝王中并不逊色。满文、汉文，中学、西学，军政、时政，内政、外交，儒家经典、佛道典籍等，在翁同龢的引导下，光绪帝无不涉猎。光绪帝愈学习愈发现自己无知，逐渐感知时局的艰辛和国运的艰难，立志要像圣祖康熙帝那样成为一代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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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即位之初，慈禧曾许下“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504] 的诺言。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帝即将年满十五岁。六月十日，慈禧面谕醇亲王奕譞及军机大臣世铎等，称皇帝学业有成，也到了亲政的年龄，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天坛）为始，皇帝亲诣行礼，于明年正月举行亲政典礼。光绪帝长跪恳辞，奕譞、世铎等也恳请继续垂帘，暂缓亲政。慈禧坚持己见，严词拒绝。六月十五日，慈禧发布懿旨：“皇帝亲政典礼，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所有应行事宜，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505] 接着，王公大臣又纷纷上书，合词呼恳皇太后训政。光绪和王大臣的再三请求深合慈禧心思，慈禧终于同意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在慈禧授意下，礼亲王世铎等王公大臣拟定了《训政细则》，将训政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细则规定，祭祀和问安等礼仪一切照旧；一切召见，皇太后皆可升座训政，设纱屏为障；中外臣工呈递请安折和奏折的形式照旧；各衙门照旧例接受引见，需要恭候懿旨遵行；乡试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需遵照成例，恭候皇太后过目，择定篇章页数再请皇帝亲自命题，呈皇太后过目后发下；应行批复的奏折依照旧制请朱笔批示，呈皇太后过目后发下。 [506] 按照细则规定，光绪帝虽然可以独自亲政，但最终决策权仍牢牢掌握在慈禧手中。
不出意外的话，光绪帝大婚之后，慈禧应宣布结束训政，让光绪帝亲裁大政。世铎等王公大臣明白慈禧所想，又拟订一个《归政条目》，作为光绪帝亲裁大政后的永久法规。《归政条目》实质上是《训政细则》的翻版，明确规定了慈禧的权力，其中关键是两条：其一，中外臣工的奏折，仍一式两份，即太后与皇帝各一，这样慈禧仍可在奏折上批示懿旨，决断一切；其二，各衙门引见人员，仍照旧章（《训政细则》）恭候懿旨遵行，用人权仍在慈禧掌控之中。 [507] 慈禧对《归政条目》非常满意，批示“如所议行”。慈禧名义上归政，实质上仍把持朝政大权，光绪帝依然是个傀儡皇帝。
在婚姻大事上，光绪帝也没有发言权，他的皇后及两个妃子都是慈禧做的主。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五日，慈禧效仿当年的孝庄太后，将自己的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指立为光绪帝的皇后，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他他拉氏同时入选，封为瑾嫔、珍嫔。光绪帝是慈禧的侄子加外甥，皇后又是慈禧的侄女，亲上加亲。表面上看，把桂祥之女立为皇后是亲上加亲，而慈禧的真正目的则是在光绪帝身边安插心腹，更加严密地控制光绪帝。正如濮兰德在《慈禧外纪》中所言：“此次为光绪选后，其意重在为自己心，以监察皇帝之行为，而报告之。” [508]
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在紫禁城举办婚礼。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并不认同这种违背其意愿的政治婚姻。在人生的大喜时刻，他并没有显得喜气洋洋，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了规定礼仪。婚后，光绪帝故意疏远皇后，与皇后的感情越来越疏远，“自从婚礼举行过之后，……他们只像同处在宫里的两个陌生人而已。除非逢到什么令节，或是参加什么典礼，使他们实在不能不开口之外，平时简直绝对没攀谈过一次” [509] 。
光绪最宠爱的人是珍妃。据胡思敬的《国闻备乘》记载，珍妃“工翰墨，善棋，德宗尤宠爱之” [510] 。珍妃对朝政大事颇有自己的见解，往往与光绪帝不谋而合。光绪帝越来越宠爱珍妃，“后来却完全忘了顾忌，他几乎每隔三四天工夫就要亲自上珍妃宫里去走一次，这和他每夜非召幸珍妃不可的事同样都成了宫中的绝妙谈助” [511] 。这导致皇后醋意大发，经常在慈禧面前告状。
光绪帝在婚姻上缺少谋略性，加剧了皇后的反感，也引起了慈禧的不满。珍妃非但不知收敛，还锋芒毕露，居然“陪伴光绪时扮作男装，黑亮的头发，后垂大辫子，戴上头品顶戴，三眼花翎，身穿袍子马褂，足登朝靴，腰系丝带，居然是一位美少年似的差官” [512] ，把自己扮成男人和光绪一起讨论朝政。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逃往西安，临行前派人将珍妃推入宫里的枯井里，将其残忍杀害。是年，珍妃年仅24岁。
光绪帝被慈禧牢牢抓在手里，成为慈禧显示威严的权杖，争夺权力的利器，任意玩弄的木偶。光绪帝自幼在慈禧的淫威之下，事事不由己，致使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身体积弱，养成了敏感、偏激和暗弱的性格，也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生理病根。在清宫档案馆所藏的档案中，光绪帝自书的《病原》记载道：“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 [513] 光绪帝幼年身体病弱，长大以后身体一直多病，最后连个子嗣都没有。
二、年轻气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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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即位后，在慈禧的经营下，清政府先后经历了南北两场局部战争的考验，成绩是一胜一平。
同治四年（1865），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建立哲德沙尔汗国，盘踞新疆大部。同治十年（1871），沙俄复侵占新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按照左宗棠的逻辑，新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新疆守卫蒙古，进而守卫首都。光绪元年（1875）， 63岁高龄的左宗棠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作战方针，不久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分三路进击南疆，连下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败逃自杀后，清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又趁敌内乱挥兵急进西四城，驱赶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逃入俄境。光绪四年（1878），克复和田，取得收复新疆的胜利，粉碎了英、俄吞并新疆的阴谋。光绪六年（1880），根据左宗棠的意见，清政府派曾国藩之子、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赴俄国彼得堡谈判。曾纪泽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巧妙运用武力威胁与外交策略，利用英、法与沙俄的矛盾对俄国施加影响，经过半年多50余轮的谈判，光绪七年（1881），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成功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第一次取得外交胜利。《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写道：“一部清朝晚年的历史，几乎都是吃败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记载，读来令人气沮。唯有左宗棠的经略西北是个例外，确实值得我们兴奋。” [514] 这几句话，能够加深人们对左宗棠收复新疆重大意义的理解。左宗棠抬棺出征，为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而战，这是晚清历史最扬眉吐气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515]
光绪九年至十一年（1883—1885），清帝国与法国爆发战争。光绪九年（1883），法国为在清朝藩属国越南建立军事基地，悍然进攻由清军防守的越南山西、北宁，挑起中法战争。清政府忍气吞声，被迫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接着，法国把进攻矛头直指中国，叫嚣“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光绪十年（1884），法国舰队从海路进攻中国，攻陷台湾基隆，全歼停泊在马尾军港的福建水师。海战的意外成功，大大刺激了法国的侵略野心。光绪十一年（1885），法国陆军及越南伪军攻击驻防谅山、镇南关的清军，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逃，烧掉谅山城，丢弃镇南关，途中丢光了粮饷、军火等辎重，广西为之震动。危急关头，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起用老将冯子材率旧部援桂。《清稗类钞》记载：行前，张之洞与冯子材结为兄弟，张之洞“以金卮三，跽（长跪）而酌子材”，说：“公饮此，以祝公胜利，努力杀敌！不然，无相见期。”言外之意，就算是兄弟，你打了败仗，我也要执行军法。冯子材一饮而尽，说：“此行不胜，无面目见公！” [516] 面对来势凶猛的法军，冯子材不畏生死、身先士卒，统率各部取得镇南关大捷，不仅打败了法军主力，致使法军统帅尼格里身受重伤，而且直接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
清政府无心恋战，李鸿章等人主张乘胜即收，把镇南关大捷视作谈判的砝码，最终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中国承认法国吞并越南，法国成了越南的保护国。但法国未获得清政府的战争赔款、割地抵押，其号称“世界第二”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却得到提高。总体看，这场战争，中国没有失败，法国也没有失败，双方势均力敌。换一个角度看，中国没有失败，结局尚且如此，败了又当如何？可以说，清朝军事获胜，外交失败。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十年间，再没有大规模侵华战事发生，这无疑是镇南关大捷使列强看到了清朝顽强而巨大的力量。
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帝亲政，慈禧退居二线。不过，慈禧并未放权，凡大事要事，光绪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仍需事前请示、事后汇报。除此之外，许多官吏依然习惯于向慈禧献媚，并力图用阿谀奉承来刺激慈禧的喜好，以骗取慈禧的关注和恩宠。而对于光绪帝，则只求面子上过得去而已。
年轻气盛的少年天子，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急切希望通过一件大事，来确立自己的权威，证明自己的能力。光绪二十年（1894），光绪帝亲政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宗主国清政府乞援。日本狼子野心，也乘机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对于光绪帝而言，插手朝鲜事务，以战事树权威，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有了之前平定新疆叛乱的胜利，以及镇南关大捷的战果，朝堂上处处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情绪。中日战争爆发时，主战派沉浸在骄傲自满的幻想中。户部主事裕绂上奏：“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 [517] 御史叶应增上奏：“此次用兵，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 [518] 礼部侍郎志锐认为：“此次日本不知自量，抗兵相加，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 [519] 翰林院编修曾广钧以为：“中国可以趁此机会，一意主战，剿灭日本，建立奇功。” [520]
也许因为年轻的缘故，皇帝凡事都倾向于强硬，当然不能容忍日本在藩属国朝鲜的猖獗。光绪帝被主战派的情绪感染，对中日战争抱着必胜心态和必胜信念。他的小算盘是，如果打败了日本，慈禧肯定会刮目相看，王公大臣自然会俯首帖耳。到那时，必能大权在握，自己将成为一个彪炳史册的中兴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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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嚷着的主战派一厢情愿地以为，清国大，日本小；清国人多，日本人少，对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一无所知。事实恰恰相反，清朝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光绪帝本人的政治资源、政治人脉和政治能力，都不具备赢得一场战争的实力。
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管辖海域，列强入侵中国，都是从海上而来。一定程度上讲，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也是列强从海上进犯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英、法、俄、美、德、日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 [521]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仅用47艘木质加装火炮的舰船，就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30年间，除魏源等少数有识之士的无力呼吁外，中国从未在海军方面有所建树，海军建设步履艰难。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入台湾，次年入侵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脱离中国藩属，中国丢尽颜面。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联合驻英公使薛福成，建议加强海防兵事，朝廷接受发展海军的建议，决定建立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支海军，但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缓慢。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马江一役，福建水师 [522] 全军覆灭，中国东南沿海与台湾海峡海权拱手让给法军。战后，光绪帝开始重视沿海海防，郑重颁布了“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光绪十一年（1885），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成立，着力建设海军，同时筹组当时亚洲最大的舰队北洋水师。
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正式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水师取代了昔日福建水师中国第一的位置，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按照当年《美国海军年鉴》排名，北洋水师拥有铁甲巨舰2艘、巡洋舰8艘和炮舰等10余艘，总吨位超过4万吨，舰队实力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523] 光绪十七年（1891），由于军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户部上奏停止购买海军军械三年。至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海军多年未添一船，原有的战舰已开始落伍，无论航速、射速皆落后于日本。清军的构成和武器装备，看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
反观日本，一直低调务实，埋头苦干。日本连年扩充军费，甲午战前一年，已完成扩军计划，拥有7个陆军师团，23万兵力，装备大炮294门，全部配备国产及进口洋枪，枪械装备率100%。日本大力发展近代海军，在连年增加海军军费预算的同时，还举国捐献海防金支援海防。从1874年起，明治天皇每年压缩宫中费用3.6万日元充当陆海军军费。日本举全国之力增加军费，到1892年军费预算占到全国预算的40%以上。1893年，由于庞大的造舰计划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内阁会议压缩或者否决了多次造舰计划。明治天皇当即提出6年内将每年从内库拨出皇室经费的十分之一（30万日元）全部用于造舰，并要求文武官员减薪一成为造舰筹集经费。此举引起举国震动，众议院再次审议并修订了预算案，决定六年内拨付1808万日元的造舰经费。
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在世界排名第11位，虽然总吨位不及清朝舰队，但舰龄较短，占据火器主动，军舰性能远超中国军舰。此外，日本海军不断学习西方，完善海军制度，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已编成具有日本海军象征意义的联合舰队，完成了向近代军国主义强国的转变。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李鸿章避而不战也并非没有道理，这也许是当时的最好选择了。更何况，陆海军都是李鸿章的北洋军队，都是李鸿章一人负责，其他人很少合作。清国的舰队分属各省，指挥系统各一，与日本的一元化指挥系统相差甚远。李鸿章预言“海上交战必负”，千方百计避开正面决战。
战争不仅是武器的较量，人的斗志往往左右着战争的走向。科技虽然对战争走向起着重要作用，但科技从来不会孤立地发挥作用，往往依附于特定的人及社会组织系统。一场战争的成败，固然可以归因于装备技术的落后，但其深层次原因，则取决于战略战术的高下，以及对人和制度的拷问。
打仗就是打经济，战争的经济代价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打仗要消耗国力，兵种建设、武器装备、营房构筑、粮草消耗等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来保障。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没有充足的后勤供给，没有先进的制度保障，很难应付一场战争，遑论打赢一场战争。所以，日军在这场海战中的胜利，可以说在预料之中。
清朝之败局，开战前便已注定。后来的战争走向，不过是印证了失败的惨重程度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