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英文原著于2017年8月在英国出版，迄今荣膺《卫报》“2017读者之选年度图书”、《每日电讯报》“2017年度十佳图书”等重量级奖项，备受肯定。作者运用细腻笔触，以众多个体（包括学生、政客、音乐家、外交官、学者、运动员、记者、法西斯分子、艺术家、游客等）在1919年至1945年的故事，讲述纳粹的崛起。他们的经历构建了希特勒治下德国的另一个维度，也让读者几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恐惧。他们的悲剧故事让人压抑，也提供了一个全新角度来看待第三帝国，思考它存在的悖论与毁灭性。
作者介绍
朱莉娅·博伊德 | Julia Boyd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阅历丰富的资深历史研究者，曾供职于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A），乐于在世界各地遍查档案，对第一手的文献和素材进行精心研究，提炼出角度新颖且意义非凡的非虚构主题，创作成书。代表作包括：《与龙共舞：消逝的北京外国租界》、《杰出的布莱克维尔医生：第一位女医生的故事》和《汉娜·里德尔：一位在日本的英国女子》等。
部分摘录：
在希特勒1923年11月份发起暴动前的几个月里，魏玛共和国的前景空前黯淡。对法国占领鲁尔区的被动抵抗可能缓解了德国人的耻辱，但政府必须狂印钞票支付给罢工者，这为恶性通货膨胀推波助澜。英国大使馆财务顾问霍勒斯·芬利森（Horace Finlayson）保留着每日汇率记录。他的第一条记录是1923年8月15日的，当天1英镑兑换1236.9万马克，到了11月9日（希特勒的暴动失败当天），1英镑兑换28亿马克，五个星期后，1英镑可兑换的数额竟达到令人目眩的180亿马克。1 在慕尼黑学习工程的瑞士人努马·泰塔兹（Numa Tétaz）经历了整个危机过程：
几乎每个人都在进行交易。今天花一百万买的东西明天可以卖十亿。关键是找到思考速度慢于卖家的人。人人都知道这种情况无法维持，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在不知深浅的肮脏溪流中游泳，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却不得不继续游下去。我们在学习小组中不谈论太多政治问题。第二天，我得知发生了暴动。2
暴动于1923年11月8日至9日发生在慕尼黑。希特勒、鲁登道夫将军和其他主要纳粹头目连同大约两千位支持者示威游行到市中心，打算首先夺取巴伐利亚的控制权，接着推翻国家政府。但是，他们遭遇到武装警察的抵抗，警察枪杀了十六个游行者，暴动被挫败。两天后，希特勒被捕，被指控犯下叛国罪。尽管暴动失败了，但随后对希特勒的审判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为他提供了一个向全国传播自己观点的绝佳机会。他被判处五年徒刑，但实际上只服刑了九个月。他在狱中享受着良好的待遇，被允许接见来访者，还获得了充足的纸张，用于撰写他的书——《我的奋斗》（Mein Kampf）。
如果说恶性通货膨胀和希特勒的暴动还没有对政府构成足够的挑战，自身意见分歧巨大的政府还得应付莱茵兰的分离主义分子、萨克森州的共产党人起义，以及一支忠诚度不稳定的军队。许多观察家认为，德国简直要分崩离析了。然而对一些外国游客来说，正是这种极度的危机感让德国成为诱人的旅游目的地。许多人对此表示同情，但另一些人并无这种感受，比如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十七岁的多萝西·博根（Dorothy Bogen）：
看到了大批英国士兵——非常令人兴奋的景象！热烈鼓掌！在波恩有很多法国人。第一次吃甜酒巧克力。乘火车从科隆到柏林——一场漫长的旅途，但食物很好。只看到孤伶伶一位德国士兵，他显得很寂寞，但不寒酸，也不贫穷——
哦，真快！到柏林了。不错的酒店，但服务员傻头傻脑，根本无可救药。再也不来柏林了。发誓要离开德国，再也不见德国人和柏林了。决不！决不！他们惹人气恼！3
然而，在琼·弗赖和斯图尔特·罗迪于1926年离开德国前，局势发生了变化。商人霍瑟姆·卡德伯里（Hotham Cadbury）甚至写信给贵格会杂志《挚友》（The Friend），问他们为什么还在继续救济德国，他刚刚目睹了德国人在阿罗萨畅饮香槟，购买昂贵汽车、内衣和巴黎家具。这种富裕状态就算在德国境外也难得一见。卡德伯里注意到，汉堡正忙于推进新的投资项目——开凿能航行轮船的运河、建造发电厂和内陆港口。4
在德国的复苏中，功劳首屈一指的是魏玛共和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他仅仅担任了三个月总理（1923年8月至11月），但是继而在几届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直到1929年去世。历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John Wheeler-Bennett）在魏玛时期的德国生活过数年，认识每一位值得认识的人物。他描述说，在他见过的人之中，施特雷泽曼属于“模样最难看的人”之列。“他的面孔像猪，一对小眼睛挤在一起，稀疏的头发贴在几乎秃顶的粉红色脑袋上和脖子后面隆起的皮肉褶皱里。”5 然而，按照达伯农勋爵夫人的记载，施特雷泽曼的妻子却是她在德国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但她补充写道：“在柏林，人们不会忘记，施特雷泽曼夫人有希伯来血统。”6
尽管施特雷泽曼有如此长相 [6] 1 ，但他有引导国家摆脱危机的必备素质。达伯农勋爵把他跟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相提并论：“才华横溢，勇气过人，敢于拼搏。”7 施特雷泽曼深信，德国的唯一出路，是以政治中间立场为核心理念结成联盟，因而努力包容左翼和右翼势力的极端分子。他认识到，消极抵抗对德国自身的伤害胜于给法国造成的损失，于是在1923年9月结束了罢工，从而迈出了稳定马克币值的第一步。接着，他启用了一种新的货币：地产抵押马克。在地产商和工业生产商的稳定支持下，对国家造成重创的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控制。很快，一个地产抵押马克的币值就相当于原一万亿马克。施特雷泽曼是说服其政府接受1924年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的主要推动者——该计划是德国复兴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根本上，德国将重新控制鲁尔区，而同时也要按浮动计算法偿还高昂的战争赔款。这是一个短期修复政策，但施特雷泽曼将其描述为“在黑暗地平线上的一线曙光”8 。随着马克币值的稳定和道威斯计划的落实，急需的外国贷款和投资——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贷款和投资——开始流入德国。
1925年12月1日在伦敦签署的《洛迦诺公约》（Treaty of Lo-carno）确立了国际上对德国复兴的认可，并迎来了一段缓和期，一直延续到施特雷泽曼去世。外交官和出版商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伯爵在日记中写道，（马焦雷湖畔）洛迦诺镇的人们“完全被施特雷泽曼的魅力迷住了。那里到处是他的照片。他受到极大的欢迎，他对每个人都极其友善。他每天去四次舍鲁勒夫人的糕点店，店主对他赞不绝口”9 。《洛迦诺公约》签订后，德国于1926年加入国际联盟，此后经济复苏速度加快，停战仅仅十年后，德国便可自称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了。
尽管有如此好转，达伯农勋爵的继任者罗纳德·林赛（Ron-ald Lindsay）爵士并不盼望就任他的新职位。“我觉得，阅读《凡尔赛条约》冗长乏味的条款和段落实在太枯燥了，让人站着都能睡着。照我看，在柏林工作就像用一把破扫帚扫水上坡。”10 但是，在《洛迦诺公约》和华尔街崩盘之间令人振奋的岁月里，在德国访问或居住过的其他外国人却持不同观点。突然之间，德国（尤其是柏林）变得富有现代感、创新性、性魅力，并且激动人心。就连长期的政治不稳定也为那里的生活提供一个优势——尤其吸引那些渴望逃避英国古板习俗的人们。
正如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他的一本书[《他的同类》（His Kind）]标题中所述，在他看来，柏林“意味着男孩子们”11 。但是，选择刚杀害了他们父兄的国家，也带着些许叛逆意味。摆脱阶级和逃离祖国令人感到自由（甚至令人陶醉）——不仅在柏林的男孩酒吧和夜总会，而且在相当普通的经历中，也能体会到这样的感觉。埃迪·萨克维尔-韦斯特[EddySackville-West，后来的萨克维尔勋爵，是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表亲]写道，他很高兴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苏格兰薄雾”中漫步。1927年，他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沉浸在德语和音乐之中。“乘坐巴士返回时，我体会到像以前一样的自主，巴士经过每个商店都让我高兴，我还喜欢听到报站：‘中央火车站到了。’”12
然而，仅仅三年前，萨克维尔-韦斯特曾前往德国，不是去追求男孩子，而是寻求对同性恋的治疗。1924年，他在弗赖堡的卡尔·马腾（Karl Marten）博士的诊所度过了几个月，像同行的其他同性恋者一样，他接受了江湖医生的治疗和虚假的精神分析。马腾向埃迪解释说，他这种不良癖好的根源是一种产科综合征。为了治愈他的同性恋，马腾在“晚饭结束时”给他饱灌了一种东西。对此，倒霉的萨克维尔-韦斯特在日记中写道：
……对睾丸突然发生了作用，我承受了三个半小时难以忍受的痛苦。马腾说，我的潜意识已经准备好让那儿感受痛苦了。天哪！多大的痛苦啊！我觉得疼痛就像一盏灯在风中摇曳，在痛苦的狂风中来回摇曳。13
3月份，萨克维尔-韦斯特和一位名叫埃迪·盖索恩-哈迪（Eddie Gathorne-Hardy） [7] 1 的病友策划了一次草率的逃跑行动：
5点30分出发前往柏林。美好的一天。感觉就像离开私立学校回家度假。柏林乡下的黎明太可爱了。大片的松树、银桦树以及白霜覆盖的大地，还有一轮白色的太阳。歌剧《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岛》（Ariadne auf Naxos）美得无法用言语形容。小镇柏林毫无特色，就像外省巴黎，全没有维也纳的魅力。除了菩提树下大街，一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
几天后，两个名字都叫埃迪的男孩出发去但泽，结果，他们的旅行文件不对。“护照出问题了！在波兰边境一个肮脏的小镇劳恩堡被赶下车，困在大草原上。我们是英雄！可恶的昂贵旅馆。在雪地上行走，掉进水里。多悲惨啊！难看的房子和丑陋虚幻的人们；空洞的声音和虚渺的空气！”但他们最终成功抵达了但泽。“多美的地方啊！房子像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有黄色和深红色的砖墙。黑白相间的巨大仓库矗立在冰冻的摩特拉瓦河岸上。克兰山显得相当神圣，大教堂难以形容。”然而，游览三天足够了，回到柏林使他们感到宽慰。“在阿德隆多舒服啊！我身穿睡衣，埃迪身穿毛皮外套，我俩吃了顿美味的晚饭。”14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名字与柏林酒店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的第一次德国体验却与那家酒店不相关。1928年，他与担任英国副领事的表亲巴兹尔·弗莱（Basil Fry）在不来梅度过夏天。弗莱是个滑稽人物，他身上集合了伊舍伍德、W.H.奥登（W.H.Auden）、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和他们那一代其他许多人坚决抗拒的特点。弗莱出版的一首诗《英格兰》（“England”）中表达了他的全部态度：
去英国吧，让你紧锁的眉头获得片刻歇息
躺在她起伏的怀抱里，凉爽而自由，
此时她将伸出双臂搂着你
用她怀抱中的海洋保护你。15
伊舍伍德第一次看到德国，是在威悉河口的布卢门塔尔。一个夏天的早晨，他搭乘的客船停靠在那个港口。一位领事馆官员在距离不来梅约三十英里处的河上游迎接他。“我们驱车穿过种植葡萄的郊区。周围是浓密的紫丁香，干净的房子临街一面有粉刷过的浮雕，有轨电车令人愉快。林荫大道旁有一个拉奥孔喷泉，炎热的阳光下喷水的巨蟒淋湿了雕像的肩膀，看着让人感到惬意。”不出所料，“男孩”在他的第一印象中占显著地位：德国完全是男孩子的国度。他们身穿镶着奇怪的“英格尔斯”（ingle’s） [8] 1 彩色花边的衬衫，脚上穿着袜子，头戴编织的帆船运动帽。所有男孩都骑着自行车。16
尽管这位表亲以奇怪的模样挑逗他，伊舍伍德却瞧不起他，不喜欢跟他待在一起。但在不到一年后再次访问柏林时，他收获了完全不同的经历，虽然他仅仅待了一个多星期，但他后来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17 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好几个月的老朋友W.H.奥登，介绍他见识了一个与沉闷的战后英国迥然不同的世界。1929年圣诞节，他回到柏林，准备无限期地居留。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被问及旅程的目的时，他如实回答：“我在寻找我的祖国，我来看看这儿是不是我的祖国。”18
那时，奥登已经返回英国，伊舍伍德在柏林只有一个英国熟人——行为混乱、嗜酒如命的考古学家弗朗西斯·特维尔-彼得（Francis Turville-Petre）。当时，弗朗西斯在性病研究所接受梅毒治疗——这个研究所是柏林在现代性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新式表征之一。该机构于1919年由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博士组建，致力于尝试用科学方法应对范围广泛的种种性行为，并非简陋的小诊所。赫希菲尔德的主要使命之一，是让世界了解同性恋既不是一种疾病，也不是犯罪，而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完全正常的部分。作为诊所和研究中心（它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档案馆和藏书大约三万卷的图书馆），该研究所寻求通过众多讲座向广大公众讲授有关性的所有方面的知识。这里每年有成千上万来自欧洲各地的访客，许多人的具体病症得到了治疗，但另一些人只是想探知自己的性取向。毫无疑问，还有些人只是对奥登提到的博物馆内容感兴趣，该博物馆被奥登形容为：“以科学为目的的色情，太监的趣味。”19
这里有皮鞭、铁链和为体验痛并快乐着的人而设计的刑具；为恋物癖者准备的高跟鞋、装饰复杂花哨的高筒靴和野蛮的普鲁士男军官穿在制服下的女士蕾丝内衣。那里还有能够用松紧带固定在膝盖和脚踝之间的下半截裤腿。穿戴上这些，只需再套上大衣和鞋，便可以佯装穿戴完整，走在街上，待合适的观赏者出现，便可向他快速展露。20
这样的展示跟研究所正式房间里精美的家具形成醒目的对照。房间和精美家具提醒人们，这座建筑曾属于勃拉姆斯的挚友——小提琴大师约瑟夫·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特维尔-彼得租用了研究所旁边的几个房间（位于蒂尔加滕西北角），就在这里，在能够俯瞰内部庭院的一个黑暗小房间里，伊舍伍德也安顿了下来。每天晚上，两个年轻人都要去男孩酒吧，一个他们最喜欢去的酒吧位于该市工人聚居区中的措森那街，名叫“舒适角落”（Cozy Corner）。伊舍伍德后来写道，他过去常把他们两个想象成商人：
经商误入了丛林。丛林中的当地人（工人阶级的德国男孩）包围着他们——孩子们天真烂漫，满是好奇、不信任、狡猾，他们很容易在不经意间变得友好或充满敌意。两个商人有当地人想要的钱。至于他们会得到多少，以及为了得到钱不得不付出什么，则是讨价还价的主题。当地人喜欢为讨价还价而讨价还价，弗朗西斯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他从不着急。21
尽管他们滥交，但是奥登、伊舍伍德和斯彭德（起初住在汉堡）渴望建立比较长久的关系。斯彭德向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解释他如何应对这个需要：
我在竭力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男孩，以便长久和他在一起，这使得我需要跟遇到的几乎每一个男孩搭讪。在德国，这事很容易办到。我见到一个男孩，请他给我一根火柴点烟。接着，我提几个无比荒唐的问题。他会显得迷惑不解，于是我告诉他，我是英国人，无法解释得十分贴切。接着我敬他一支烟，关系就拉上了。然后我就跟他定个约会。不幸的是，有个障碍，如果他回家告诉他父母，说遇到个英国人，他父母就会禁止他再次见我。这是我业余生活中最多见的情形。22
“舒适角落”或“威斯腾斯”[Westens，鲁珀特·布鲁克在这里写作了《格兰切斯特》（Grantchester）]这种酒吧十分低俗，跟1972年电影《歌厅》（Cabaret）中描绘的夜总会有天壤之别。伊舍伍德写道：“没有哪里比‘舒适角落’更颓废了。那里直截了当，简单而露骨。”23
柏林无疑能向来访者——特别是英国人——提供在自己国家得不到的性和智力的极端体验。1927年，萨克维尔-韦斯特与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在柏林度过了圣诞节。他记载了“怪诞、狂野的夜生活”，向一位朋友承认，他喜欢“相当淫秽和鬼鬼祟祟的行为”。他解释了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那是“在一个九十年代建造的巨大而庄严的哥特式教堂周围，当时那里是克伦威尔路的一部分。现在，它看起来相当凄凉，被广告灯牌和各种声名狼藉的东西可怕地包围起来，活像聚会上一个假装并不感到吃惊的人。”他向E.M.福斯特叙述了自己让人“从一个同性恋酒吧拖到另一个这类酒吧。此种行为完全是开放的……还能看到一些大块头男人，他们胸脯丰满得像女人，长相活像奥托琳·莫雷尔（Ottoline Morrell），却身穿西班牙女性舞者的服装，真是莫名其妙……他们精神恍惚得就像个巨大的问号……”那天晚上，他和一个衣服上装饰着珍珠母贝的立陶宛农夫待在一起。事后他叙述说，这个“标致的人儿”坚持将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放在床头睡觉，他丝毫也没感到害怕，还补充写道：“他非常友善，相当迷人。”24 1927年，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也在柏林短暂居住过。他当时只有十七岁，由父亲的一位朋友带到那里，这位朋友得到指示，要把他培养成男子汉。培根四十年后谈起那段经历，回忆道：“也许柏林在我看来有暴力倾向，是因为我来自爱尔兰。爱尔兰有军事意义上的暴力，而没有柏林那种情绪上的暴力。”然而，那不是“非常、非常令人激动的夜生活”，没有给青少年时期的培根留下至为深刻的印象，只有阿德隆酒店的早餐是个例外，那是“用四角装饰着巨大天鹅的美妙手推车送上的”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