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集结保罗·策兰近400篇诗作、散文、书信精华，翻译家王家新30年心血译作
20世纪最重要、卓异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经典重磅作品
纯粹译丛之“王家新译文系列”重要作品之一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由著名诗人、翻译家王家新教授精心编选和翻译，由约360首诗和部分策兰的获奖致辞、散文和重要书信集结而成。本书既充分展现了策兰一生创作的精华，又是王家新多年来翻译和研究策兰的心血结晶，对于策兰译介和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和翻译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约360首诗作从策兰一生十余种诗集中选译，全面体现了策兰一生不同阶段的创作。作为“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流亡者和天才诗人，策兰的诗既深刻见证了犹太民族的苦难，体现了时代“内在的绞痛”，又以其卓异的“晚期风格”，把现代诗歌的艺术探索推向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境地。本书的译者长序全面介绍了策兰的生平和创作，揭示了策兰一生的精神和艺术历程及对我们时代的启示；本书所附录的策兰获奖致辞、散文和书信，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痛苦而又卓异的诗歌心灵。
作者介绍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重要影响的德语犹太诗人。生于原属奥匈帝国历史名城泽诺维茨（帝国瓦解后该城划归罗马尼亚，后被并入乌克兰） 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纳粹占领时期，策兰父母惨死于集中营，策兰本人经历苦役和逃亡，幸免于难。1952年，经维也纳辗转流亡、定居在巴黎的策兰在西德出版诗集《罂粟与记忆》，其中《死亡赋格》一诗在德语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具有纪念碑性质的时代之诗。在这之后，策兰的创作日趋深化、发展，出版了包括《言语栅栏》《无人玫瑰》《换气》《线太阳群》等多部重要诗集和译诗集。获得了包括毕希纳奖在内的多种德语文学奖，甚至被称为“我们时代的荷尔德林”（奈莉·萨克斯语）。1970 年 4 月，策兰因无法克服的精神创伤在巴黎投塞纳河自尽。在他死后，他的诗歌及悲剧性命运引起了更广泛关注。现在，他已被公认为继里尔克之后最伟大、卓越的德语现代诗人。
部分摘录：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最重要、持久影响的德语犹太诗人。
策兰原名安切尔（Antschel），1920年11月23日生于泽诺维茨（Czernowitz）。泽诺维茨原属奥匈帝国布考维纳（Bukowina）首府，是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以德奥和犹太文化为主要基础的文化名城。策兰出生两年前奥匈帝国瓦解，该城划归罗马尼亚，1940年以后被并入苏联乌克兰共和国，改名为切尔诺夫策（Chernovt-sy）。
策兰的父亲为木材经纪人，母亲曾在托儿所工作。策兰的父母都有着正统的犹太教哈西德教派[1]的背景，“这是一个每周都自觉点亮安息日蜡烛的犹太家庭”。
策兰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最初上德语学校，后来转入希伯来语学校，也学罗马尼亚文，但他们在家里只说标准德语。在热爱德国语言和文学的母亲的影响下，策兰六岁时就会背诵席勒的诗，青年时期开始用德语写诗。这种对德国语言文化身份的认同，使他们后来对德国人施加于他们的一切都毫无准备。
1938年11月策兰遵父母之命前往法国图尔读医学预科，次年夏天回乡探亲期间，因战争爆发，改在泽诺维茨大学读罗曼语文学。1940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布考维纳地区被并入苏联乌克兰共和国，这样，策兰又学起了俄语。1941年6月，德国侵入苏联，成为德国轴心国的罗马尼亚的军队进入泽诺维茨，德国党卫军部队跟进，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犹太教堂被焚毁，犹太人遭到大肆迫害。1942年6月，德军进驻泽诺维茨，四万多名犹太人被强行驱逐到隔离区（后被分批押送到集中营），策兰显然有一种灾难的预感，6月27日那天，他力劝父母和他一起躲到朋友为他找的一个藏身之地，但父母却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次日策兰回到家里时，父母已在纳粹的“夜间行动”中被带走。
接下来，策兰父母被押送到已被德国占领的乌克兰布格河东的米哈依洛夫卡（Michailowka）集中营。策兰自己被纳粹劳动营强征为苦力，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修筑公路和桥梁。就在当年秋冬，噩耗相继传来：先是策兰的父亲在集中营里死于斑疹伤寒，后是他的母亲因为丧失劳动能力被纳粹枪杀，据传脖颈被子弹洞穿。
这就是如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他也是策兰诗歌的译者）所说的那种“决定性事件”——一个让人不能逼视的黑洞，它决定了策兰的一生。
1944年2月，劳动营解散，策兰回到故乡，但是，他已丧失了一切。世世代代生活在泽诺维茨的犹太人一大半惨遭屠杀，该城也被苏联乌克兰共和国重新接管。他的“冬天里的童话”“夏天里的童话”（他后来曾在诗中这样回忆他的故乡），成了一个“鬼魂之乡”“乌有之乡”，成了他在余生中时时会以“有些神经质的手指”痛苦摸索的“一幅童年用的地图”。（见策兰毕希纳奖获奖演说《子午线》）
因而策兰会告别故乡，于1945年4月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谋生。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一家出版社找到一份俄语翻译工作，并开始以“Celan”（这在拉丁文里有“隐藏”或“保密”的意思）亦即“策兰”作为他本人的名字。1946年，他翻译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出版后受到欢迎。1947年，他的《死亡探戈》（即《死亡赋格》）等德文诗作被译成罗马尼亚文发表，同时，他也将卡夫卡的《在法的门前》等作品译成了罗马尼亚文。但到了1947年12月，罗马尼亚国王被迫退位，新政权正式成立，幸存的犹太人和政治异己受到大肆迫害，策兰不得不再次选择了一条逃亡的艰辛道路，目标是维也纳——他自己“童年时代的北极星”。
而这种选择对策兰来说，还关涉到一个语言问题。德国纳粹杀害了他的父母，这使他从小就讲的德语成了“凶手的语言”。但是，他已别无选择。他已同这种语言长在了一起。他也只能用这种语言写诗并“说出他自己的真实”。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冒险偷渡到维也纳——一个可以讲德语但却不是德国人的地方。
在维也纳，策兰凭着他的德语和优异的诗歌才能，很快就认识了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埃德加·热内和其他一些诗人、艺术家。策兰很早就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他一生的创作也都带着这种艺术特征），在为热内的画册所写的《埃德加·热内与梦中之梦》中，他这样宣称：
我想我应该讲讲我从深海里听到的一些词，那里充满了沉默，但又有一些事情发生。我在现实的墙上和抗辩上打开一个缺口，面对着海镜……
这还是策兰第一次发表他的艺术观。他在维也纳受到了赞赏，不仅在杂志上发表了组诗《骨灰瓮之沙》，他的第一本诗集的出版也在筹划中（后来因印刷错误太多被策兰本人要求撤回，未再发行）。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了正在维也纳大学读哲学博士的敏感而富有文学天赋的英格褒·巴赫曼。这种相遇对策兰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生命激发，如他在写给巴赫曼的《花冠》一诗中所说，“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
但是，作为难民，策兰不能久留在盟军管制下的维也纳，他不得不走得更远——巴黎。巴黎，不仅是他热爱的波德莱尔、马拉美、阿波利奈尔、海涅、里尔克生活过的地方，还是他的舅舅生活并接待过他的地方（后来他舅舅作为法国犹太人被押送到奥斯维辛并死在那里）。1946年在布加勒斯特，策兰就曾写有《法国之忆》一诗：“和我一起回忆吧：巴黎的天空，硕大的秋水仙花……”1948年7月5日，策兰从维也纳登上了开往法国的列车。作为一个异乡人，策兰在巴黎度过最初艰难的几年后，于1951年11月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法国版画家吉瑟勒（Gisèle de Lestrange）。吉瑟勒生于贵族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天主教教育。纵然她的父母很难接受一位犹太人，但吉瑟勒不为偏见左右，一年后和策兰成婚。接下来，策兰有幸获得了著名的巴黎高师德语文学讲师教职。如果他用法语写诗，他会成为一位法国诗人。但是，命中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用流亡者的德语写诗的犹太诗人。
而德国也迎来了这样一位注定会改变其文学地图的诗人。1952年5月，策兰在巴赫曼（那时她已成为一颗文学新星）的力荐下参加了西德四七社在尼恩多夫的文学年会。四七社为战后德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社团。在参加该年会后，策兰又应约在斯图加特出版了诗集《罂粟与记忆》，其诗歌天赋很快引起注意，尤其是《死亡赋格》一诗，在德语世界产生了人们未曾意料到的重大影响。正是这首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力作，奠定了策兰在战后德语诗坛的重要位置。
《死亡赋格》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影响，除了诗本身的思想艺术力量外，显然还在于诗背后的重大历史，亦即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就是为什么这首诗引起了世界性关注的重要原因。它不仅在战后德语文学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多少年来它也一直伴随着人们对历史的哀悼、追问和反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死亡赋格》“是一首——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首——世纪之诗”。[2]但是我们又要看到，策兰的诗不仅是对“奥斯维辛”的反响。虽然他的一生都是犹太民族苦难的哀悼者和铭记者（在《数数杏仁》的最后，他甚至发出了“让我变苦/把我数进杏仁”这样的神圣誓约），但他拒绝让别人来“消费”他的痛苦，《死亡赋格》问世后的广泛反响，也引起了他自己的愧疚，并意识到自身创作中潜在的危险。就在《罂粟与记忆》出版后不久，他就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无论你搬起哪块石头——/你都会让那些/需要它保护的暴露出来”“无论你说出哪个词——/你都有欠于/毁灭”（《无论你搬起哪块石头》）。
这就是为什么策兰后来的创作会发生明显的，甚至令人惊愕的变化。在《死亡赋格》之后，他要求一种“更冷峻的、更事实的、更‘灰色’的语言”“不美化，也不促成‘诗意’”的写作［《对巴黎福林科尔书店问卷的回答》（1958年）］，要求有更多的“黑暗”、“断裂”和“沉默”进入他的诗中。在《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中，他要求自己变换言说的方式，在《在下面》一诗中他甚至这样说：“而我谈论的多余：堆积出小小的 / 水晶 ，在你沉默的服饰里。”
这样的诗不仅显现了罕见的艺术深度，也给策兰的创作带来了一种新的开始。巴赫曼在1960年2月法兰克福的讲座中，就曾很敏感地谈到策兰创作的演变：“词句卸下了它的每一层伪饰和遮掩，不再有词要转向旁的词，不再有词使旁的词迷醉。在令人痛心的转变之后，在对词和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最严苛的考证之后，新的定义产生了。”[3]
巴赫曼之所以说“令人痛心”，因为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甚至意味着某种决绝的自我否定。我曾探讨过策兰的“晚嘴”（“Spätmund”，见1955年《收葡萄者》一诗）一词，这显示了策兰作为一个诗人对自身创作高度自觉的历史定位。他的后期创作，就是一种在荷尔德林之后的，尤其是在“奥斯维辛”之后的“晚嘴”的言说——这在后来甚至演变成了某种更艰难的“喉头爆破音”。
在《罂粟与记忆》之后，策兰又出版了诗集《从门槛到门槛》（1955年）、《言语栅栏》（1959年）、译诗集《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诗选》（1959年）等，获得了不莱梅奖等多种德语文学奖，在德语世界产生了更广泛、深刻的影响。在1960年的一封信中，移居在瑞典的德语犹太女诗人奈莉·萨克斯就称策兰为“我们时代的荷尔德林”了。[4]
但是，针对策兰的攻击也在升级，这正如策兰自己在收入《言语栅栏》中的《声音》一诗中所写：
一种来自绞刑架树的声音，
晚木和春木[5]在那里
变换和交换它们的年轮。
这就关涉人们所说的“戈尔事件”（Goll-Affäre）。策兰到巴黎一年后，认识了超现实主义前辈诗人伊凡·戈尔（1891—1950）。戈尔本人很看重策兰，他请策兰将他的诗译成德文，并在遗嘱中将策兰列为戈尔基金会的五位成员之一。但是，戈尔逝世后，戈尔的遗孀克莱尔对策兰的译文很不满，认为带有太多的策兰本人的印记，并阻止出版策兰的三卷本译作，这使他们的关系布下了阴影。策兰的《罂粟与记忆》1952年在西德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这在克莱尔那里引发了强烈嫉恨，从1953年8月起，她就把指控策兰“剽窃”的信件及相关“资料”不断寄给德、奥、英、法的众多作家、评论家、出版社、报纸杂志和电台编辑，她列举了一些策兰诗作与戈尔1951年出版的诗集中相似的句子和段落，但实际上，《罂粟与记忆》的绝大部分诗作均出自策兰1948年在维也纳出版的诗集《骨灰瓮之沙》（后因印刷错误太多被策兰本人要求撤回，未再发行），而且策兰也将这本《骨灰瓮之沙》送给过戈尔本人。克莱尔的指控是很恶毒的，手法也很卑劣（比如她提前了戈尔一些诗的写作日期），目的是摧毁策兰的诗和人本身。[6]这样，关于策兰“剽窃”的传闻不胫而走。更可怕的伤害还在后面：1960年3~4月，慕尼黑一家新创办的诗刊以“爆猛料”的架势发表了克莱尔的信，并在编者按中声称拒绝“舔策兰先生的屁股”。这种“爆猛料”一时间取得了效应，几家西德报刊不加任何验证和辨别，就直接引用了这些诽谤性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