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王水照教授曾于中国社科院任钱锺书先生助手多年，二人虽无师生之名，而有师生之实，始终保持密切的来往。王水照对钱锺书的学术、生活有深入的了解，他在宋代文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果，亦曾受钱锺书启发。王水照认为钱锺书手稿中尚有大量相关研究未及整理发表，实为学界之憾。而关于钱氏曾被诬告的经历、学术究竟有无体系、钱锺书与陈寅恪观点碰撞等众说纷纭的问题，亦以亲身见闻，结合自己对学术的理解，给出了答案。本书共分四辑，涉及钱锺书的生平曲折、为人处世、学术成就尤其是宋诗方面的成就、对钱锺书手稿集的解读与探讨等多个领域，既有作为学界同仁对钱锺书学术上的精辟解读与探讨，亦有作为朋友、学生角度的温情缅怀，多有一手材料和独家见解，洵为研究、了解钱锺书不可不读的著作。
作者介绍
王水照，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筹）会长等。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五十余年，建树卓著，曾获多种教育部及上海市奖项。
部分摘录：
对学术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光大，当然应包括“钱学”即“钱锺书研究”在内。不论钱先生在或不在，他的论著和创作仍会流传下去，他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也将影响久远。但钱先生生前一再“诚诚恳恳地”奉劝别人不要研究他：一是反对写他的传记；二是反对建立“钱学”或“钱学体系”。但他的意见别人无法遵奉，因为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的特征及其走向，已无法绕过这座“文化昆仑”。然而，先生的这两条意见，并不是一般的谦虚，而是包含颇深的学理和对人情世态的洞察的。
学人传记也是一种研究方式，自然也要传达出传主个人的性格色彩。钱先生是位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学者，“钱教授的风趣”就是如此。他才富思锐，辩才无碍，表里如一，不自掩饰。这有时不免开罪于人，更多时候会在传闻过程中发生增生或变异，谣传更是屡见不鲜的。钱先生的褒贬人，言词容或锐利，存心却是坦然磊落的。即如近来引起议论的他与吴宓先生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问题，钱先生的《吴宓日记序》、杨先生的文章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当年吴宓先生看到钱先生的拟投稿件（最后也未正式发表），确实引起过不快，曾告诉好友贺麟先生，“麟谓钱未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云云”。“言之有理”，这至少是对钱先生文章的一种毫无偏袒的当下反映。尤其是嗣后吴先生仍“大度包容，式好如初”。他积极向有关校方推介钱先生，听到一些有损于钱先生的言论，他感到“殊无公平爱才之意，不觉慨然”，“皆妾妇之道也，为之感伤”，甚至欲把钱先生“荐为浙大外文系主任，宓则往为教授”。他又几次借读李赋宁先生所记钱先生的授课讲义《当代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甚佩”“亦佳”“并甚佩服”，赞不绝口。这些都是《吴宓日记》中的明确记载。直至新中国建立后，吴先生往访钱、杨先生于北京寓所，“三人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事情的原委本末并不复杂。经历或闻见过近几十年来种种人整人运动的我辈后人，对于前代长辈之间人际交往关系的理解，对于他们文化性格中所承受的中国文化人传统影响的理解，有时存有隔阂，未达一间。“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先生指出的这一治学态度，诚为切要。
钱先生的风趣，如果从语言智慧的自然展现和文化性格的多姿多态来理解，或许能接触到一些有意义的底蕴。他总是妙语如珠，滚滚而来。写信向他祝寿，他说：“‘祝寿’可以‘促寿’，‘延年’能使‘厌年’，此又物极必反之理也。”他自叹近况：“谢客而客愈多，谢事而事不减。”他辞谢招收研究生当助手：“不是助手，而是助脚。”不愿差遣跑腿，误人子弟。安慰他病会痊愈，他答道：“白香山诗云：‘病与乐天相伴住。’”应允接待晤谈，“以结文字因缘，亦杜甫所谓‘蓬门今始为君开’也”。此以古代诗句为典实，有时则用洋典。他要赠书给我而出版社一再拖延，他写道：“西班牙旧日万事拖延，号称mañana人（Tomorrower），今则此尊号宜上于中国人矣。”这些都是随机生发，信口说出，摇笔自来，我揣摩可能是他的自我愉悦之道，营造一种于人于己都轻松愉快的生存环境。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文人个性的自由发展，但愿我们能与拘谨自闭、呆滞木讷、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告别，我们就有可能更理解钱先生了。若用一种非学术的异样眼光来“研究”，恐非“钱学”研究之幸。
五、“钱学”、理论体系与学术走向世界 钱先生的名作《读〈拉奥孔〉》原发表于《文学评论》，后收入《旧文四篇》时特地加了一节引言，强调片段资料的重要性，有时它能“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而“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这是很深刻的见解。陈寅恪先生也说过，今人所著的有些中国哲学史，“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意思是一致的。这就是钱先生拒绝或谢绝建立“钱学”和“钱学体系”的缘由，也是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大都采取读书札记（《管锥编》）、诗话（《谈艺录》）、选本（《宋诗选注》）等传统著述体裁的缘由之一。因而他一再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中国诗与中国画》，见《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而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作为独立之“学”的理论体系。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精彩纷呈却散见各处，注重于具体文艺事实却莫不“理在事中”，只有经过条理化和理论化的认真梳理与概括，才能加深体认和领悟，也才能在更深广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研读他的著述，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感受不是科学研究，我无力说个明白。好在钱先生在《读〈拉奥孔〉》的同一段文字中说过：“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在他的数量惊人的“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中是可以抽象出“自觉的周密理论”的。因此，“钱学”研究的重点或中心点不能不是从其学术著作中努力阐发其义蕴，寻绎其本身固有的“自觉的周密理论”。这是一项需花大力气进行的严肃困难的科学工作，但于我们后辈学人完全值得。
说“值得”，是因为它在当前具有重大的特殊意义。钱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治学特点最符合当今学术文化的历史走向。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高涨之际，学术文化已展示出新一轮的中外互融互补的灿烂前景。在这个时刻失去钱先生，是令人格外痛惜的。谨再举一例。有次他来信告诉我：“上周有法人来访，颇称拙著中《老子》数篇，以为前人无如弟之捉住《老子》中神秘主义基本模式者。因问弟何以未提及马王堆出土之汉写本《德·道经》，弟答以‘未看亦未求看’，反问曰：‘君必细看过，且亦必对照过Lanciotti君意文译本，是否有资神秘主义思想上之新发现？’渠笑曰：‘绝无。’”他写这段话，是教育我治学虽必以材料为基础，却又切忌死于材料下。实际上他当然掌握马王堆本，且“对照过”意文译本，胸有成竹，才能如此反诘。在当今中国，要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目标，钱先生是与西方作“文化对话”的最有资格的代表，这段与法国学者对话的小插曲，可以当做一种象征。
先生走了，我真诚地希望对他的研究能进一步健康发展，产生出一批与他的博大精深相称的研究著作。这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