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价值的理由》是陈嘉映先生的思想随笔集，分三辑：第一辑为2010年夏应徐晓之邀为《财新·新世纪》所写的十二篇专栏文章，包括名篇《救黑熊重要吗？》《哲人不王》等，此次有所修订；第二辑是围绕当时研究题目所写的一些文章，部分内容后来并入《何为良好生活》；第三辑为演讲、序与访谈。
赵越胜评价：嘉映爱“讲理”，乍看有点儿“绕”，但读进去便知全是日常道理，只是日常看不见它，哲学来帮忙，便有了《价值的理由》。嘉映思得深，讲得巧，短章中能见出他几十年的殚思竭虑。真希望读者不同意他，和他“讲道理”，讲来道去，就涵养出智慧与自由的心灵。那儿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
作者介绍
陈嘉映，1952年生，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
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存在与时间〉读本》《无法还原的象》《从感觉开始》《旅行人信札》《哲学•科学•常识》《说理》《白鸥三十载》《价值的理由》《简明语言哲学》《何为良 好生活》等；译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学》《感觉与可感物》《哲学与伦理学的限度》等。
部分摘录：
跳水救人时想什么了？ 道德考量 你做出一个道德行为，例如，孺子落水，你跳下河塘去救他，是否由于你认为这样做合乎道德标准（“道德”这个词早已被用得遍体鳞伤，没剩下多少健康之处，这里姑妄用之）？
这个问题，无论回答是或否，似乎都不太合适。跳水救人前若先考虑怎么做才合乎道德标准，难免显得有点儿算计。实际上，跳水救人的义人，媒体的话筒伸到他嘴边，多半回答说他当时什么都没想——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真的。但似乎也不能因此说他这样做出于道德本能。本能是指人人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可碰上孺子落水，有人掉头不顾，有人围观，并不是谁都立刻跳下去救人。
跳水救人的义人当时什么都没想，主要也不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来不及考虑。那些有时间从容考虑的事情，说义人是因为某种做法合乎道德标准所以那样去做，同样有点儿奇怪。要不要为灾区人捐款？捐多少？母亲病重，要不要放弃升职的机会回家守护？这些事情我们有时间考虑，实际上也会考虑。但若我去考虑的是怎样做才合乎道德标准，我不像有德，倒像个伪君子。古典小说里常把这号人物当成讥讽的对象。
我们要考虑些什么呢？我们是在自利和道德之间进行权衡吗？怎么权衡？如果我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可以放弃道德考虑？这似乎不大好。那咱们是不是应当总把道德放在第一位？这似乎要求过高，我们谁敢说无论面对怎样的强暴，自己都会说真话，或挺身而出救助朋友，或救助遭受欺凌的人？
我们这样思考问题，难免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把道德维度从生活的其他维度如利益、情感等等抽离开来，把它们都放置到我们的对面来比较，仿佛我们是在考虑投资股市，把种种选择摆到自己对面一一加以权衡。然而，碰到生活中的困境，我们并不是把生活按照道德、利益、能力、情感等等格式划分开来，而是每一次依照具体情况来把整个情境分成不同的部分；我们也无法把道德标准完全放到我们对面加以考虑，而总是连同我们自己是什么人一道考虑。例如，我们其实无法脱离开自己的能力来谈论德性。拯救自己的灵魂也许无须自己有什么本事，但跳水救人需要，治病救人需要。爱上帝也许无须另有本事，爱你的孩子却需要你会换尿布、煮饭，读懂用药说明。
义人跳水救人，与其说他认为这样做是合乎道德标准的，不如说他依乎本性就跳水救人了。来得及考虑的时候，与其说我们在考量怎样做才符合道德，不如简单说我们在考虑：我应当怎样做？怎样做才是依乎我本性的做法？“依乎本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选择相对而言的——对这位义人来说，孺子落水的时候，他不是面对各种选择，孺子落水和跳水救人就像自然因果一样，自然而至必然，朱熹所谓“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考虑我应当怎么做，并不都是在对象面前挑挑拣拣，仿佛我是谁的问题早已解决；倒不如说，在生活的困境面前，即使看上去一个人是在各种外部可能性中挑挑拣拣，他也仍然是在透视自己的本性。谁达乎从心所欲的境界，事事率性而为，不再挑挑拣拣？
教化而后自然 本性、自然、率性，这些词听来悦耳，却也是藏污纳垢之地。难道嫉妒不是人的本性？似乎，贪财贪色也是人的本性，欺软怕硬也是人的本性。日俄战争时，大毛子到咱们东北到处烧杀淫掠，我们却不好说大毛子自然率性吧？
一开始就不能把本性等同于人一生出来就有的东西。出于本性，与出于本能有别；本能是对环境的一一应对，而我们说到本性，说的却是首尾相连的整体性的东西。我喜欢举一个粗俗例子：尿憋了要撒尿，实在本能之至，你却一直憋到你找到厕所。除了本，还有性，唯把种种本能、感觉、欲望加以协调，才称得上本性。真性情人不是朝三暮四之人，率性不是颠三倒四。唯为事能执之一贯，才算有性格。
本能、感觉、欲望怎么才得协调？它们在与周遭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协调起来。幼儿想要糖果而不得，自然而然哭闹起来，我们哭闹却一点儿都不自然。成人的自然经教化而来——画画得天成，平衡木上旋转自如，对着麦克风谈笑自若。我们通过教化变得优秀，通过教化而有德。
既然是教化而后得，怎么能够说是“本”性呢，怎么能够说是本来既有的东西？这要从“教化”说起。
人们常把教化刻画为外部规范系统的“内化”。有权势的人，成人，用指令的形式把种种规范加给我们（例如不得酒驾）和孩子（例如不要骂人），我们由于惧怕警察或家长的惩罚遵守这些规范，日久成为习惯。这些习惯充其量是“第二天性”，还说不上是本性。但我们并非只从指令学习规范，指令之外还有说理——为什么不要骂人，为什么不得酒驾。无论什么道理，要让我们理解，就得联系到我们本来就懂得的道理上。说理与我们的“本然”有着密切的联系。
不过，我们都知道，说理在培养德性方面作用有限。德性上的学习，主要不靠在书房读书或在礼堂听课，而主要在向身周的典范学习，“就有道而正焉”。在德性领域，典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典范主要是通过默会方式起作用的。
然而，说到向典范学习，我们面对一个要紧的问题：我们身周有种种人种种行为，有的优秀，有的不优秀，我们怎么开始学习那些优秀的而不是去学习那些不优秀的？这显然首先依赖于我们大致都能分辨什么是优秀的什么是不优秀的，同时，依赖于我们认识到别人优秀就是认识到自己的缺失。分辨优秀与否不像分辨红和绿，优秀与否总是跟我们自己是什么人一道得到衡量的。达不到优秀，人就不是完整的自己，通过学习而变得优秀，是一个完成自我的过程。我们通过教化把东一个感觉西一个欲望塑造成整体，塑造成能够整体地自然行事的人。
亚里士多德说，一棵橡树的生长并不是茫无方向的，而是橡树本性的实现。人的生长也一样。我们并非靠一成不变保持本性，而是靠生长达乎本性。这个道理有点儿绕。为了教化朴素的头脑，古贤人往往取简易之法，把本然说成时间上最先摆在那里的东西——人之初性本善，最本真的人格是伏羲上人，最完美的政治是三代。其实，无论三代政治制度是否完美，我们都无法照搬，因为历史生活已经变化了。
本真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它倒毋宁是某种新鲜的东西，我们搜集各种历史线索把它创造出来。只不过，这种创造与科技创造不同，它从来不是单纯的进步，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情势中，创造出与以往的优秀卓越尽可能坚实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