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圣诞节前的几天，约翰和狄迪恩夫妇看着女儿金塔纳病倒了，被送进重症监护病房。在新年夜的前一晚，夫妇俩从医院探望女儿归来，坐在桌边准备吃饭时，约翰突发了致命的冠心病。就在一瞬间，狄迪恩失去了共同生活四十年的丈夫…这本充满力量的纪实作品，记录了狄迪恩生命中艰难的一年，讲述内心 的痛苦和无助，展现一个人历劫后的重生与成长。本书被推崇为“伤恸文学的经典之作”，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是美国当代作家琼·迪迪安垂暮之年的真情告白，除了哀伤动人的回忆外，还有许多对于生命的思考。
作者介绍
琼·狄迪恩 Joan Didion，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生于1934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步入文坛，以出色的小说、剧本、杂文和文学性新闻写作奠定了其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作品有《向伯利恒跋涉》《最好的狄迪恩》《蓝色的夜》等。
2005年，琼 ·狄迪恩凭借《奇想之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2007年，她又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为对美国国家文学具有卓越贡献的作家颁发的年度奖章。2013年，美国政府授予琼·狄迪恩美国艺术与人文国家奖章。
该作家最近的露面，是在2015年以80岁高龄代言奢侈品Cline，成为当时国际“时尚新面孔”。媒体评价她——“才华出众、不拘于传统和些微的反叛。”即是作家，也是时尚魔头。
部分摘录：
2003年12月30日，星期二。
我们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看望了金塔娜。
我们回到家中。
我们讨论晚饭在外面吃还是回家吃。
我说我来生一堆火，我们可以在家吃。
我生了火，我开始做晚饭，我问约翰想不想喝一杯。
我给他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拿到客厅给他；他坐在火堆旁边的那张他经常坐的椅子上看书。
他在看的书是戴维·弗洛姆金的作品，一本《欧洲最后的夏季：谁发动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的长条校样。
我准备好晚饭，在客厅中摆好餐桌。家里如果没有其他人，我们便在客厅的火堆旁边吃饭。我发现自己一再强调火堆，因为对我们而言火堆很重要。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约翰和我在那儿共同度过了二十四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们通过生火来给房子加热。我们甚至在夏天的夜晚也生火，因为雾会弥漫进房子。火堆表明我们在家，表明我们划出了一道防线，表明我们这个夜晚是安全的。我点亮了蜡烛。约翰在餐桌坐下之前说他想再喝一杯。我又给了他一杯。我们坐下。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搅拌色拉上。
约翰在说话，然后他不说了。
他停止说话之前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的时候，他问我给他倒的第二杯酒是不是单一麦芽威士忌。我说不是，我给他倒的是第一杯那种威士忌。”很好，”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你不应该把它们混在一起。”在那几秒钟或者那一分钟的另外一个时刻，他在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为什么贯穿了其后的二十世纪。
在他停止说话的刹那间，我不知道我们在谈论的是哪个话题，威士忌还是一战。
我只记得抬头看。他的左手抬起来，浑身瘫软，一动不动。起初我以为他在开一个糟糕的玩笑，想让那难受的一天变得好过一点。
我记得说”别这样”。
他没有回应，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已经开始吃饭，噎住了。我记得我将他从椅背上抬起来，对他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手推哽噎者的上腹部以迫出气管中之异物。。我记得他的身子很重，他向前滑落，先是滑到餐桌上，然后滑倒在地板上。在厨房的电话旁边，我贴了一张卡片，上面有几个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救援号码。我把那些电话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并非因为预料到有这样的时刻。我把那些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只是为了预防这栋楼里面万一有人需要救护车。
别的人。
我打了其中一个号码。接线员问他是否还有呼吸。我说”快点来”。医务人员来了，我试着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完，他们已经把约翰躺着的那一部分客厅变成了一个紧急救护室。他们（有三个人，或许有四个，甚至过了一个小时我还是说不清）中有一个正在跟医院说话，他们似乎正要把心电图传送过去。另外一个人打开了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注射器，他们给他打了很多针。（肾上腺素？利多卡因？普鲁卡因胺？我想起了这些药名，但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我记得说他可能噎住了。有人摇了摇手指，否定了这句话：呼吸管道没有异物。他们好像使用除颤仪，想恢复他的心律。他们可能激起了一声正常的心跳（或者这只是我以为的，我们一直沉默不语，那是一声猛烈的跳动），然后它消失了，又开始了。
“他仍在颤动。”我记得打电话那人说。
“室颤，”隔日早晨，约翰的心脏病医生从南塔基特打电话来说，”他们说的可能是”室颤”，也就是心室颤动。”
他们也许说了”室颤”，也许没有。心房颤动不会立即或者必然引起心跳骤停。心室颤动会。也许他们说了室颤。
我记得自己试图在脑海中理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因为救护人员已经在客厅了，从逻辑上说，接下来应该去医院。我觉得救护人员可能会非常突然地决定要去医院，我可能来不及做好准备。我可能来不及带齐需要携带的物品。我可能会浪费时间，拖他们后腿。我找到了我的手提包，一串钥匙，还有一份约翰的医生给他做的病历摘要。我回到客厅，医务人员已经在地板上摆了一台电脑，他们盯着屏幕看。我看不见屏幕，所以我望着他们的脸。我记得有个人瞟了其他人一眼。他们做了决定，匆忙离开。我跟着他们到电梯，问我能不能跟他们一起走。他们说他们先将轮床推下去，我可以乘坐第二辆救护车。其中有个人陪我等电梯上升回来。等到他和我坐进第二辆救护车的时候，载着轮床的救护车正从大楼前面开走。从我们的大楼到长老会医院的分院（原来的纽约医院）之间隔着六条街。在我记忆中没有救护车的警报声。在我记忆中一路畅通无阻。当我们到达医院的急诊入口时，轮床已经消失在医院的大楼中。有个人在车道上等待。其他所有人都穿着医生的服装。他没穿。”她是病人的妻子吧？”他问司机，然后转向我。”我是你的社工。”他说，我想肯定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了。
“我打开门，看到那个穿着绿色衣服的人，我明白了。我立刻就明白了。”这句话是一个母亲说的。她十九岁的儿子在基尔库克被炸弹炸死，这是她在HBO纪实频道上说的。鲍勃·赫尔伯特在2004年11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上引用了这句话。”但我当时觉得只要不让他进门，他就没法告诉我。那么–那一切就都不会发生。所以他一直说：”太太，我要进去。”而我一直对他说：”对不起，你不能进来。””
救护车和社工的那个晚上过去将近十一个月之后，我在吃早餐时看到这句话，当时我认出这种想法与我的如出一辙。
在急诊室中，我看到轮床被推进一间病房，又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上来推动。有人让我在休息室等待。我听从了。那儿有一道有出入证件才能跨越的线。在这道线后面等待，似乎是。在这道线后面等待意味着我仍有时间对待这件事，我的手提包里面有几张保险卡，我以前没有和这家医院接触过–纽约医院是长老会医院的康奈尔分院，我熟悉的分院是哥伦比亚分院，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在第168号街和百老汇的交界处，至少二十分钟车程，对这类急症来说太远了–但我能够让这家陌生的医院发挥作用，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等他病情稳定之后我可以安排他转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我思考着转到哥伦比亚即将碰到的细节（他将会需要一张有遥测监护仪的病床，最终我还可以让金塔娜也转到哥伦比亚去，她被贝斯·以色列北院接收的那晚，我在一张卡片上记录了几个哥伦比亚医生的寻呼机号码，他们之中有一两个能让这一切实现），当时那个社工又出现了，领着我走过那道需要出入证的线，走进休息室旁边的一间空房。”你可以在这里等待。”他说。我等待。房间很冷，或者冷的是我。我在寻思从我打电话求救到医务人员抵达之间隔了多久。好像根本就没隔着什么时间（上帝眼里的一粒微尘，这是我在休息室旁边的房间中想起的一句短语），但肯定至少也有几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