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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性 : 手淫文化史-电子书下载

历史传记 2年前 (2022-07-11) 1194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现如今,几乎所有无害的性行为都得到公开的宣扬,也几乎所有的性行为都被学者著书讨论殆尽,但当手淫这种最简单、最无害、也最普遍的性行为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时,却难免使人感到尴尬、不安、甚至觉得有些过激。
手淫也许可以算是性学研究中最后的禁区,它绝对不是早先蒙昧年代里的主流性文化。古典时期对手淫不屑一顾;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对性行为的教导中,手淫也很少被提及。事实上,把手淫作为一个严肃道德话题来讨论,可是在文化史上追溯到一个十分精确的年代,这是十分罕见的。
作者拉科尔认为,1722年前后由匿名作者编写的《手淫》的出版正是标志性的分水岭。手淫文化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不仅被启蒙时代那些著名的学者广泛关注,而且被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深深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对手淫文化的研究是现代意义上的。对它的探讨感到忧心忡忡的并不是那些保守分子,而是那些所谓的进步人士。手淫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性行为,无论对成年男女、还是少男少女都具有重大的道得意义。
书中所涉及的内容范围甚广。对手淫的讨论从《圣经》开始,一直到第三次妇女解放运动、概念艺术和网络对手淫文化的影响。该书向读者解释了这种曾一度被认为是低贱而暧昧的性满足行为是如何成为矛盾综合体的全过程,向读者展示了手淫是集现代人性价值和商业社会价值、个人道德自治和隐私,以及创造力和想像力于一身的最佳例证。

作者介绍

托马斯·拉科尔,美国著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教授。著有:《制造性: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时期的身体和性别观念》(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宗教与尊严:主日学校和工人阶级文化,1780-1851》(Religion and Respectability: Sunday Schools and Working Class Culture, 1780-1851)。

部分摘录:
现代手淫可以在文化史上追溯到一个十分精确的年代,这种精确程度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它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一位狂放不羁却又十分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人——诞生在同一年,或者说几乎是同一年。它的出现与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早期作品几乎同步,也与首次股市崩溃发生在同一个时期(读者或许还记得那个经典的笑话——在斯威夫特1917年创作的《格列佛游记》中,他写道:“贝茨先生,我的主人。”;“我善良的主人贝茨先生。”)。这一时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启蒙运动时期。
在现代史上手淫是低俗可耻的。手淫不仅仅是一个会导致实施这种行为的人疲惫、残疾、疯癫甚至失明的问题,还是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它是人类性生活中极特殊的一种。在手淫中,潜在的、不受限制的享乐欲望冲撞着社会道德的制约;习惯性的作为和“再来一次”的欲念挑战着良心和道德的约束。在这里,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欲望和幻想淹没了道德和原则;强烈的自我意识冲破了性欲的荒原,进入到一个手淫者自己幻想出的奢华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手淫一直徘徊于社会的不齿和自我的满足之间。
大概在1708年至1716年间——“1712年左右”——当时的一位匿名作者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有一个冗长的书名,即《手淫;或可憎的自渎之罪,以及在两性中产生的严重后果,对那些用此种可耻手段伤害自己的人们提出精神以及肉体的忠告,并郑重劝戒全国的年轻人,无论男女……》。正是这本书名命名了一种新的疾病,一种具体而完全现代的疾病,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疾病不断催生出罪恶、耻辱和焦虑。作者在书中警告说,“一种频繁出现、且急需矫正的罪恶”正在广泛存在。但导致这种罪恶的却不仅仅是道德败坏这一个原因——“淫秽书籍、交友不慎、爱情故事、色情言谈以及其他导致淫乱和放荡的因素”。无论是什么原因,手淫是一种流行甚广的行为,因为沉迷于此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进行错误的行为,以为这种行为不受良心和社会的约束,不会导致严重后果。
由此可见,无知是导致手淫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由于“放荡”,或是因为“寂寞无聊”,或是通过同伴的引导,一些年轻人开始学会通过手淫来放纵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一举动不仅错误,而且极其有害。手淫行为不为人所知的特点是导致无知的一个原因。“其他不洁的行为往往会被人察觉,而手淫则不会。”手淫的人无须感到羞耻或罪恶,更不会受到传统道德的制约。一个不敢接触女孩的羞怯男孩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自我满足。同样,女孩不仅可以通过手淫“抵制强烈的欲望”,并且可以在“隐瞒自己弱点”的同时,以此为借口来拒绝不合适的配偶。此外,手淫的传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人们错误地认为这种行为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不会像鸡奸者那样被判处死刑,也不会像乱伦或通奸那样会被送进监狱或接受社会舆论的谴责。或者说,至少那些手淫者是这样认为的。手淫是不折不扣的自我玷污行为,除此之外,对于这种令人生厌的,但人们又避而不谈的罪恶的存在再无法作出其他解释。
准确说来,这个长久以来被大众所忽略、却在近代西方对于自我和性的探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问题,可以通过下面的叙述来概括:
这是一种在两性中通存的违反自然的行为。实施者无须通过他人,即可猥亵自己的身体。他们通过各种不洁的幻想,意图模仿并获取感官上的无上快乐。而这种快乐本是上帝为延续人类的繁衍,令男女两性通过互相交融才可获得的。
潜在的手淫者数量很大,“无论男女”,并且无须借助他人。与发生在夜间的鸡奸行为或其他不洁行为不同,手淫者不分男女。在所有非正常的性行为中,手淫是传播最广泛的一种。手淫者只需沉浸于自己“丰富的幻想”,便可获得高潮体验。在后来的300多年里,这种曾经被认为微不足道的行为却越来越能够展现少男少女以及成年男女的内心世界,并对实施者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以及更广阔意义上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那本小册子的作者——虽然匿名,但随后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撰写隐晦色情文学的外科医生——是第一个将“自愿的自我放纵”与《圣经·创世记》中“俄南”(Onan)的故事联系到一起的人。在《创世记》中,俄南没有将他的种子播撒到他的寡嫂体内,而是将它们撒在了地里,并因此被处死。这就是手淫行为的起源。同时,这位医生还认为,手淫所导致的后果将如《圣经》中所述说的那样——死亡。死亡并非是上帝给予的处罚,而是源自于手淫者被扭曲的天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手淫和后来其他的一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犯罪容易,抹去犯罪的印记却很难。那种认为手淫不会被人察觉、不会受到惩罚的看法其实完全是一种错觉。
在某种意义上,1712年前后的这一时期在现代对于性及自我意识探索的历史中,与医学史上的某一片断不谋而合。据前面所提到的那本小册子的作者说,他写作的初衷原本是为手淫者提供一些宗教的疗法。但随后,他将其书交给一位虔诚的内科医生阅读,并告诉他有很多人正在被一种秘不可言的罪恶所折磨,而且对此束手无策。这段遭遇虽无从考证,却从此改变了历史。这位虔诚的内科医生——与作者一样不知其名——“告诉我(即小册子的作者)两种极为有效的药”。一种专门医治男女各种非性病原因的体液外溢、夜间遗精以及排泄时伴随的体液溢出;另外一种则医治各种不育症和性无能,不管是否因性病而起。
出版商瓦热内先生在征询了这两种药的名字后,建议取名为“强力大补药”和“多子多春粉”。而且,这两种药还各有配药,例如,“强力大补药”若与“煎药”或“注射药”同时使用,效果最佳。在这里,医学似乎替代了道德的作用。由于这本小册子难免有推销药品之嫌,作者因此特意在书中声明,是那位内科医生而非他本人出钱印刷了这本小册子,第一次印刷就付印2000本。作者还声称那位医生“因此药而名利双收”。[注:[1]4th ed.,p.63;17th ed.,pp.70-71.我之所以援引这两个版本,是因为第4版是英美两国所有图书馆中所能找到的最早版本。]
令人惊异的是,这种将手淫视为医学疾病并借机赚取高价药费的举动虽然有些令人不齿,但却开创了一门独特的医学传统。这一传统不仅成为启蒙时期医学的柱石之一,而且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现代性学研究。因此,无数的论文、文章、百科全书的词条、各种小册子,甚至包括名人的巨著都将1712年视为一个起点。在200多年之后,当人们逐渐开始怀疑是否手淫真的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时候,一位知名的法国医生依然坚持,他可以找到上百种症状来证明手淫的严重后果。[注:[2]在现代手淫问题研究中最早确定医学作用的是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Robert Hurley译,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该书的第一卷讲述了他如何来治疗手淫。Dr.Pouillet的著作Essai mé dico-philosophique sur les formes,les causes,les signes,les conséquences et le traitement de l’onanisme chez la femme(Paris:Adrien Delahaye,1876)虽然主要针对女性手淫,但也涉及了许多男女手淫者的通用问题。]
但是,这一段医学史所展现的只是故事的一个侧面。就在1712年前后,当时的社会普遍认为,罪恶的行为会导致身体上的伤害。医学被视为是一种道德的指引,是肉体的伦理之道。18世纪时,随着道德规范的制定越来越源于自然而非神圣的宗教权威,道德准则也越来越多地由学校、医生和其他教育者来传播,而并非由教士、牧师来传道。医学的地位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提高。在这种形势下,文化忧虑被理解为医学疾病这种现象也就很好理解了。例如:“文明病”往往是由各种不良行为所引起——过分的奢侈、过多的脑力活动而缺乏身体锻炼、滥用同情心、小说阅读得太多而导致身体或精神紊乱,以及纵欲所引起的各种疾病。其实自太古时期起,过度纵欲就被视作医学问题。因此,最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自1712年起,手淫开始成为医学问题,又或为什么在1920年时,人们不再认为这种行为会致病。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在性欲享乐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的同一时期,为什么手淫这种自我的性享乐追求会成为如此令人困扰的道德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喻示着一种道德转变,这种转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手淫的讨论恰好体现了这一道德转变。
事实上,在手淫不再被认为会残害身体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仍然被视作现代人性生活中与道德紧密相连、并令人深思的话题。即便在今天,情况依旧如此,尽管连最强烈的反对者都已经不再坚持手淫行为会导致失明、疯癫或其他疾病。在过去,对手淫者不仅有道德上的谴责,还有医学上的警告,后者是前者的外在表现。虽然多数人不再认为手淫对身体有害,但对手淫这种孤独的性行为的争议和忧虑(1712年首次出现)却并未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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