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一套全新的中国通史。不是为读者介绍干巴巴的历史事件和知识点，而是发掘中国历史背后的深层逻辑，提供一套崭新的读懂中国历史的认知方法。系列共4辑13册，全景呈现“中国”这个独特而顽强的生命体的演进。
第5册《危机与考验》紧紧围绕东汉帝国的独特运作方式展开论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从秦汉到隋唐之间的过渡有着有趣的历史演进模式，你会看到：
东汉和西汉虽然都是“汉”，但东汉政权的基础是皇帝和世家大族共治；
外戚、宦官和士族三方势力在朝廷上反复拼杀，最终瓦解了汉帝国；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可以在东汉找到源头，那就是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
曹操的崛起可不是因为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因实行屯田而来的强势权力；
王充是一位很特别的思想家，无意中成了汉代儒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关键人物……
作者介绍
杨照，历史学家，1964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兼修考古学和人类学，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研究所，为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师从张光直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人类学。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兼任多所大学讲师，后以历史学术普及和历史写作为重心。杨照现任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常年开设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经典的课程，他的历史创作延续吕思勉、钱穆的治学和教学路径，将艰深而丰富的学术成果以生动通俗的方式传达给大众读者。
部分摘录：
“天人感应”与扭曲的政治运作 从对历史上权力运作的长期观察中，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权力会使人倾向于堕落。人有了不受约束的选择时，会很自然地倾向于选择容易的事，也就是倾向于相信可以让他容易活着的想法。王莽一下子取得了至高的、近乎绝对的权力，而他要应付的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如此艰巨，他很勤奋地按照信念，持续地进行制度改革，至于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在没有固定、严格的检验模式的规范下，拥有权力的人很自然地选择了最容易得到满足的方法。
那就是感应，它也是当时的另一个流行观念。要认真查验一项一项的改革，以因果的模式去查验，即这样的改革产生了怎样的结果，这太慢太累，而且常常得到负面的答案。相较之下，相信并依赖感应，既快又让人安心。
感应为王莽提供了逃避现实的捷径，但这更加强化了改革带来的破坏作用。真实的问题没有进入王莽的意识里，明明帝国乱成一片，他还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中。
史书记载王莽相信“厌胜之术”，这是感应的一种变形。“厌胜之术”是跳过正常因果律的快捷方式，据说它不需要兵器、部队、训练和布阵等辛苦且没把握的程序，就能战胜敌人，只要聚拢对的因素，创造出感应来，它就能让敌人摧枯拉朽般地失败。
社会越乱，局势越不利，这种快捷方式越有吸引力。不用征调或召集一万人，也不用考虑哪个将军有能力，是否够忠诚，是否会背叛，他只需要在宫廷里，按照阴阳五行的“厌胜”原理，仪式性地把各种不同元素摆一摆，就能让敌人消失。多好！
天下大乱，反声四起之际，王莽在做什么？他在找容易的办法打击想象中的敌人。有一天，他在梦中看见长乐宫里的五个铜人活了过来，醒来后，他就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原来新朝会出问题，都是秦朝所铸的这些铜人在作祟。铜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力量？因为他们身上有字，字有神秘的作用。这很简单，甚至不必费力将五个铜人销毁，赶紧除掉他们身上铸的字就解决问题了！
再一次，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最大的敌人是被他取代的刘家人。于是，他就派人到祭拜刘邦的高祖庙里将门窗打烂，这是在威胁高祖：我知道是你们在阻碍我，你们给我小心一点，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做，我会叫你们好看！然后他又派人将元帝的陵墓外面都漆成黑色，以示惩罚和警告。
这样的行为很荒唐，甚至很幼稚。不过，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和信仰环境中，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王莽本来就是相信感应的人，他越依赖感应，现实状况就越是混乱，现实状况越糟，他就越是依赖感应解决问题。
从政治效果来看，董仲舒建立的“天人感应”理论，原本是要以天或天所降下的祥瑞、灾异来引导、制衡皇帝的。然而发展到王莽的时代，感应理论极度膨胀，近乎失控，到底什么现象该如何解释，人言人殊。而且王莽自身浸淫在这个传统里，他会自己解释感应，甚至自己设计感应。
他设计出的一种感应之法，是让自己重新结一次婚。他的理由是自己要“以正治乱”，而一切人间秩序的根本、起点，是夫妇之礼，因而如果可以“正夫妇之礼”，就能引导天下秩序归正。为了发挥这样的作用，皇帝应该做出牺牲，所以王莽68岁时娶了一个新娘，还用最严谨的古法行婚礼，“以正天下”。
王莽娶妻的那几天，天气异常，先下大雨，后来又刮起大风。大雨大风，这很不吉利，应该是警告性的灾异吧？然而群臣上书，纷纷恭喜皇帝“庚子雨水洒道”，即结婚日到来之前，上天先帮忙将街道洗干净了；“辛丑清靓无尘”，即上天还把尘土都吹走了。接着，“其夕谷风迅疾，……诸欲依废汉火刘，皆沃灌雪除，殄灭无余杂矣”。即到了晚上刮了非常的大风，原来它是要将代表旧汉朝的火德一口气通通吹灭，这样旧汉朝就不会再有余伙来作怪了，所以“百谷丰茂，庶草蕃殖，元元欢喜，兆民赖福，天下幸甚”！
下大雨，刮大风都能用这种方式解释，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人间不会有“灾异”，不会有原先董仲舒相信的上天对皇帝的警告了。过去被认定为最明显的“灾异”现象，现在都被曲解成“祥瑞”了。在这个时候，“天人感应”说已经完全变质了。
董仲舒主张“天人感应”，突显天象的重要性，是因为天象不会随着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所以天象被用来约束皇帝。“天人感应”认为天象是人类集体行为的一种客观反映，它使人们摆脱人的主观盲点或自我欺瞒。人没有办法控制天象，如人主观上期待风和日丽，天气不一定就风和日丽，总有人所不乐见的狂风暴雨会发生一样。不随主观而消失，更无法以主观否认、忽略的狂风暴雨等，就被当作人类集体行为的警告。
但在王莽的新朝，人们对天象的解释复杂、扭曲到几乎没有了公认的、客观的标准。连狂风暴雨都能被解释成吉祥的兆头，即天象不随人移转，天象的意义却几乎可以无限地随人的主观意志移转，“天人感应”原始的政治作用也就不见了。
